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9年，山东德州境内，一支挂着龙凤旗号的船队引起了地方官注意。船上人物自称奉旨办差，却拿不出应有的传牌、勘合和明发文书。德州知州赵新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报给山东巡抚丁宝桢。
这支船队的主人，正是慈禧身边的太监安德海。此时的安德海并非普通内侍，而是宫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仗着太后信任出京，沿途排场很大，甚至以钦差身份自居。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声势越大，破绽越明显。
清代宫禁制度森严，太监不得随意离开皇城，更不能没有正式文书便在地方调动人力、征用物品。即便真是奉命采办，也应有内廷公文和沿途验看的凭据。安德海只有口头上的“太后许可”，却没有能够让地方官依法放行的手续。
丁宝桢接到报告后，没有急着派兵拿人，而是先核查身份与文书。他很清楚，安德海背后站着慈禧，若处理不慎，便可能给自己招来祸端。但巡抚掌一省军政，若对明显违制之事装聋作哑，同样难辞其咎。
查验结果很快摆在案头。安德海不仅擅自出京，还使用龙凤旗号，沿途铺张招摇，随行人员身份混杂。更让地方官不安的是，他的船队中还有女眷同行。按照宫廷规矩，这些做法都不是一句“奉太后口谕”能够解释的。
丁宝桢随即上密折，将情况报告给同治皇帝。他在折中列出多项疑点：太监不得擅自与外界交接，宫中御用衣物自有织造承办，出差必须有传牌勘合，龙凤旗帜不能任意使用，携带女眷更有违体制。
这份奏折的分量很重。安德海触犯的已不只是地方规条，而是清廷长期以来用来约束宦官的宫禁制度。对同治皇帝而言，这又牵涉私人积怨。安德海曾凭借慈禧宠信干预宫中事务，屡次在皇帝面前进言，同治对他早已不满。
有人劝丁宝桢：“此人深得太后信任，是否应当暂缓查办？”
丁宝桢回答：“既有国法，便不能只看他是谁。”
同治皇帝接到奏折后，与慈安太后商议，最终下令依法查办安德海。丁宝桢得到旨意，立即派人将其拘押。安德海身边几名小太监趁乱逃脱，急忙赶回京城，把消息送到了慈禧耳中。
慈禧得知心腹被捕，确实曾降旨要求释放安德海。这道懿旨说明，她并不愿轻易放弃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太监。安德海当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曾往返热河与北京，为慈禧联络恭亲王奕訢等人，在辛酉政变前后发挥过传递消息的作用。
也正因为有这层旧功，安德海后来越来越骄横。他从御前太监做到总管大太监，常常借慈禧名义插手宫廷事务。权势达到高峰时，他在京城大摆宴席，迎娶艺人马赛花，慈禧还赏赐银两和绸缎。这样的排场，早已超出一个内侍应有的分寸。
可山东的案子没有因此停下。丁宝桢面对慈禧懿旨，并未将安德海释放，而是依据同治皇帝此前下达的查办命令，继续审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丁宝桢单凭个人意气对抗太后，而是皇帝、太后与地方官之间出现了权力上的冲突。
数日后，安德海被处决于山东。具体执行日期为同治八年八月，也就是1869年。消息传入京城，慈禧自然震怒，但她没有立即罢免丁宝桢，更没有因一个太监而公开惩处山东巡抚。
这里面的缘故并不复杂。晚清地方督抚握有兵权、财权和行政权，朝廷要平定内乱、维持地方秩序，离不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等汉臣。慈禧即便心中不快，也必须衡量杀掉安德海与动摇地方大员之间的轻重。
丁宝桢后来并未因此失势。1876年，他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整顿吏治、筹办军务，也参与近代机器制造事务。此后，他继续得到朝廷重用。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丁宝桢病逝，朝廷赐谥“文诚”，并追赠太子太保。
民间常说，丁宝桢因杀安德海而得到慈禧赏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更准确地说，慈禧没有把这件事扩大成党争，是因为丁宝桢办案有皇帝诏令和清廷律制作为依据，同时他本人也有治理地方、整顿军务的能力。
安德海之死，表面看是一个太监触犯禁令，实质上却牵动了宫廷、皇权与地方督抚三方关系。丁宝桢没有因得罪慈禧而倒台，安德海也没有因拥有懿旨便逃脱法网，结局本身，已经说明当时清廷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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