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忻州古建上的书法遗存

讲中国书法史，通常从名家法帖说起。二王开魏晋风流，颜柳树立唐代法度，苏黄米蔡代表宋人意趣，历代书家沿着墨迹与碑帖构成的谱系展开叙述。这样的书法史，以书家、作品和风格流变为中心，呈现出中国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脉络。然而，如果把视线从案头的纸绢移向建筑、碑石与日常生活，会发现还有另一条极易被忽略的书法线索——它不依靠名家署名，也不以传世法帖的形式存在，而是隐藏在梁柱、经幢、碑碣和匾额之上。忻州的书法，恰恰更多保存在这样的空间之中。

忻州地处晋北，历史上既是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汇之地，也是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保存了大量与宗教、建筑和地域发展相关的文字遗存。它们或许没有进入传统书法史的核心叙述，却真实记录了一方土地上的书写方式。

梁上的文字

如果说名家法帖展现的是书法艺术经过提炼之后的经典形态，那么梁上的题记、幢上的经文、匾上的题字，则保存了文字最初与生活相连的状态。在这些地方，写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创作一件艺术作品，而可能只是为了记载时间、表达信仰、标明身份，或者留下某个人曾经来过的痕迹。也正是在这种无意为书的状态中，许多真实的书法面貌得以保存下来。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便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唐代书法的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建筑调查人员在大殿西侧平梁底皮发现了一行墨书题记：“因旧名旹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正是依靠这行不起眼的文字，南禅寺大殿被确认重修于唐建中年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从建筑史角度看，这行字提供了年代依据；而从书法史角度看，它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书写者并非历史上有名的书家，也没有留下其他作品，但他的落笔却保存了唐代民间书写最自然的一面。与经过选择、刻石、传播而成为范本的碑帖相比，梁上的墨书少了一层艺术加工，它保留了书写过程中的速度变化、笔画牵连和结构取势。那些在经典楷书中被规范化、理想化的笔法，在这里呈现出更接近生活状态的一面。

学习唐楷的人，往往从《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等作品认识唐代书法，容易形成唐人写字必然端庄严整、法度森然的印象。但站在南禅寺大殿之下，仰头观看梁间墨迹，会发现唐代书写并非只有碑刻中那种成熟稳定的面貌。它同样具有随手而书的自然状态，具有人在特定情境中书写时留下的速度感和生命感。正是在这种“非经典”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更接近历史现场的唐人书写。

这行墨书能够保存至今，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南禅寺并没有受到过多关注，反而因此避开了许多历史变故。木结构建筑容易受到火灾、水患和战争影响，而梁上的文字又依附建筑保存，没有经过反复拓刻和人为加工，因此意外地保留了原始状态。对于后人而言，真正帮助我们认识这座唐代建筑的，不仅是它的斗拱、梁架和结构，更是隐藏在其中的一行文字。

五台山佛光寺同样如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根据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寻找古代建筑遗存，最终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确定其年代的重要依据，除了建筑形制外，也来自殿内外保存的文字材料。其中，经幢上的年代题记以及梁下“佛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墨书，为研究唐代建筑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关键线索。

“宁公遇”只是唐代一位普通人，不是帝王，亦不是文人，更不是书法家。然而，因为这一名字被写在千年前的建筑之中，其存在也被历史记录下来。从书法角度看，这些文字或许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名家价值，却让我们看到书法如何进入社会生活，并在人与建筑之间建立联系。

层累的墨迹

上文提到的文字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还在于它们往往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漫长时间中不断叠加，形成一种“层累”的书写景观。

南禅寺大殿便是一座由不同年代文字共同构成的历史档案。继唐建中年间的修建题记后，历代维修者又留下新的记录。宋元祐年间的重修文字，与唐代墨迹共同存在，这些文字并不追求形式上的统一，也没有按照后世书法分类整理，而是在同一座建筑中自然叠合。这种叠合恰恰说明了书写最初的功能。在漫长历史中，文字首先是一种记录方式。修建寺院需要留下年代，维修建筑需要留下姓名。书写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书法作品”，但正是在这种非艺术化的状态中，文字见证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文化活动。

传统书法史关注的是名家如何创造风格，而地方书写史关注的是文字如何进入社会，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名家作品体现了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度，而大量存在于建筑、寺院和乡村中的普通书写，则构成了书法文化存在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看，忻州保存的梁柱题记、寺院碑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法史材料。它们记录的不只是笔墨形式，更是文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山中的书写

五台山作为佛教名山，各大寺院内留下的历代经幢、碑碣、塔铭、匾额难以计数。经幢上的经文多用工整楷书，一圈圈环刻于八棱石柱之上，读时须绕柱而行，是一种颇具仪式感的阅读；石柱历经风雨，字口渐浅，边棱处的笔画有些难以辨认，反倒生出几分金石气；寺碑记事，则往往带着地方书手的习气，不合乎法度，却自有一种笃实之气。

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内，四壁满绘金代壁画，殿内题记留下了画师王逵的名字与年岁。题记本是画工交代身份的实用文字，如今却成了研究金代绘画最紧要的一条线索。

清代，帝王屡幸五台山，御制碑亭散见于诸寺。这类碑刻的特别之处，在于常将数种文字并刻于一石之上，汉字之外，兼有满、蒙、藏文。站在碑前，观者看到的不仅是书法，还有当地曾经多民族杂处、语言与信仰交错的历史现实本身。这是忻州碑刻区别于中原腹地书法的鲜明底色。

街巷的匾额

进入市井，那些街边老铺面的匾额与楹联曾是一条街最讲究的部分。乡间庙宇的功德碑上，密密麻麻刻着捐资者的姓名与钱数；桥梁、水井、戏台，凡有营造，必有碑记。最寻常也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年节。腊月里，村中识字能书者往往被请去写春联，一桌红纸，半日不停，写的人未必自视为书家，围看的孩童却常常由此认得笔墨。许多人一生中最早的书法启蒙，就发生在这样的堂屋里。

这些字大多不署名，或署一个查无可考的名字。写的人可能是塾师、账房、乡绅，也可能是走乡串村的书匠。他们的字算不得高明，却是一方水土上真正流通的书体。老百姓日日看见的“字的样子”，正是由他们塑造，地域书风的形成，往往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之中。

余论

忻州书法的地域特色，不在书斋里，而在建筑、宗教与民生里。写字的人多半没有名号，也不曾想过身后事。载体多是梁、幢、碑、匾，而不是册页与手卷。正因如此，它比法帖更完整地保留了字与生活的关系。这对今天学书的人未尝不是提醒：临池之外，还可以读山、读寺、读街。走进五台山绕着经幢读一遍经文，回到古城辨认几方旧匾，所得未必比临一通名碑少。忻州人不必舍近求远，脚下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部摊开的字帖。它们大多虽够不上文物级别，也进不了书法家的视野，却是地域书风最基层的凭据。

来源：忻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