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美国夏威夷一家养老院,郭松龄的孙子郭泰来终于见到了病中的张学良。临行前,他本来准备了一面铜镜,却因为行程仓促留在了住处。多年以后回想这次见面,他仍觉得遗憾:“要是当时把铜镜带上就好了。”
这面镜子并非普通礼物。它背后牵着郭家两代人的心愿,也牵着一段持续了近八十年的旧日情谊。
郭泰来抵达夏威夷后,华侨组织曾带他前往张学良过去常去的教堂。那天正逢星期日,按常理张学良应该在那里做礼拜。可是到了现场才知道,张学良因身体状况恶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前往教堂。
几经寻找,郭泰来才在养老院见到张学良。老人躺在病床上,听力和身体都已大不如前。郭泰来走到他身旁,先在右耳边说:“我是郭松龄的孙子,代表全家向您问好。”
医生提醒他,张学良右耳听力较弱。郭泰来立即换到另一侧,又重复了一遍。张学良没有多说话,只是轻轻点头,眼神里似乎有短暂的波动。
郭泰来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既盼望张学良清醒,能够听懂来意,又担心提起往事会让老人情绪激动,影响身体。这个分寸很难拿捏,毕竟来者不是寻常晚辈,而是郭松龄的后人。
在张学良漫长的人生中,郭松龄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两人相识于奉天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毕业于陆军大学,后来担任讲武堂战术教官,张学良则是正在学习炮兵的年轻学员。
一个治军严整,一个出身显赫却尚显稚嫩。郭松龄看重张学良身上的进取心和爱国意识,张学良则佩服郭松龄的学识、能力与办事作风。两人既像师生,又像朋友,偶尔争得面红耳赤,转过头却仍能并肩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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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曾拿这段关系打趣张学良:“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在一起,你大概吃什么都要惦记着他。”这句玩笑虽带有调侃,却说明两人的亲近已经超出一般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后来进入奉军核心,郭松龄也随之得到重用。1920年,张学良毕业后担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不久升任旅长。张学良年轻,军务经验不足,许多具体事务便由郭松龄操持,包含部队训练、人员任用、作战筹划和日常调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奉军重新编组,张学良担任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两人配合紧密,部队战斗力明显增强。对张学良而言,郭松龄不仅是得力助手,更像一位替他补足经验的长者。
矛盾也由此埋下。郭松龄早年接触过民主革命思想,对奉系内部的军阀作风并不完全认同。随着地位上升,他与奉系其他将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在用人、治军和政治方向上都存在冲突。
1925年11月,郭松龄起兵反奉。他并不愿意与张学良彻底决裂,甚至希望这位学生兼好友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可张学良面对的,是一边为老师和朋友,另一边为亲生父亲与奉军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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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后来曾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对这样的选择,确实极其艰难。郭松龄最终失败,夫妻二人在1925年12月被杀。张学良得知消息后,曾试图设法营救,但电报尚未发出,悲剧已经发生。
据其副官周文章回忆,张学良看到郭氏夫妇遇害的消息后,跺脚叹息,只说了一句:“完了。”有关尸体照片和文件送到总部时,他还批示焚毁,不愿再看那场惨剧。
1926年6月1日,张学良致信饶汉祥,写下“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并痛悔自己在事前不能察觉、事败不能援手。这封信里的自责,后来一直伴随他。
郭松龄夫妇没有留下成年的儿子,张学良曾到郭家致歉,并从郭任生一支中选择年仅6岁的郭洪志,过继给郭松龄。郭洪志正是郭泰来的父亲。这个安排,使郭家与张学良之间多了一层难以割舍的亲缘。
郭洪志成年后始终盼望能亲自见张学良。1990年,张学良恢复较多自由,郭洪志便产生了赴海外探望的念头,还准备送一面铜镜,取“镜可鉴人”之意。不幸的是,同年他患白血病去世,愿望未能实现。
1993年,郭泰来买下那面铜镜,替父亲保存下来。他原以为总会有机会亲手交给张学良,没想到2001年的会面来得突然,礼物终究没有带在身边。
临别时,郭泰来对病床上的张学良说:“下一次我还来看您。”两个月后,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这次短暂相见,成了郭泰来与这位家族旧交之间唯一的一面。
铜镜没有送到张学良手中,却没有被遗忘。2016年8月7日,郭泰来在沈阳与张学良的长孙张居信见面,将保存多年的铜镜转交给他。张居信则赠送了一件大帅府影壁砖雕“鸿喜”二字的复制品。
一面铜镜,隔着三代人,终于完成了迟到多年的交接。只有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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