江西
1958年5月24日，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董其武正在检查第69军第28师的施工准备。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将到工地参加劳动，工地必须提前完成道路平整、工具准备和安全检查，谁也不敢大意。
这支部队原是绥远起义部队改编而来。董其武担任军长后，对部队的训练、思想和作风抓得很紧。那天，他发现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迟迟没有布置任务，当场提出批评。没想到，对方情绪突然失控，冲着他说：“你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危险的因素就是你们！”
话说得很重。
现场一下安静下来。董其武站在那里，脸色明显变了。绥远起义已经过去近九年，他带领部队接受改编、参加抗美援朝，又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和整顿，没想到仍有人把他视为“不可靠的人”。
但董其武没有发火，只是平静地说：“明天的安全工作由我亲自负责，出了问题我承担。”随后，他让各级主官晚饭后到工棚开会，并特别交代，原来的处长仍要参加。
这件事看似是一次顶撞，实质上却触到了起义部队最敏感的神经。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国民党军队改编人员要面对新的制度、新的纪律，也要面对部分干部和战士的戒备。双方都知道，真正的融合不可能只靠一纸命令完成。
董其武对此体会很深。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等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绥远起义之所以受到重视，就在于部队基本保持完整，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傅作义、董其武实现了“完整起义”，董其武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
压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起义之后，旧部如何改造，干部如何相处，军队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关系，每一步都不能操之过急。董其武明白，如果对一句气话立刻严厉处分，容易让部队中的一些人更加相信“起义人员始终被区别对待”。
第二天，中央领导来到工地参加劳动，施工和警卫工作都顺利完成。毛泽东同官兵一起劳动后，第28师选出20名积极分子到北京受到接见。对董其武来说，这不只是一次集体荣誉，也是起义部队真正融入人民军队的一次展示。
可是，那名处长的言行还是传到了北京军区。
当时杨成武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听说后十分生气，认为这种公开侮辱和否定组织的言论，已经不是普通的工作争执，不能轻描淡写处理。很快，一份处理意见传到了第69军，内容包括给予处分，并调离起义部队。
董其武看到后，立即要求暂缓执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追查是谁把消息报了上去，而是亲自给杨成武打电话，请求不要处分这名处长。
“请给他一次机会。”董其武说，“起义这么多年，我还没有改变他的看法，说明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
杨成武听后仍然坚持认为，处理过轻会影响军队纪律，便问他是不是太迁就部下。董其武回答：“连一个顶撞过我的处长都容不下，我还谈什么团结和威信？”
这句话，让杨成武沉默了。
杨成武并非没有原则。他明确表示，若再发生类似事情，必须严肃处理。董其武则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当天批评时态度可能过急，才使对方产生了抵触情绪。
这场争执的结果，不是简单地“不了了之”。董其武要求保留处分意见，同时让部队继续教育、观察这名干部。对他而言，纪律要维护，团结也不能放弃；若把一次失言直接变成政治结论，便可能把一个人推到对立面。
这种处理方式，和董其武一贯的处事风格有关。三反运动期间，他曾主动向杨成武说明个人财产情况，几次提出将有关财产交给国家。周恩来了解后指出，只要财产来源合法，就不能因为本人主动要求而违背政策。毛泽东也曾批示，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清界限，起义前的事情不追究，起义后的问题依照政策处理。
这些事情说明，董其武既有严格的一面，也有强烈的自我约束。他担心自己过去的身份给组织添麻烦，更担心部队因为他的经历受到牵连。因此，面对部下的刺耳话语，他没有只想到个人尊严，而是想到怎样让一支旧部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
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时，董其武还曾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贡献不足，向杨成武提出降低军衔。杨成武劝他，日本侵略者打了多年，绥远起义和抗美援朝又有重要贡献，上将军衔是组织根据功劳、资历作出的决定，不能推辞。
1982年12月22日，中央批准董其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按有关决定计算。此时距离十三陵水库工地那场争执，已经过去二十四年。那个曾经当面顶撞他的处长，最终没有因为一句失控的话被简单定性。董其武用自己的选择，处理了一件小事，也守住了起义部队改造过程中最难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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