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三年,杭州涌金门外,宋江、张顺和梁山兵马被一座坚城挡住。水面并不宽,城上的弓弩却密得像一张网。就在这种时候,宋江递给张顺一封所谓的劝降书,让他泅水入城,转交方腊。
张顺没有多问。
他只说:“哥哥有令,小弟自当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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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起来豪气,细想却很沉重。张顺是梁山水军的重要头领,绰号“浪里白条”,水性在众人中数一数二。可水性再好,也经不起城头乱箭。按照《水浒传》的情节,他刚接近城池,便遭到密集射击,最终死在涌金门外。
耐人寻味的是,那封信拆开之后,竟是一张没有字的白纸。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若真要劝方腊投降,至少应写明条件、身份和来意。宋江作为主帅,不可能连一封正式书信都准备不好。白纸的存在,恰恰把这场行动的真实性质暴露出来:所谓送信,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谈判。
方腊并非普通守将。方腊起兵于睦州青溪县,后来攻占杭州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宋江奉命征讨时,双方已经兵戎相见,杭州又是方腊势力的重要据点。让一名梁山头领独自游过水道,把白纸送进敌城,成功的可能本来就极低。
宋江难道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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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知道。问题在于,他不能在众人面前承认强攻失败,更不能让刚刚接受招安的梁山军显得无计可施。招安之后,他们不再是占据山寨、随时可以退走的好汉,而成了朝廷军队。每一次失利,都会落在宋江的声望上。
于是,张顺被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
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场试探。张顺若能进入城中,或许可以制造混乱;若不能,宋江也能借机观察城防和水路。可从人情角度看,这个安排极不公平。一个将领把九死一生的任务交给最信任自己的兄弟,往往不需要多说,属下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张白纸。它可能不是粗心,也未必是宋江临时起意,而是一个故意留下的空壳。没有文字,就没有真正的谈判内容;没有承诺,也没有回旋余地。张顺送去的不是一封能改变战局的文书,而是一个让他必须冒险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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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宋江是要借张顺之死激起众怒。梁山军看见兄弟被乱箭射杀,怒火自然会集中到方腊军身上。接下来强攻城池,士卒更容易拼命。这个解释未必能证明宋江事先便计划牺牲张顺,却说明他至少把张顺的死亡纳入了战局计算。
宋江的做事方式,一向不是单靠武力。他更擅长经营人心。初上梁山时,他不断以“兄弟情义”笼络众人;成为首领后,又把个人目标包装成众人的共同前程。接受招安,表面上是为梁山寻找出路,实际上也满足了他重返体制、取得功名的愿望。
晁盖在世时,梁山更像一个聚义之地,先讲活命,再讲前程。宋江掌权后,方向逐渐变了。征辽、讨田虎、平王庆,梁山好汉一次次替朝廷出兵,战果固然显赫,却也一步步失去了自主选择的余地。到了征方腊,战争性质彻底不同,伤亡开始急剧增加。
张顺之死,就是这种变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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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江州揭阳一带成名的水上好汉,早年与宋江有旧交,后来成为梁山核心头领。宋江最清楚他的本领,也正因为清楚,才把他派往最需要水性的地方。可惜的是,了解一个人的长处,有时也意味着更容易把他送进危险之中。
方腊军并没有因一封白纸而投降。张顺死后,梁山军继续攻打杭州,双方展开了更惨烈的争夺。此后,梁山一百零八将不断折损,许多人不是战死,就是染病身亡。那个曾经人声鼎沸的聚义集团,逐渐被消耗成一支疲惫的残军。
宋江未必是传统意义上处处设局的恶人,但他确实把“忠君”“招安”“兄弟情义”揉在了一起。需要别人赴死时,他用情义推动;需要继续进攻时,他用张顺的死凝聚士气;需要向朝廷证明功劳时,他又把这些牺牲写进了征战的代价。
白纸没有文字,却留下了最刺眼的答案:这场送信行动,从未真正准备与方腊谈判。张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在替梁山办事,宋江却把一张空白文书,变成了逼迫他走向城下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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