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治均去世同一天，又一文化名人被曝离世，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26年10月下旬的北京，秋意凛冽，落叶纷飞，文艺与学术界接连传来令人扼腕的消息。

10月26日，两位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逾六十载的九旬长者，在同一座城市悄然谢幕，生命之灯于同日熄灭。

国家一级演员、第21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得主戈治均先生，享年90岁；另一位是毕生扎根讲台、伏案古籍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李永祜先生，享年92岁。

两条轨迹迥异的人生路径，竟在同一个深秋之日，以同样静默的方式抵达终点。

当流量逻辑席卷一切、热搜榜单轮番更替的当下，他们用一生书写的答案，恰如一声沉厚钟鸣，直抵时代心弦：

真正能穿越光阴而熠熠生辉的，并非喧嚣一时的浮光掠影，而是甘守清寂、千锤百炼的真功夫。

半路出家的西北戏骨

提起戈治均老先生，熟悉中国电影史的观众，几乎一眼就能唤起记忆中那张饱经风霜却极具辨识度的脸庞。

那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面孔——眉骨高耸、颧骨分明、皱纹如犁沟般纵横交错。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被无数观众称为“活化石级表演艺术家”的老人，青年时代从未踏入过戏剧学院的大门。

戈治均1936年8月生于山西一户普通人家，后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主修水利工程专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名校科班出身的水利人才，手握的是实打实的“金饭碗”。

只要按部就班完成学业，分配至大型水利设计院或重点工程指挥部，安稳体面的一生便已铺就。

但戈治均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那是舞台灯光照进现实的光热，是角色命运叩击灵魂的回响。

1960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毅然告别实验室与图纸，转身走进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大门。

1964年，他又调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从此将全部身心交付于话剧舞台与银幕之间。

没有系统训练，没有名师指点，戈治均靠的是最原始也最扎实的方式：演、写、导、学，样样不落。

他在剧团里主动承担各类角色，从龙套到主角，从后台搬景到前台调度；业余时间埋头写作，改编地方戏曲剧本；还悄悄观察导演排戏，记下每一句调度口令与走位设计。

西北各地巡回演出途中，他随团辗转于窑洞、礼堂、露天操场之间，在真实生活气息中揣摩人物神态，在群众目光注视下打磨台词节奏。

几十年如一日，他只专注一件事：如何让舞台上那个“人”，呼吸可闻、悲喜可触，而非程式化、脸谱化的符号。

正是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沉淀，使他在陕西人艺的漫长岁月里，由一名工科转行者，蜕变为兼具生活质感与艺术深度的实力派演员。

这份厚重积累，也为后来中国现实主义影像创作，储备了一位不可替代的“人间镜像”式表演样本。

六十五岁捧起金鸡奖

时光流转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迎来一轮回归生活本真的浪潮，戈治均数十年如一日的舞台积淀，终于迎来银幕绽放的契机。

1992年，张艺谋执导《秋菊打官司》，邀请戈治均出演基层民警“李公安”。该片大量采用纪实手法拍摄，许多场景直接取材于陕西农村街头巷尾，围观群众皆为真实村民。

若表演稍有失真，镜头瞬间便会崩塌。

而戈治均站在镜头前，穿着洗得泛白的旧警服，斜倚自行车后座，一边听老乡絮叨家长里短，一边慢悠悠吐着烟圈，眉头微蹙却不失温度，语调平缓却暗含分寸。

影片上映后，不少观众误以为这位“李公安”真是当地派出所退休的老干警，甚至有人专程前往拍摄地打听他的去向。

能把虚构人物演得比真实更真实，这背后是对生活肌理长达数十年的凝视与咀嚼。

此后数年间，陈凯歌、黄建新、吴天明等导演纷纷邀约，将他视为现实题材作品中最值得托付的“定海神针”。

他相貌平凡，却总能在小人物身上注入令人动容的生命力；他极少担任主角，却每每成为整部影片的情感支点与精神锚点。

直到2001年，六十五岁的戈治均主演了由杨亚洲执导的小成本影片《押解的故事》，饰演一位经验老到、内心温厚的押解警察。

凭借这一角色，他一举摘得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桂冠，成为该奖项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影帝获得者之一。

六十五岁才站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领奖台，这在中国影坛极为罕见。

真正的艺术无需炒作加持，只需一个契合的角色，一位沉潜多年的匠人，便足以用真实的力量，撼动万千观众的心灵。

同日远行的学界泰斗

就在文艺界为失去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而深深惋惜之际，首都高校圈亦传来沉痛讣告。

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官网发布消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祜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两位文化大家在同一日、同一城相继辞世，仿佛命运悄然写下的一则庄重注脚。

相较于戈治均活跃于荧屏之上、广为大众熟知，李永祜先生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显得格外沉静。

然而，在明清小说研究特别是《水浒传》版本学领域，他的名字如同一座丰碑，矗立于学术高地之上，无人可以绕行。

李永祜少年时就读于山东乡村小学，后升入济南三中接受基础教育。

195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新中国早期中文专业培养的骨干力量。

彼时北大中文系群星璀璨，游国恩、王瑶、林庚等一代宗师亲授课程，教学强调文献实证、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

五年求学期间，他养成了“凡引必核、凡论必据、凡疑必查”的严谨学风，奠定了终身治学的根基。

1960年毕业后，李永祜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任教。

后因高校体制调整，他曾于1972年至1979年间先后执教于山东德州师范专科学校与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

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随身携带的不是行李箱，而是几大捆手抄教案与批注本；只要还有讲台，他就坚持把《诗经》的韵律、《楚辞》的气象、《水浒》的结构，一字一句讲给年轻学子听。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李永祜重返北京，回到人大中文系，从此再未离开。

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他将后半生全部精力倾注于古典文学教学改革与大型古籍整理工程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冷板凳上死磕水浒传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表面看是焚香展卷、吟哦推敲的雅事，实则是日复一日与尘封典籍搏斗的硬仗。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巅峰之作，流传版本浩如烟海：嘉靖本、万历本、容与堂本、贯华堂本……各版本文字差异巨大，情节增删频仍，连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乃至出场顺序，在不同刊本中均有出入。

李永祜偏偏选择迎难而上，以《水浒传》为突破口，展开对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流变的系统攻坚。

他亲自奔赴全国二十余家重点图书馆，搜集明清两代现存所有重要刻本、抄本、批校本，带回办公室逐一摊开比对。

某字是否为避讳改写？某段是否系清代书商伪托添加？某回目标题是否存在后人篡改痕迹？他均以原始文献为依据，逐条考证，不留一处含糊。

这项工作枯燥漫长，但他甘之如饴，连续十余年未曾中断。

最终，由他主持点校的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公认为当前最权威、最可靠、最具学术价值的通行本，成为高校教学、科研引用及普通读者阅读的首选底本。

除《水浒》外，他还长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牵头开展宋元明清善本抢救性保护项目。

面对虫蛀霉变、纸页脆裂的千年典籍，他带领团队实行三班倒制度，在恒温恒湿库房中彻夜奋战，成功修复并数字化保存珍贵古籍三千余种、五万余册。

他主编的《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奁史选注》《元曲精品》，以及精心选注的《历代文选》，至今仍是全国高校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不可或缺的核心教材。

李永祜一生淡泊名利，从未追逐所谓“学术热点”，也未曾参与任何商业出版运作。他在象牙塔深处默默垒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传承中最坚实、最不可替代的学术基石。

喧嚣时代呼唤慢功夫

细细梳理两位前辈的人生轨迹，会发现他们虽身处不同场域，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质地。

他们这一生，赢就赢在一个“守”字上——守住良知底线，守住职业尊严，守住对技艺的敬畏之心，把手中那件事做到极致。

反观当下部分文化生产现场，节奏越来越快，标准却越来越松。

有的影视从业者拍戏前不研剧本、不查史料，依赖AI生成台词、绿幕抠图拼接画面，只求镜头“好看”、数据“爆表”；

有的学术工作者热衷制造概念术语、堆砌空洞框架，论文数量年年攀升，原创思想却日渐稀薄，愿意花八年时间校勘一部古籍的学者，已成凤毛麟角。

戈治均与李永祜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类速成思维最沉静也最有力的回应。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专业主义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不是姿态，而是习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生践行。

所谓真正的专业高度，从来不是靠捷径抵达，而是靠无数个日夜的笨功夫、苦功夫、真功夫，一寸寸夯实而成。

经典与精神永不退场

即便步入暮年，两位老先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热情与文化自觉。

李永祜教授虽已退出一线教学岗位，但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每日挥毫泼墨，临习颜柳、研读画论，在笔墨丹青间延续着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切体悟。

戈治均则始终牵挂着陕西文艺生态的发展，每逢青年导演携现实题材剧本登门请教，他总是放下手边事务，逐场分析人物心理、逐句推敲台词语气，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半世纪舞台经验。

2026年10月26日，两位历经风雨沧桑的文化老人，在同一天平静合上了人生最后一页。

他们的离去，带走的不仅是个体生命，更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温度、厚度与韧度。

但请相信，他们并未真正远去——

只要《秋菊打官司》中那位骑着旧自行车穿行乡野的“李公安”，仍在银幕上为百姓奔忙；

只要书架上那套由李永祜点校的《水浒传》，仍被新一代学子翻阅、批注、讨论；

只要还有年轻人愿意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追本溯源、精益求精；

那么，戈治均与李永祜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就永远鲜活，永不退场。

在这个崇尚速度、追逐效率的时代，他们用一生行走的姿态昭示世人：

唯有俯身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成林；唯有耐住寂寞深耕，方能结出穿越时间检验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