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一切发生，是一个人最通透的活法

允许一切发生

是一个人最通透的活法

人生里，总有一些事情不由我们选择：死生存亡、穷达贫富、毁誉得失，以及日夜交替、世事变迁……面对这些无法掌控的遭际，我们常常以为，通透就是看淡一切……庄子所说的并不是麻木，也不是消极地听任命运摆布，而是在变化之中保持内心的和，在接纳万物的同时不失去自己。

允许一切发生，不等于认同一切，更不等于被一切带走。它意味着承认世界有其不可知、不可测、不可奈何的一面，也意味着不把内心的安定交给外在境遇。杨立华老师在《庄子哲学研究》中，从“命之行”“灵府”和“无知之知”出发，揭示了庄子式通透背后更深的哲学基础：任万物往来变化，而心中自有春意。

本文来源：《庄子哲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杨立华

一、在“命之行”中守住内在之“和”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

无穷尽的偶然的物的变化，是“命之行”。“命”这个涵盖了一切从根本上讲无法掌控的遭际的概念，被与“日夜相代乎前”的单向度的时间关联起来。事变之偶然与时间之必然纽结在一起。《齐物论》中有一段，与这句话相类：

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两相比较，则可发现“死生存亡”等大体上属于客境，“喜怒哀乐”等则属于主观的情态。前者往往构成后者的原因。“知不能规乎其始”即“莫知其所萌”，各种主观、客观的偶然变化以及时间的必然流逝都是不知其所由来的。

既然不知其所由来，则在自主的范围之外；既是不能自主的，则不应该为其所动。能够不为种种内在、外在、偶然、必然的变化所动的，要么完全跟这些变化无关，要么就只能是贯穿于所有变化又始终保持自身同一的东西。庄子所说的无疑是后者。

在这一段话里，庄子用“和”和“灵府”来称谓这贯穿始终的自身同一者。“滑和”之“滑”是乱的意思。“灵”有积极、能动的意思，“府”则是收藏义。始终自身同一的，不是僵死的同一，而是丰富活跃的、不可扰动的“和”，是积极能动的蕴藏。“府”的收藏义凸显出了始终自身同一者与一切变化的关联。

清·石涛《清湘老人写枝山诗意册》，题诗中说：何须世外觅樵渔，且向空山任起居，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的“之”指代的应该是“死生存亡”等“事之变”。贯穿始终的自身同一者使得“死生存亡”等表面看来相互隔断的境域“和豫”，“通而不失于兑”。“和豫”强调的是对分隔和对立的消解。“兑”即是悦。

“通”与“兑”相对。“通”指的是相隔的双方与对方相融相合的方向，“兑”则指停留在自己局部的自足当中。“通”和“兑”都以隔断为前提，“通”指向的是对分别的超越，“兑”则指向对由分别而来的个体性的保持。悦总是根源于某种个体的自足。

“郤”者，间也。“使日夜无郤”，即超越日夜的分别、隔断，使之“通为一”。此“日夜无郤”正与前文“日夜相代乎前”相对反。日夜为天地之变中相对相反之大者，尚能通贯为一，何况其他的具体事物的“死生存亡”呢？

“死生存亡”既通为一，则何往而非新生呢？由此，则继继不已的创生都根源于这普遍的大心了。由直接的主体性出发达到的普遍者和绝对者，必定是心灵中超越个体的自身同一者。

二、从主体的自觉走向“无知之知”

庄子的哲学思考是以主体的直接性为出发点的。主体之为主体，最根本的在于对自身存有的同一性的自觉。维持自身同一，意味着不在他者的影响下发生改变。不为他者的变化所动，也就从根本上去除了被动性，所以是主动者。

当然，主体不能仅仅是自身同一的自觉者，如果仅是自身不为所动，那就有可能成为孤立的、全无作用的“自在之物”。从庄子对至德者的主宰性的一再申说看，万物之本根作为恒常的自身同一者对万物之存有和变化是有支配作用的。

从主体的直接性出发，能够确定的只有对自身存有的自觉，客体的存在还根本无法得到证实。在这个环节，庄子哲学跨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即由不知或无知来确证客体的存在。

在庄子那里，一切具体的知都是有限的、不确定的，同时是对自己本质上的不知的彰显。即使达到像庖丁那样对牛的结构肌理默会神知的程度，仍然有需要“怵然为戒”的不知之地。只有不知或无知才是确定和普遍的。换言之，无知之知才是最具确定性的知。不知至少有两个层次：其一，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其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明·沈周《写意册》之《庄周梦蝶图》，题曰：“庄生苦未化，托此梦中蝶。我画梦中梦，浮世寓一霎”。

《齐物论》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有以为未始有物”，是怀疑式的表达。既不能确定无物，又不能确知有物。因为只要确定知道，就不再是不知了。这是不知的最高形态。最高形态的不知之知，没有认识的对象，也就谈不上所知的内容。

这一层面的不知之知，只能是一种呈露——完整地呈露出绝对的客体。由于这绝对的客体是绝对待的，所以必定是唯一的、无限的和普遍的。绝对客体跟主体是有本质关联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不知其实已经有了对象和内容。这个层面的不知不仅确证了作为客境的客体的存在，也部分地彰显出了客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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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可奈何之中理解秩序与主动

我们所不知的，也就是无法掌控的。客境在整体上呈显为不可奈何的偶然的“事之变，命之行”。在庄子那里，不测的、偶然的变化之统体又体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侧面：不可奈何的偶然、“以隶相尊”的秩序和不得已的道德命令。三者都根源于贯穿一切变化的主体的自身同一。

不得已的道德命令出于主体的个体性自觉。自觉地接受自身的存有的被动性，是个体层面的主动性的充分实现。这个侧面的强调，为人间世的人伦和政治秩序的必要性确立了哲学上的基础。

宋·李唐《濠濮图》（局部），画中内容源自《庄子·秋水篇》濠梁观鱼，天津博物馆藏。

主宰者和被主宰者之间如果是完全意义上的决定和支配的关系，那么主宰者和被主宰者就是直接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论的世界观其实意味着一切自由和自主的彻底消解。

不可掌控的偶然，其实就涵括在自身保持其不为所动的同一、同时又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真宰的内涵当中。

从根本上讲不具确定性的世界之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秩序性来，是因为贯穿于一切变化中的主体的自身同一。不测的变化当中的同一性，就是秩序的本质。

“安之若命”绝不是油滑的随顺，也不是放弃努力。既然命运本身不可测，所谓“随顺”也无从谈起。

当然，一切经验层面的规律性关联，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普遍必然的。

愿我们都能在无常的世事中，

保有一颗不被轻易扰乱的心。

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

接受得到，也接受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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