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 崇公抑私：公共性与宗族性村庄的社会治理

公共性在行为层面是一种将资源公共化、对资源进行整合与融通的机制，在价值层面则意味着对“私”的超越。在公共性的影响下，“私”的强大本身不再具有孤立的意义，因此“私”与“私”之间展开竞争的必要性被削弱，“私”被“公”所吸纳，个体行动只有指向“公”的集体才具有社会性意义。公共性将形塑出具有弱竞争性和保护性的村庄社会运行逻辑。

一、一切从简的社会互动

由于“私”的孤立性强大不具有社会性意义，宗族性村庄社会的竞争性不强，社会互动更加偏向于体现其价值性和伦理性的一面。弱竞争性使社会互动中的社会标识性不再有必要，因为社会互动不是为了向社会进行符号性的展示，而纯粹是为了满足价值性和伦理性的需求。在Z村，一切从简的社会互动，从以下现象中体现出来：

一是，坟不立碑，墓葬方位只由需要对其进行祭拜的人员所掌握。因为不进行祭拜的人肯定不是族人，他们也不需要通过墓碑了解墓葬所在。而进行祭拜的人肯定通过扫墓而身体性地掌握了墓葬方位等信息，再加上不需要与其他族人竞赛墓葬的修建规模，因此埋葬方式从简。

二是，人情随礼金额少，规则性强，主要体现互助功能。白事随礼，看主家经济情况而定。主家穷就多随礼。如果去世者不是至亲，随礼至多201元，至少21元或51元（加1元的原因是：白事不能成双，好事才能成双）。红事随礼，一般在1000元以内，交情深的朋友一般随礼200、300多元，很少随礼400元以上；至亲最多给880元，一般是给240元、380元或420元。过年给小孩包红包也是从简，最多的红包是100元，一般都是包20元、40元、50元。人情随礼方面，不存在相互攀比。

去竞争化的人情规则之所以能够得以传承，与村庄社会低度分化和强同质性、低利益密集度、与外界社会相对隔绝的交通，以及村民对村庄的价值归属和向心力等有助于维持村庄公共性的因素有关。人情规则的去竞争化，也保护了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弱者，使其也能够有机会参与人情互动，并通过带有互助性质的人情互动获得生活的被保障感，从而遮蔽和掩盖了村庄社会层面的分化。

二、去竞争性的村庄选举

Z村所在乡镇的镇委书记说，镇里很多村的村支书都是“嘴上说，我不想干；实际上，都是很想干的”。因为当了村支书，“村民让你抽根烟，让你摘两条瓜回去煮，摘两个荔枝回去吃”，都是极有面子的事情。并且，如果村支书本人还统揽工程，有村支书这个身份背书，也更容易获得社会信任。

然而，“想当村支书的人并不少”却并没有使村庄选举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性。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宗族性社会的公共性特征有关：

一是，村庄选举嵌入熟人社会，社会评价成为参选的前置性条件，想当村支书的个人意愿服从于社会舆论。比如在Z村，参选的人心里会评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印象，“平时旁敲侧击问几个人觉得自己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

二是，规避对比，回避社会性竞争。比如参选者如果参选失败，走在路上都会觉得被别人看不起。他们害怕被别人说“你连那个谁谁谁都不如”。

三是，社会利益稀薄，缺少竞争标的物。Z村统揽工程的村民毕竟还是少数，村民通常会因公心而获得面子，而不是因当上村干部本身而获得面子。村民的主要产业还是茶叶种植。在当上村干部并不产生利益增量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当上村干部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村民甚至于认为“选举还没有地里的茶叶重要”，因此“要是集中起来选举，要演讲许诺一些愿望，那就选不成，因为村民忙得要死，采茶太忙了”。

四是，不存在拉票，竞选者也不积极走动。选举村委会干部，首先是由党员大会投票推出6名候选人，再选出5个人。支委选举稍微激烈一点，但票数的差距也不会大得离谱。党员数量在上下片之间基本对半，如果出现姓氏集团内选，票数不会过半，那就一个都选不上。竞选者不拉票，因为拉票就需要自我宣传，这是对个体价值性的抬高。在个体价值依附于公共性价值的村庄里，公共性价值是从日常生活中逐渐生产出来的。村民对某个人是否具有公共性人品的印象在平时早已形成，并不是靠临时拉票所能改变的。

五是，选举人服从党支部权威，村民参与不积极。在选村委干部时，选举组织者会抱着流动票箱走街串巷，让村民在空白选票上填写候选人名字。组织者会有9-10人的推荐名单，但村民可以填写名单之外的人。村委会在早先就会了解村民的基本意愿，因此村民想选的人名字基本都会出现在推荐名单中。村民投票后，前6名成为候选人。然后村民再投票，从6人中选5人。一般选票差距很大，有的人只获得1-2票，“这就给人内定的感觉，村民觉得你支委的那5个人都选好了，现在就只是走形式”（支委选出来后公示，一个星期后就选村委），因此村民往往会以消极的态度照搬支委人员名单填写进去。

六是，村庄利益同质性大、社会分化小，公意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Z村村民的公共治理诉求本来就不多，而修路成为他们的共同诉求。村民认为，“能把路修起来的，就是一辈子的好干部。村民觉得一辈子就受制约于这条路”。因此，竞选者不可能在治理目标上产生具有竞争性的分歧，村民在“什么人可信赖”的舆论指向和能力期待上都具有一致性。

因此，村庄选举的去竞争性，表明宗族性社会中的竞争不是以竞选村干部为载体的个体性竞争。不过，宗族性社会也不是不存在竞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是一种集体性竞争，比如发生在两个片之间的竞争，或者发生在Z村与邻村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可以转化为村内个体与村外个体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也是集体之间的代理性竞争。比如Z村一向与邻村J村相互比较，因为整个乡镇最开始就只有Z村与J村种茶叶。村民说“以前都是我们自认为比他们强，到老了却被他们压一头”。这种集体性竞争就会在“人家书记修路这么漂亮，我们这村书记怎么不行？”的话语下，转化为两个村的村支书之间的比较和竞争。

三、基于公共性的民主自治

首先，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观念，有助于“集体”组织者的生产。这种日常公共性观念，包括：

一是，要求个人保持个人的本分、不能不劳而获，承认劳动的价值，将劳动作为获得名声的评价标注，比如村民说“拿低保不是好事，年纪轻轻不劳动，吃低保没有面子，名声不好听”；

二是，要求穷则济私、达则济公，在外面打拼是为了光宗耀祖、荣归故里，认为人生意义在“公”之中，个人财富需要社会化之后才有意义，比如村民说，“照顾家里的穷亲戚，大家就会赞美他”，“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资助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的孩子读书，就受人尊敬，说到他，村民大拇指比较多，而他本人家境也一般”，“有能力就要落叶归根，有钱不忘本就有威望，村民就会记得你的恩情。否则就会遗忘这个人——没有口口相传的事迹，人也不留、名也不留，就被人遗忘了”；

三是，要求处理事情公平公正，村民说“以公心为出发点做事，日积月累，大家都能看得到，都能信服；如果夹杂私人感情，做出的决断别人就会不服”。由于公共性成为村庄社会的潜在规则，村民认同村庄内不同层级的“公”，就有能力将具有公心、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并做出贡献的积极分子识别出来。

其次，具有“公”的特质的人，再去号召组织开展公共事务，就会自然具有集体组织能力，同时扩展具有“公”的特质的人群范围。这是因为，扶弱济贫、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为公共事务做贡献，成为评价一个村民是否“有面子”的评判标准，这也表明村民对于公共性的看重。而村庄中的每个人，不论贫富，都有可能通过对私人利益的超越而成为被集体认同的有威望的人。因而具有“公”的特质的人就会在组织带动中将这种特质扩散开来，引导更多个体为集体的公共事务而付出，将个体吸纳到集体行动中去，进而生产了“集体”。

相比之下，这种将具有“公”的特质的人不断再生产并形成人人为“公”做贡献的集体的机制，不存在于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

华北地区的“公”不具有宗族性社会的超越性，而仅仅是私人关系的集合、汇聚和节点，但这种结构性位置往往不可复制。因此华北地区具有“公”的特质的人，通常意味着具有公共身份的社会性权威，比如知客——他们是红白事中懂得仪式，并以此与不少村庄个体建立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具有“公”的特质，不是基于他们对于集体的付出，而是基于他们作为个体与每一户村民的个体性关联。村民认同“公”，通常就是认同处于结构性节点位置的具体的人。

而在华中原子化地区，“私”很强大，个人有能力、有钱、有社会关系网就等于有面子，但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对于面子的评判标准。因此，强大的“私”无法转化为威望和社会性权威，也就无法转化为对集体行动的组织权力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

最后，“化私为公”和“以公抑私”是形成民主协商式治理秩序的主要手段。“化私为公”的转换关键在于人情机制，即通过人情对“私”进行控制。然而在Z村调研发现，人情的转换机制存在不确定性，导致“成也人情、败也人情”的情况出现。也就是说，由于人情所联结的双方在强势程度和主动性方面存在差异，人情既可能消解权力，也可能转化为权力。因此我们需要对人情进行质性判断，而不能对人情进行多或少、有或无的量化判断。

具体而言，人情转换机制的运行存在两种场景：

一是，如果群众相对强势、村干部相对弱势，则村干部极易被遵循生活逻辑的群众意志所吸附，人情就可能消解权力。村民常说，他们与村干部太熟了，所以没有距离感，可以不理村干部，这导致村干部没有了对村民的支配力度。该逻辑可以概括为“因近而弱”，此时乡镇干部就可能“因远而刚”，对村干部进行刚性补位，比如乡镇工作组下村协调钉子户，乡镇治安队也进村帮忙。

二是，如果群众相对弱势、村干部相对强势，则群众就会被遵循治理逻辑的村干部意志所吸附。在此情境下，人情就可以转化为治理权力，作为治理杠杆撬动群众与干部的连带感与同调性，最终达成治理合作。该逻辑可以概括为“因近而柔”，即人情发挥了将刚性的行政意志柔性化并与社会接受度相对接的作用，有助于政策的最终落地。然而，上述两种场景在Z村治理中交替出现，因为群众是分化的，“有的不识好歹，有的听话”。换句话说，有的村民认可私人逻辑，有的村民则认可公权力。

因此，人情治理存在私人互动的不确定性。此外，人情面子与行动之间的逻辑其实是断裂的，面子不一定会传导为行动。比如Z村有的村民当天因为村干部做工作而答应第二天打疫苗，但又在第二天躲了起来。这些都使“化私为公”未必一定成功。此时，就需要通过“以公抑私”的逻辑进行治理互动。“以公抑私”的关键在于“公”的生产。

Z村调研发现了三类“以公抑私”的展开场景：

一是治理主体方面的“以公抑私”。比如产生于同一个片内的3名村干部组成一个固定搭配，要做村民工作时通常是3人一起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村干部范围内“以公抑私”，即3个村干部之间可以综合考量工作方案和说话策略；

第二，在工作过程中“以公抑私”，即使遇到工作对象是某个村干部的亲戚，多几个村干部去在现场协商，就会显得更加民主和公平；

第三，也就是在工作结果方面，能够成功以村干部的“公”抑制村民的“私”。

此外，村庄内由同一个片内有威望的老人组织而成的“老人组”，以及由产生于房头的村民代表组织而成的“村民代表大会”，这些治理主体的存在都有利于形成一种“以公抑私”的社会动员结构， 这种社会动员结构能够沿着公共性的圈层结构，以“从老年人向年轻人、从村内向村外”的方向而组织化地扩展，比如年轻人受到老年人行为的感召而加入集体行动，或者在外打工的村民受到村内留守村民代表的感召而参与捐款等。于是年轻人和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在具有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的带动下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

二是公共品供给目标方面的“以公抑私”。“公”的生产需要公共品供给目标的设定“对下不对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村庄社会某一公共层级的公意。比如祠堂维修，至少能够反映一个姓氏集团的共识性利益；机耕路修筑，能够反映一个聚居片的共识性利益；村道拓宽，则能够反映一个行政村的共识性利益。在公共品供给目标“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继而作为反映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公共品供给目标就具有了公共性，因此能够抑制不交钱、不合作的少数村民。

三是生产资源再分配过程方面的“以公抑私”。通过再分配生产资源而生产公共性，突出体现在Z村对鱼塘边集体土地的公开竞标承包案例中：村干部先出竞标公告，张贴在菜市场和村民必经之路，定时间在村民公开竞标。起标定为10年500元，村民用小纸条写价格，价高者得。这样就生产了土地资源再分配的公共性，抑制了恶意抬价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保证了竞标过程的公平性。

基于公共性的民主自治，能够因对接大多数村民的需求而产生治理有效性，能够因充分动员社会而降低治理成本，也能够因工作方式的公平性而保证治理成果的稳固性。由于看得到治理效用，村民都愿意当村干部，进而形成了村级治理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