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一桥一塔、一湖一堤,眼里就不只是风景,而是一部鲜活的江南千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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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以为杭州的历史从秦代建县开始,其实远远不止。就在余杭区,藏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当年的良渚先民在这里建起了恢弘的王城,修了比都江堰还早两千多年的精密水利系统,种出了成片的水稻,打磨出了象征王权的玉琮。这并非蛮荒部落,而是一个成熟的早期国家,是杭州城市文明最早的根脉。直到今天,良渚玉琮的元素依然刻在杭州亚运会的奖牌上——这份五千年的文脉,从未断绝。
那么杭州最早的地名雏形是什么呢?就是“余杭”。《郡国志》记载:“夏禹东去,舍舟航于此,仍以为名。”古文中“杭”通“航”,即舟船。相传大禹南巡至会稽山会盟诸侯,在这片土地上弃船登陆,故名“禹杭”,后世口耳相传,演变为“余杭”。春秋时期,这里先属吴国,越灭吴后归越国,战国时期楚灭越,又纳入楚国版图。虽然尚无正式城市建制,但已是吴越文化交融的核心地带,为后世杭州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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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一个历史里程碑,是正式有了官方建制名称。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在江南设会稽郡,下辖钱唐县——杭州建置之始,至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这是“钱唐”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国史中,也是杭州最早的、无可辩驳的官方史料。后来的《汉书·地理志》记载,钱唐是会稽郡西部都尉的治所,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事重镇,地位早已远超普通县城。
秦汉到六朝八百年间,钱唐县的建制几经更迭,从县级治所逐步升格为南朝陈时期的钱唐郡治所,为后来杭州的升级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钱唐留下了什么印记?答案就在灵隐寺。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印度高僧慧理云游至此,见飞来峰,感叹“此天竺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遂建灵隐寺。这是杭州最早的佛教寺院,距今近一千七百年,位列江南禅宗五山之一。走进灵隐寺,看到的不仅是香火缭绕,更是杭州六朝时期的文脉根基。
彼时的西湖,还是钱塘江海湾的一部分,钱唐县治坐落在灵隐山下——杭州城的雏形,就在钱塘江畔的云山之间悄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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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之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到了。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平陈,统一南北,废钱唐郡,正式设置杭州。这是“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建制中,州治初设于余杭,“盖因其县以立名”。开皇十一年(591年),大臣杨素在凤凰山麓修筑杭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座正式的州城,后世杭州城的核心格局由此而定。
隋唐两代,杭州之名几经微调。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今天常说的“钱塘”,是唐代才改的。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王朝复置杭州,为避国号“唐”之讳,将“钱唐”改为“钱塘”。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清末,成为杭州最深入人心的古称之一。
真正让杭州迎来第一次腾飞的,是京杭大运河。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从京口(今镇江)至杭州,全长八百余里,杭州从此成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杭州是运河漂来的城市”——这条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让杭州从江边小城一跃成为江南水运枢纽。千年繁华的序幕,就此拉开。
唐代的杭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东南名郡,而两位刺史的到来,更让杭州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位是李泌。唐代宗大历年间,李泌任杭州刺史,发现城区地下水咸苦,百姓饮水困难,当即主持开凿六口井,引西湖淡水入城,一举解决了民生难题。其中的相国井遗址,至今仍在湖滨步行街可见。正是这六口井,让杭州城人口快速集聚,才有了后来的繁华。
第二位是大诗人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疏浚西湖、筑堤建闸、灌溉农田、重修六井,为杭州留下了永恒的遗产。今天走的白堤,正是为纪念他而得名;“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更是成了杭州的千年“广告语”。到晚唐时期,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称全国三大通商口岸,人口超五十万,成为当之无愧的“东南第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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