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秘书的幕后人生：从“战时首相”身边到纽约爵士乐

讣告 | 为温斯顿脱袜的秘书

丘吉尔的最后一位私人秘书于10月8日去世，享年97岁。

天知道这位老人为何要为她画像。他极少画肖像，风景画才是他的拿手好戏。或许这是对她清洗他沾满油彩的画笔的奖励，那是一项脏活累活，常常让她的双手变得粗糙发红。但实际上，她还负责为他调配颜料，因为周末她需要在他的乡间庄园查特韦尔值班。或许正因如此，画中的她才显得如此忧郁而又光彩照人，双手以一种奇特的姿势放在膝上。

她猜测，丘吉尔想到要为她画像时，她可能正巧无所事事。然而，为丘吉尔先生效力，想闲下来几乎不可能。她工作了四年，几乎涵盖了丘吉尔担任反对党领袖的大部分时期，直到1951年他再次出任首相。那四年里，她常常感到筋疲力尽，每当闻到雪茄烟味或听到他低沉的声音，她都害怕得罪这位伟人。但除此之外，她也常常开怀大笑。

1947年，18岁的她刚加入档案馆时，花了数月时间，每天朝九晚五地整理他的文件。她没有任何档案管理方面的培训，通常都是独自一人，面对着数百个黑色铁盒和成千上万份杂乱无章的文件。这些文件都堆放在闷热难耐的地下室里，紧挨着暖气炉。唯一的窗户在前门台阶下面，所以她学会了通过袜子来辨认来访的名人。安东尼·艾登的袜子是粉色的。

出乎所有人意料，她为整个官方档案奠定了基础。然而，接下来三年，她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即根据口述将他的演讲稿和战争回忆录的初稿誊写出来。每天晚饭后，她都会听到他洪亮的声音，像敲响了晚餐的锣一样，喊着“来！”她会离开秘书们所在的小团队办公室，带着笔记本，爬上后楼梯，去书房找这位老人。有时他会躺在他的四柱床上，床上总是乱糟糟地堆满了报纸、雪茄、白兰地、烟灰缸，偶尔还能看到一只猫。他会说：“晚上好。把你的稿子放进去。”

打字机放在他旁边的折叠桌上。那是一台崭新的电动打字机，虽然没有咔哒声，但打字速度很慢，力度也很重，而他的文字却一气呵成，滔滔不绝。他会一边说话一边打字，如此投入，以至于她根本不敢让他停下来。他的口吃更是雪上加霜。第一次辅导结束后，第二天早上他下来，把她写的稿子扔在地上，大喊：“你五十个字一个都没打对！”更糟糕的是，她把“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人类冲突领域永不发生）打成了“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science”（人类良知领域永不发生）。这个错误让他痛彻心扉，因为他含泪提醒她，这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名言之一。

吼叫过后，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她觉得他这一点很了不起。但和这位老人一起工作从来都不轻松。当你坐在桌前准备就绪时，他可能会坐下来看书一个小时左右，通常是他自己的作品。（“你知道，他很厉害。”）工作通常持续到凌晨两三点，而在此之前很久，你的眼睛就已经昏昏欲睡，不得不下楼往脸上泼水才能保持清醒。（“别太久！”他会喊道。）那时她已经无法安全地回到位于最近的村庄韦斯特勒姆的房间，所以她就住在管家小屋里。即便如此，她仍然需要在黑暗中穿过陡峭的庭院，头发里扎满了树枝，袜子里也沾满了刺果，狂风呼啸。

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她是霍斯特夫人秘书学院毕业生中最强悍的一个。这所学院专门招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那里，她们学习如何在句号后空三个空格以及其他一些基本语法知识。她出生于班加罗尔，父亲是印度军队的地图测量员。她曾在加尔各答新学校（又名“胡格利河畔的哈罗”）接受教育。她的绰号“薯片”来自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叔叔。那位老人大概很喜欢她的这段经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又卧床不起，她鼓起勇气和他握手。有人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之后，她就更愿意恭敬地道谢了。不过，和办公室里的其他女孩在一起时，她却会因为他而大发雷霆。他那身难看的条纹警服，被她戏称为“连体裤”。他那拖着脚走的慢吞吞的步伐（拖着脚，穿着绣着他名字缩写的拖鞋）总是引人发笑，他的声音也一样，她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从尖叫到咆哮，无所不包。有一次，她们笑得都快瘫软了，以至于正在工作室里作画的老人只好冲着他的警官吼道，让他带她们出去散步。

他究竟是怎么看待她的？很难说。在他眼里，所有的秘书都只是“小姐”。他会喊“小姐！”让她在浴室门外等着（伴随着哗哗的水声），这样他一出来她就能立刻帮他脱掉袜子。在床上，他有时会伸出脚让她帮他脱袜子。她很乐意这么做。

丘吉尔就任首相后，她离开了唐宁街10号，因为她觉得自己要承担极其重大的责任。她曾短暂担任丘吉尔妻子克莱门汀的私人秘书，主要工作是帮她购物和安排午餐。1953年，她离开唐宁街10号前往她无比热爱的纽约，在《生活》杂志和时代公司担任秘书工作，并经常出入爵士俱乐部参加派对。她现在已经很适应熬夜了。

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她难得回访一次，在查特韦尔庄园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丘吉尔递过芥末酱时，打量了她的脸，问道：“我认识你吗？” “是的，”她回答说，“我以前为您工作过。” “多久了？” “四年。” “哦，”他说道，“真是漫长的四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