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坟头蹦迪，你受得了？（墨子独家）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以礼乐治天下，可现在呢，婚礼上猥亵新娘，葬礼上坟头跳脱衣舞，没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相比春秋的礼崩乐坏有过之而无不及。

究其根本，同样是因为上层建筑没有跟上经济基础。

春秋时铁器和耕牛的推广，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之前的井田制生产关系成了束缚，土地私有化开始，于是基于井田制的周礼逐渐不合时宜。

当今中国生产力同样大发展，丰衣足食都不足以形容，堪称千古未有。

而民间依然沿用几百年前的礼仪习俗，显然早已不合时宜，现在是该让它与时俱进的时候了。

《礼记·礼器》讲了礼的制定与运用，核心原则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所谓“时为大”，说的就是礼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阶段，可见自古以来礼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作为礼仪的祖师爷，他更新礼的方式也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告诉后人也要这么做，所以“百世可知”。

不过在分析礼之前，要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礼”的精确定义是什么？

很多人把“礼”简单理解为礼貌或仪式，这就太狭隘了，礼的范围要大得多。

甲骨文中最早出现“礼”，本字写作豊，没有“示”旁。

下半部分不是“豆”，而是“壴”，一种古代祭祀用的鼓类礼器。

上半部分是两串玉（珏），装在器皿中。

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把玉盛在器皿上，献给天地祖先，引申为祭祀。

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后，面对自然灾害、狩猎结果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于是通过固定的祭拜动作、献祭程序来祈求神灵庇佑。

这就是祭祀的由来，也就是最早的礼。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演化出了食物分配规则，狩猎收获后按身份、功劳分配，避免内斗。

这一点跟许多社会性动物没什么两样，像狼群、蚁群、蜂群，都有一套固定动作来维持等级、避免冲突。

例如，地位低的个体向首领做出顺从姿态，就能避免被攻击。

这种仪式化的行为信号，可以看作“礼”在动物阶段的雏形，是一种低成本维持群体稳定的机制。

《礼记·礼运》追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这正反映了礼从饮食分配、祭祀活动中萌芽的过程。

所以礼自从诞生以来，就覆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

不仅东方有礼，西方也有类似的东西，他们叫“自然法”，与之对应的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法律（实在法）。

西塞罗，古罗马的自然法之父，说“真正的法是符合自然的正当理性，它普遍适用、永恒不变，它以其命令召唤义务，以其禁律制止罪恶。”

天主教官方的“天使博士”阿奎那说，“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的，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

我们这边《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

又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这么看来，对于礼的认知，东西方殊途同归。

当然，虽然礼和自然法的底层异曲同工，但范围却天差地别，自然法只是礼的理论部分，而礼还包含了复杂的实践指引。

理论是一成不变的，但实践要与时俱进。

商代重鬼神，凡事占卜，周人代商后，面临如何解释“小邦周克大邑商”的合法性问题。

于是周公旦将礼从事神转向治人，建立了一套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礼乐制度。

这一变革让礼从宗教升华为社会政治制度，也从此彻底根除了华夏大地的宗教土壤，使得中华文明比之西方升高了一个维度。

这种制度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可预期的合作框架。

人们知道在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减少了猜忌与冲突。

等级秩序让决策集中化，提高应对危机的效率。

消除了神秘主义的仪式，不但能够强化群体认同，增强内部凝聚力，还大大节约了成本，减少了迷信带来的损失。

因此，礼作为一种能够提升群体生存竞争力的“文化基因”，被保留下来并不断扩散。

500年后的春秋时期，孔子做了一次重大更新，于是有了礼的2.0版本。

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为礼注入了内在道德基础，而标准就是“仁”。

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将礼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让礼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传承力，即使政权更迭，道德却仍可延续。

孔门后学编纂《周礼》《仪礼》《礼记》，将分散的礼仪系统化，并成为六艺之一，通过教育代代相传。

《周礼》原名《周官》，是理想版的国家制度蓝图。

它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排布，天官冢宰管宫廷与百官总务，地官司徒管民政教育，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军事，秋官司寇管刑狱，冬官原缺、以《考工记》补入管百工营造。

书里列了几百个职官名目，但并不基于周代史实，而是基于“以人法天、设官分职”的理想，想象了一个完全按礼运作的国家里，权力怎么分配、事务怎样归类。

《仪礼》最早被尊为“礼经”，现存十七篇，讲士阶层重要的17种场景。

按郑玄注本（刘向《别录》次第）排，就是一个人从生到死、从家门到朝堂的完整操作手册。

头三篇讲“成人立身”。

《士冠礼》讲男子二十岁加冠取字，宣告不再是孩子，要扛起家族责任。

《士昏礼》讲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整个成婚过程。

《士相见礼》讲第一次登门带什么礼物、怎么推让、怎么回拜。

接着四篇讲“乡党与朝宴”。

《乡饮酒礼》讲乡里宴耆老、序长幼、选贤能。

《乡射礼》是乡间射箭比赛，看的不只是箭法，是进退揖让里的君子气象。

《燕礼》讲诸侯宴请家臣。

《大射仪》讲国君为祭祀前选士而举行的射箭比赛，规格更高，群臣同场。

再往后三篇讲“邦交”。

《聘礼》讲派卿出使他国，是一套最早的外交手册。

《公食大夫礼》讲国君以食礼款待来聘之臣。

《觐礼》讲诸侯怎么秋见天子。

剩下七篇全落回“死生与祖宗”。

《丧服》确定了五等服制，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疏远近穿什么、守多久。

《士丧礼》《既夕礼》讲从咽气、小敛、大敛到出殡下葬的全流程。

《士虞礼》讲葬后怎么迎魂安灵，事死如事生。

最后《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讲士与大夫在家庙祭祖的全过程。

十七篇合起来就是，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

《仪礼》的内容极其繁杂，一般人读不进去，显然这套流程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这正是我们要调整原因。

《礼记》原本有两版，分别由西汉戴德和戴圣叔侄俩编撰，叔叔的叫《大戴礼记》，侄子的叫《小戴礼记》。

我们现在通行本是《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核心内容是说明礼的精神内核。

《周礼》《仪礼》《礼记》这三本书合起来被称为“三礼”，接下来2000多年里，礼的调整都基于它们。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用礼法维护特权，如《颜氏家训》将礼教引入家庭教育。

唐代《开元礼》由国家颁布，标志着礼的制度化、法典化。

宋代，随着印刷术普及和科举成型，朱熹编撰《朱子家礼》，将礼简化为百姓可操作的冠婚丧祭仪式。

同时，蓝田吕氏的《吕氏乡约》，继续让礼从“家里”扩到“邻里”，从此深入田间地头，成为基层社会的自治规范。

元代乱套不到100年，等到明太祖一上台，就下诏“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之后《大明集礼》《性理大全》把私礼收编成官礼，清代官方延续传统，有《大清通礼》。

整个明清时期，民间形成了以祠堂、族谱家规和乡约保甲为基础的民俗体系。

但《家礼》传久了，民间出大量通俗节本、酬世大全、四礼便览、帖式手册，礼生、风水先生、乡绅就开始按这些简化版操作。

好处是礼传下来了，坏处是越传越成了装样子，讲排场、重面子，反而失去了礼的核心意义。

清末《大清通礼》中也承认“仪节繁缛，难施于庶民”。

到五四前后，这套东西被当成“吃人礼教”猛批，但其实被批的是明清僵化的形式主义，跟“三礼”没啥关系。

之后民国建立，废跪拜、改握手，国家礼典退出日常。

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一轮破旧立新，好消息是，破旧成功，坏消息是，新还没立起来。

1949年以前是作揖、请安，1949年后改握手、鞠躬，称呼从“老爷太太”统一改称“同志”。

祠堂、家谱、繁文缛节、风水道场、厚丧久葬，在反封建迷信的旗号下大面积中断。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公民礼”，新式婚事、追悼会等大大简化了仪式。

好在当时百废待兴，物质匮乏，虽然对仪式的简化矫枉过正，但也符合经济基础。

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直到今天，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经济基础又发生了变化，于是当年的矫枉过正还是迎来了反扑。

只是因为旧礼和新礼断层太久，已经没人能再接续，虽然人们有钱，也愿意花钱，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花钱，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群魔乱舞。

天价彩礼、婚礼猥亵、坟头蹦迪，钱没少花，但仪式办得土不土洋不洋，喜庆庄重一点不沾边，反而越花钱越丢人。

礼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过去只有大家才有资格主持大礼，相比之下，以现在的婚礼策划的素质，闹出什么笑话恐怕都不足为奇了。

礼仪之邦需要有人牵头把礼接续上，如果没人出这个头，那就我来吧，当仁不让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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