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西方？

导读

鲁比奥在雅典演讲反复强调“西方”，把美国塑造成希腊文明的“成熟实现形态”，却把真实的希腊——从拜占庭到现代——从叙事中一笔勾销。学者指出，“西方”并非自古延续的文明主体，而是近代建构的政治概念。当“文明共同体”的外衣披在地缘从属关系上，谁被捧上神坛，谁又被悄悄抹去？来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

10月7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雅典卫城前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讲，他向希腊抛出了一番貌似溢美至极的恭维：将希腊置于“西方”叙事的故事开端。然而，在这番亲希腊式的客套言辞之下，潜藏着影响更为深远、实则远非褒扬的另一层用意。

虚构永恒的“西方”

在鲁比奥的演讲中，“西方”以及“西方的”这两个表述一共出现了19次。这般反复强调绝非偶然：“西方”是他演讲的核心政治主体，被赋予了起源、传承与使命，还拥有一位看似不可或缺的守护者——美国。

然而，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所揭示的那样，“西方” 并非一个自古代完整延续至今的单一文明主体。“西方”这一概念是近代的建构产物，成型于19世纪，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更早包含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概念；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这一思想重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的边界随着政治对抗、帝国角逐以及文化优越论的主张不断发生变动。我们耳熟能详的 “从柏拉图到北约”这套叙事，并非历经岁月奇迹般留存下来的古人自我认知，而是后世回溯性建构出来的、质量相当粗糙的事后思想。当这套概念最终演变为欧洲—大西洋式的 “西方”，这一所谓文明的中心，便从其宣称的发源地转移到美国。希腊从文明摇篮沦落为边缘，而美国则由边缘摇身一变成为权力中枢。

因此，谁属于这个在历史想象中建构出来的“西方”、谁有资格代表它、谁可以以它的名义发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定论。鲁比奥却单方面一锤定音。他在古希腊与美国共和制之间划出一条毫无断裂的连贯脉络，将美国塑造为诞生于希腊文明的成熟实现形态。倘若美国强权就是西方历史的终极完成，那么维护美国的首要地位，就不再仅仅是美国的战略事务，而变成了捍卫文明本身。地缘层面的从属关系，就此披上“文明共同体”的动人外衣。

这套历史说辞的抛出时机，颇具深意。欧美之间的政治团结愈发难以保障，人们就愈发狂热地诉诸二者所谓“牢不可破”的文明一体性。在现实权力关系越来越需要协商博弈之际，意识形态却竭力把某种政治安排宣告成某种永恒的历史宿命。

那么希腊呢？鲁比奥称希腊是“模范盟友”，并希望欧洲其他国家效法。在这套叙事里，希腊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欧洲：在对美国的忠诚与对自身的忠诚之间，不再产生任何令人难堪的矛盾分歧。

从历史中消失的希腊人

这场演讲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处刻意省略，在希腊本土却几乎无人留意。真实的、历史绵延至今的希腊——生活着有血有肉的人，而非陈列着博物馆展品的希腊。希腊裔美国作家肖恩·马修斯（Sean Mathews）在近著《新拜占庭人》（The New Byzantines）一书中以另一种笔调生动勾勒的希腊——在鲁比奥的历史叙事里竟无一席之地，它仅仅被塑造成一个没有活力、欣然顺从的还魂幽灵。

顺着鲁比奥的历史脉络看下去：叙事始于雅典与罗马，随即径直跳到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接着是拉丁基督教世界、西欧各大教堂、米开朗基罗以及西方近代的一众科学家。随后登场的是麦哲伦、哥伦布与科尔特斯；再往后，则是美国的领土扩张、阿拉莫战役，终点落到美利坚共和国。一套连贯的历史谱系就这样被人为建构出来；被他舍弃的内容和被他选取的内容一样，都极具政治表意。

东罗马帝国，也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的拜占庭帝国在何处？君士坦丁堡又在何处？当西罗马覆灭后的西方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后来的文化与政治形态之时，君士坦丁堡早已是欧洲文明的一大重镇。东方基督教、东正教，还有拜占庭留给后世的政治、哲学、神学与文学遗产，又置于何地？这些恰恰构成鲁比奥眼前这批听众真实历史沿革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绝非辉煌古代与现代重新发掘之间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

希腊人并非被封存在古典时代的冰柜里，等到19世纪才被解冻，现代希腊人也并非西欧重新发掘其古典先祖之后才被造就出来的，这片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一个民族，并且（大体上）一直使用希腊语。他们真实的历史存续，恰恰跨越了鲁比奥那套历史谱系必须刻意略过的数个世纪。活生生的希腊听众，无法以自身本来的历史面貌被纳入他那套文明框架。想要跻身其中，就只能舍弃自身的历史与主体能动性，变得足够顺从才能被塞进任何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叙事当中。

还有一层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正如《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一书所揭示的，早期西方身份的建构，恰恰是在与东罗马帝国说希腊语的东正教世界的对立当中完成的。如今被描绘成希腊自古以来归属的这个“西方”范畴，过去也曾被用作排斥希腊的工具。

当然，鲁比奥确实提及了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亲希腊立场。但这份客套非但没有化解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在他的叙事中，现代希腊只被允许作为美国同情的受惠者登场，而不能作为那套串联起古雅典与当代美国的漫长历史脉络的继承者。古代希腊沦为美国精心挑选的装饰性先祖，当代希腊则成了美国的模范盟友。横亘在二者之间的那段真实希腊历史，干脆被彻底驱逐出叙事。

整件事最令人怅然的地方或许是，许多希腊评论者竟将这一论调视作所能想象的最高赞誉。一个国家被劝导，要为被视作另一个国家的文明始祖而欢欣鼓舞，与此同时，本国自身的历史却遭到抹除。鲁比奥这套论调，将新保守主义式的美国例外论大肆渲染为古希腊文明的内核，至于这套说辞能否经受严谨的史学与古典文献学检验，则另当别论。

最终，这场普尼克斯山演讲所暴露出来的，恐怕超出了鲁比奥的本意。希腊充当了美国共和党未来总统叙事的一套宣传样板，这套叙事意图重建一套全球等级秩序，而该秩序的物质根基正持续瓦解。希腊得到的回报，则是因其模范般的顺从而受到嘉许，在这种新式爱国主义中，评判一个人对本国的忠诚，要看他对他国的效忠程度。比鲁比奥的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希腊方面反响的贫乏无力，面对这种对自身历史的抹除，连最基本的抵制声音都寥寥无几。或许到头来，他将希腊人刻画成活标本般的行尸走肉，还真不无道理。

索迪里斯·米特拉雷西斯（Sotiris Mitralexis）/文 陈密容/译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荣誉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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