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起义后被认定战犯的国军将领，只因他曾在延安犯下多起恶行！

1949年12月25日，四川德阳，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副司令官何文鼎通电起义。这个决定，使他避开了战场上的覆灭，也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减少了阻力。然而，仅仅十个月后，他却被送进功德林，成为起义将领中极为特殊的一人。

这件事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傅作义、邓宝珊、陈明仁等人，起义之后都得到相应安排；何文鼎同样是在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时选择起义，为什么没有得到同样待遇？答案不在他后期的军事行动，而在他担任延安警备司令期间留下的记录。

何文鼎1903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家境普通，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并不多。那个年代，关中不少青年把从军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他进入陕军陆军混成旅军士养成所，后来成为骑兵团见习官，逐步走上了军旅道路。

1924年，经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推荐，何文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他先在晋军任职，后来在中原大战前夕转投蒋介石。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仕途，此后他进入中央军系统，抗战爆发前曾任西安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开始后，何文鼎表现得相当强硬。他组织陕西抗日义勇军，并亲自率部进入山西作战。1938年7月，日军进犯永济，企图寻找渡河南下的机会，陕西方面担心潼关受到威胁，何文鼎便带兵驰援。

部队装备差，人员训练也不整齐，战斗很快变得艰苦。有部下建议暂时退回陕西，他当场发火，说道：“陕西冷娃不能临阵退缩，谁再提撤退，军法从事。”这类命令在当时确实能稳住军心，但也带有明显的严酷色彩。

何文鼎打仗有一个特点，喜欢把自己摆在最危险的位置。部队作战时，他常常带头冲锋，甚至在出发前写下遗书。1938年至1940年间，这种作风使他在部下中颇有威望，也让他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敢打硬仗的将领。

1940年初，日军进攻河套地区，傅作义组织部队反击，何文鼎率新编第二十六师参加五原战役。3月20日夜间，部队向五原发起攻击，他带领敢死队从西山嘴方向突击，战斗持续到深夜，日伪军遭到较大打击。

五原战役的胜利，在抗战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国民党军队收复了部分失地，傅作义因此获得国民政府颁授的国光勋章。何文鼎的部队也付出了伤亡代价，他本人两天两夜没有进食，部下劝他吃几口时，他只回了一句：“仗没打完，吃饭的事往后放。”

这些经历说明，何文鼎并非缺乏战场勇气。抗战时期的他，确实敢于承担风险，也有较强的指挥能力。遗憾的是，战场上的勇敢与政治上的选择，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将领可以在前线抗击日军，也可能在其他时候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何文鼎担任国民党第六十七军军长，参加平绥路一带的作战。晋绥、晋察冀部队曾试图攻取归绥、包头，但傅作义部队顽强防守，何文鼎率部增援，使解放区部队未能实现预定目标。这一仗给晋绥部队留下了沉重印象。

不过，这段经历并没有决定何文鼎后来的身份。傅作义起义后，过去在战场上的交锋并未成为追究重点。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之后发生的事情。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延安守军主动撤出，国民党军队随后占领这座城市。何文鼎的整编第十七师承担了相关防务，他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此时的延安，不只是一个普通城市，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

据相关审查材料记载，何文鼎任职期间参与推动反共宣传，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和土地政策，并对支持革命的群众采取镇压措施。部分群众遭到逮捕、杀害，造成了恶劣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延安留下的责任，被放在了后来处理他的关键位置。

有意思的是，何文鼎在延安任职时间并不算长。1948年4月，胡宗南部撤离陕北，他随军转移。由于部队损失较大、指挥表现不佳，何文鼎再度失去兵权，后来回到周至一带担任守备职务。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重新启用何文鼎，让他负责渭河防线。防线很快被突破，他只得率残部向四川方向撤退。同年秋冬，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何文鼎接掌部分部队指挥权后，最终选择在德阳起义。

起义本身对解放大西南有实际作用，他还曾劝说国民党第七兵团所属部队放下武器。但功不能抵过，过也不能因起义而自动消失。1950年10月，何文鼎被送入功德林管理所，身份被确定为战犯。

改造期间，他的态度逐渐转变，后来获得第三批特赦，1961年离开功德林，安排到西安一家剪刀厂工作。1968年，他在西安去世。198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复查后认定其属于起义人员，撤销了战犯身份。这一处理，既保留了对其起义行为的评价，也没有抹去他在延安期间造成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