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年轻人，其实比日本人更想结婚

文 | 好望角

韩国年轻人，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想结婚。

今年8月底，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与日本生产性本部联合公布了一项调查。

调查访问了4000名20至39岁的韩日青年，两国各2000人。其中，81.4%的韩国未婚受访者表示有结婚意愿，日本只有57.6%。

差距达到23.8个百分点。

问到是否希望拥有孩子，韩国受访者中有76.8%给出肯定回答，日本为50.5%，相差26.3个百分点。

更有意思的是，韩国只有8.6%的未婚受访者表示希望立即结婚。另有37.1%希望遇到合适的人再结婚，35.7%希望将来条件允许时结婚。

这意味着，韩国年轻人对结婚的态度并非简单的积极或消极。

相当多人有结婚愿望，但更愿意等待。

10月21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一项韩日住房政策比较研究，又为这组调查提供了新的解释。

研究指出，两国都扩大了支持年轻人结婚的住房政策，但韩国面临住房贷款额度与实际房价脱节、政策资格复杂等问题，日本则存在公共住房老旧、政策年龄限制等障碍。

两组材料放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韩国年轻人比日本年轻人更想结婚，却也更强调先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住房。

婚姻意愿与婚姻能力之间，存在一道需要用收入和资产跨越的门槛。

一、韩国人想结婚，日本人更接受单身

在韩国，18.6%的未婚受访者表示终身没有结婚打算。

日本的比例达到42.4%，超过韩国的两倍。

两个同样面临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高生活成本的东亚社会，年轻人对婚姻的主观态度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但调查也存在口径限制：它衡量的是特定年龄段未婚受访者的主观意愿，不能直接代表两国全部年轻人的实际婚姻行为，更不能据此推算未来结婚率。

韩国与日本的青年年龄结构、未婚人口构成、文化观念，都可能影响调查结果。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韩国人仍然愿意把婚姻放进人生规划，却迟迟难以实现？

△数据来源：韩日低出生率应对交流委员会，2026年8月30日公布。

二、韩国人结婚，越来越像一项资产决策

韩国年轻人给出的婚姻条件，解释了很多问题。

调查显示，51.8%的韩国受访者认为，夫妻双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是结婚的重要条件。

另外47.1%提到新婚住房问题，32.6%关注生育和育儿环境。

日本受访者中，41.1%选择就业与收入稳定，另有33.6%表示没有特别的结婚前提条件。

对于相当一部分韩国青年，结婚意味着先建立可预期的经济基础，尤其是住房。

在首尔这样的城市，年轻夫妻不仅要考虑每月租金，还要考虑韩国特有的全租房制度。

所谓全租房，即Jeonse，租客向房东支付一笔较高金额的押金，合同结束后原则上由房东返还，租期内通常可以免付传统意义上的月租，或只支付较低租金。

这种制度减少了部分长期租金支出，却把住房门槛集中在了签约之前。

年轻人可能需要依靠父母支持、储蓄或银行贷款筹集押金。

对准备结婚的夫妻而言，住房问题因此也成了融资问题。

韩国统计部门公布的2024年新婚夫妻统计显示，处于首次婚姻的新婚夫妻中，拥有住房的比例为42.7%；结婚第一年的夫妻，拥有住房的比例只有35.8%。

也就是说，结婚时拥有自有住房，并非韩国新婚家庭的普遍现实。

但社会对稳定住房的期待，仍可能给年轻人带来很大压力。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个人愿意结婚，却可能因为工资、存款和住房条件，选择把婚期推迟几年。

三、韩国的结婚人数，正在重新增长

韩国年轻人的婚姻意愿，已经开始转化为实际登记量。

韩国国家数据处公布的2025年婚姻统计显示，当年全国登记结婚约24.03万对，同比增长8.1%，创下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2年，韩国结婚登记约19.17万对；2023年19.37万对；2024年22.24万对。

连续三年增长，说明此前一部分受到疫情和就业环境影响、推迟结婚的需求，正在得到释放。

与此同时，韩国初婚年龄仍然较高。2025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33.9岁，女性31.6岁。

换句话说，韩国人重新开始结婚，但结婚仍是一件相当晚才发生的事情。

韩国统计部门还指出，30至34岁人口规模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推迟的婚姻集中登记，都对近期增长有所贡献。

因此，结婚人数增长，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婚姻意愿突然大幅提高。

四、日本年轻人，真的更不想结婚吗？

韩日商会的调查显示，日本未婚青年有结婚意愿的比例只有57.6%。

但另一组数据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

2026年9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第17次全国生育动向基本调查。

在18至34岁的未婚受访者中，75.1%的男性、77.8%的女性表示将来打算结婚。

这一结果明显高于韩日商会调查中的57.6%。

两项调查采用不同的年龄范围、抽样方式和具体提问，因此不能直接比较。尤其需要避免得出“日本四成年轻人都决定终身不婚”这样的结论。

日本的婚姻意愿也在下降。与上一轮调查相比，男性的未来结婚意愿由81.4%下降至75.1%，女性由84.3%下降至77.8%。

这说明，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正在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都主动放弃了婚姻。

日本还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

2025年，日本全国结婚登记约48.91万对，连续第二年增加。尽管有所恢复，长期规模仍明显低于上世纪的婚姻高峰。

韩国与日本近年都出现一定程度的结婚登记回升，但人口结构和婚育行为仍有明显差异。

韩国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回升至2025年的约0.80，日本2025年为1.14。

这也呈现了另一层反差：韩国受访青年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日本，但韩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仍然更低。

主观意愿与实际生育结果之间的距离，值得比单独比较意愿比例更深入研究。

五、住房补贴，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婚育难题？

10月21日，首尔大学未来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关于韩国公共租赁住房的研究。

研究者利用首尔住房调查数据，分析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给年轻人提供公共住房，究竟能不能促进结婚和生育？

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2025年3月，首尔市长与新婚家庭在“Mirinae House”住房项目现场交流。

公共租赁住房确实有助于单身青年进入婚姻，但对于已经结婚、尚未生育的夫妻，住进公共租赁住房，并未显著加快第一胎出生的时间。

研究还发现，住房面积较小，可能使夫妻推迟生育。

这说明，住房对结婚和生育的影响，并不是同一回事。

两个人结婚，需要一个稳定的居所。而一个家庭准备生孩子，需要的可能是更大的房子、更稳定的收入，以及未来十几年可以承担的生活开支。

韩国政府正在尝试用住房补贴解决婚育问题，但政策支持往往集中在结婚这一时点。

家庭经济决策，却需要考虑婚后的整个生命周期。

同一天，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另一项日韩住房政策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解释。

以2024年为例，首尔公寓中位价格达到9.83亿韩元，而韩国针对首次购房者的一项优惠住房贷款上限为4.2亿韩元。

两者之间相差5.63亿韩元。

对于依靠工资和储蓄生活的年轻夫妻，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更有意思的是，韩国部分面向新婚家庭的贷款项目，合计收入门槛为8500万韩元。而2023年首次结婚的双职工新婚夫妻，平均合计收入已接近9000万韩元。

结果可能是，一些年轻夫妻具备工作和偿债能力，却超过政策收入门槛；另一些收入符合条件的夫妻，则缺少足够的首付。

政府按照收入和资产划定资格，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实际房价、贷款上限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差额。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六、为什么韩国年轻人需要为一套住房承担如此高的成本？

韩国大量高收入岗位、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集中在首尔都市圈。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寻找伴侣，结婚后也希望继续留在这里生活。

当就业机会集中，而住房供应难以充分满足需求，住房价格便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一道门槛。

政府扩大优惠贷款，能够增加一部分家庭的购买能力。但如果优质地段的住房供给增长有限，新增的购买力也可能部分转化为更高的房价。

2025年，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曾提出警告：以贷款为核心的婚育住房支持，还可能增加家庭债务、抑制消费，并对住房价格形成上涨压力。

于是出现一个复杂的循环。

年轻人为了结婚，需要更稳定的住房；为了获得住房，需要更多储蓄和贷款；而较高的住房债务，又可能挤压婚后生育与养育孩子的预算。

韩国的住房补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年轻人结婚的时间，却很难单独改变他们对未来家庭生活的长期判断。

日本的问题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

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日本部分婚姻住房政策对年龄设置较严格限制，公共住房存量老旧，一些直接现金补贴还受到年度预算约束。

韩国的问题更多集中在收入、资产与贷款资格，日本则面临年龄限制和住房供给适配性等障碍。

两国制度不同，却都面临同一个难题：政策按照现有的家庭身份和资格配置资源，而年轻人的实际生活正在不断变化。

一个人可能先需要租房，结婚时需要改善居住条件，有了孩子之后又需要更大的空间。

如果住房支持无法随着家庭生命周期持续调整，那么解决了结婚时的居住问题，也可能很快遇到育儿阶段的新困难。

因此，韩国年轻人是否愿意结婚，与他们最终能否结婚、生育之间，还隔着一整套经济条件。

住房能够帮助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而生育要求他们相信，未来十几年都能维持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