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诚子：《志怪：六朝志怪小说的诞生与发展》

《志怪：六朝志怪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日）佐野诚子著，韩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8月版。

内容简介

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怪异事件为何会被记录下来？志怪诞生之初为何被视作史书？它又是如何脱离史部，成为小说的一种？在思想活跃的六朝时期，各类信仰故事又是如何在志怪中呈现的？

该书以六朝志怪小说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编撰史书的传统入手，讨论了六朝史家对于志怪小说的定位，与正史中“五行志”的关系。其次关注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非本土文化元素，探讨其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的影响，并以此反映出六朝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

《怪を志す：六朝志怪の誕生と展開》

目 录

凡例

志怪年表

序 章 六朝志怪与怪异的历史记录

一、 志怪的“小说”

二、 何为“怪”

三、 志怪的定位

四、 志怪的文本

第Ⅰ部 史学传统中的志怪

第一章 志怪的文脉

——历史书的扩充以及对变异的记录

一、 史与志怪

二、 杂传书

三、 五行志

四、 变异情报的传达和编集

第二章 志怪的谱系

——以与五行志的关系为线索

一、 应劭《风俗通义》中的灾异和怪异

——志怪诞生的基础

二、 干宝《搜神记》与五行志

——志怪的成立

三、 南朝宋的变异记录的去向与志怪

——以《宋书 · 五行志》和《异苑》为中心

第三章 志怪的怪

一、 庙神

二、 幽鬼

第Ⅱ部 来自佛教的影响

第四章 志怪中的僧侣

——与新怪异的邂逅

一、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志怪的影响

二、 僧侣与志怪

三、 僧传与志怪

第五章 佛教志怪的谱系

——以与应验记的关系为线索

一、 佛教志怪的诞生

二、 《幽明录》《宣验记》与《冥祥记》

——三者内容的区别

三、 《系观世音应验记》的构成及其他佛教志怪

四、 应验谭的南北差异——以佚名文献资料为线索

五、 应验记与志怪

第六章 冥界游行的佛教化

一、 僧侣的冥界游行

——以慧达（刘萨荷）为例

二、 僧侣冥界游行的创作理由

三、 《冥祥记》的僧侣与《高僧传》的僧侣

终 章 汇入中国“小说”史中

一、 实录的形式和态度

二、 采用实录形式的虚构

三、 唐代的两种“传”及其从历史的脱离

后记

引用书目

序章 六朝志怪与怪异的历史记录

一、 志怪的“小说”

在中国，有一类被称作“志怪”或“志怪小说”的书籍。“志”通言字旁的“誌”。我们可以将“志怪”训读为“记录怪异”，可知这是一类专门记录怪异的书籍。

《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

在志怪中，有如下一则故事。

南阳郡（今河南省）的宋定伯年轻时走夜路，曾遇到过鬼。宋定伯问鬼：“你是谁？”鬼自称是幽鬼，而后问宋定伯：“你是谁？”宋定伯骗他说自己也是鬼。鬼问他：“你去哪里？”宋定伯说：“要去宛市（南阳郡的中心）”。鬼说：“我也正好要去宛市。”他俩一起走了数里（几公里，中国的一里约500 米）。而后鬼又开始搭话：“这么走怪累人的，不如我俩交替着背对方赶路如何？”宋定伯爽快答应道：“太好了。”

于是鬼先背着宋定伯走了数里。鬼说：“你太重了，肯定不是鬼。”宋定伯说：“我刚死不久，是个新鬼，所以身体重。”轮到宋定伯背鬼，鬼很轻，几乎感受不到重量。他俩就这么轮流背着对方赶路，交替了几回之后，宋定伯开口问道：“我还是个新鬼，不知道鬼应该害怕或忌讳什么？”鬼说：“只是不喜欢人的唾液。”

又走了一会儿，出现了一条河。宋定伯让鬼先渡河，侧耳倾听，竟无一点水声。轮到宋定伯自己渡河时，则水声嘈杂。鬼感到奇怪，问道：“为何会有声响？”宋定伯答道：“我刚死不久，还不习惯渡河，请不要见怪。”快到宛市时，宋定伯将鬼扛在肩上，迅速控制住了鬼。鬼大声惊叫，求宋定伯放自己下来，宋定伯根本不听。

不久后到了宛市，宋定伯把鬼放在地上，鬼变成了一只羊。宋定伯便想将羊卖掉，但又怕这羊中途变成其他东西，于是向羊唾了一口。宋定伯卖了羊，得了一千五百钱。故时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人将鬼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将鬼卖掉，这则故事收录于被认为是曹魏曹丕编纂的《列异传》中。原文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此事发生的时间，同样的记述还出现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故事最后的时人议论被认为是当时的大贵族石崇所言。

宋定伯是何许人也？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宋定伯和鬼的对话展开记述，颇具趣味。

《述异记》

接下来的这则故事，收录于南齐祖冲之的《述异记》。

南齐时，马道猷为尚书令史。齐武帝永明元年（483），马道猷坐在尚书省官厅中，眼前突然出现了大批鬼怪，但马道猷身边的人却看不见。随后有两鬼进入马道猷的耳中，将他的魂推出，使之落在了木屐上。

马道猷指着木屐上的魂问是否有人能看见，但旁人都说没看见，并问马道猷魂长什么样。道猷说“魂正似蟾蜍的形状”，并说“我肯定活不成了，鬼现在还在我的耳中”。人们看到他的两只耳朵都肿起来了。第二天马道猷便死去了。

宋定伯故事中的“鬼”可译作“幽鬼”，而马道猷故事中的“鬼”，笔者还是以原文的“鬼”来称呼。这里的“鬼”被描写成夺取生者性命的存在：“鬼”将马道猷的魂从耳部推出，取走了他的性命。马道猷虽然是位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官员，但这则故事中记录了当时的年号。

除了上述两则，关于鬼（幽鬼）的记载还有不少。比如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记载的一则故事。

《幽明录》

焦湖庙的庙祝有柏木枕，历经三十多年，枕后裂开一个小孔。县民汤林行商途经此庙，进去祈福，庙祝问：“你结婚了吗？没有的话，请来枕孔这里来。”庙祝让汤林进入到枕孔中，汤林看见其中有朱门、琼宫、瑶台，比当世之物更加华美富丽。汤林见到了赵太尉，赵太尉为其介绍了结婚对象。

汤林夫妇育有六子。汤林还被选作秘书郎，不久后升迁为黄门郎。汤林沉浸在枕中世界，毫无思归之念，但不久后被卷入到谋逆事件中。庙祝令汤林离开枕中世界，摆在汤林眼前的正是此前的柏木枕。真可谓是枕中虽经数年，实则俄顷之间。

进入枕中世界，大抵是进入梦中世界的譬喻。做梦本身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之事，然而在这则故事中，庙祝似乎能够控制梦境，这一点带有非现实性。在梦中历经荣华，醒来后觉悟到人生之缥缈，这一趋向被后来的唐传奇，如沈既济《枕中记》和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所继承。并且，故事主角汤林是一位商人，他并非官员，只是无名的小人物。

像这样汇集了现实中不会发生的各种怪异事件的书籍便是志怪。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即公元3 世纪至6 世纪）是志怪创作兴盛的时代，便宜起见，本书将这段时期统称为“六朝”（南方六朝）。所谓六朝，是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城的三国吴以及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王朝。

司马氏的晋朝（西晋）取代曹魏自立，后因北方少数民族侵攻南下，晋室南渡长江，在建康重新建都，于317 年建立了东晋王朝，自此直至589 年，由北方的隋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分为由汉族统治的南朝和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朝，南、北方政权频繁更迭。

《唐前志怪小说史》

志怪中尽管有被认为是由曹魏曹丕编撰的《列异传》以及推测写于西晋时期的陆氏《异林》，但大部分是由南朝人撰述的，如东晋干宝《搜神记》和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等。北朝基本不见此类著述，直至北朝末期出现了隋侯君素的《旌异记》，除此以外鲜见志怪。因此，本书采用“六朝”这一说法也是比较妥当的。

那么，将“志怪”单独作为一类书籍，用以指代“志怪”或“志怪小说”的背景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志怪”和“小说”这两个词语的来龙去脉。

首先是“志怪”一词。“志怪”二字连用公元前就已存在，其早期用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紧接着出现了“志怪”一词：“一个名叫齐谐的人，记录怪异之事（齐谐者，志怪者也）。”

《庄子集释》

“齐谐”的“齐”是国名，“谐”为“谐（戏言、谜语）”之“谐”。这是作者有意识地由齐国谐风潮盛行所起的一个架空人名。齐谐“志怪”与其说是记录，不如理解为记忆怪异更为妥当，应释作“有一个熟知怪异之事的人物”。《庄子》转述了齐谐之言，强调了鹏之巨大。

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约1 500 千米），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约45 000 千米），去以六月息者也。”

诸如此类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鲲鹏之类的故事，大抵可称得上是“怪”。

事实上，后世也有效仿齐谐以“志怪”为题的著作，如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和梁吴均《续齐谐记》。而实际上，六朝志怪中几乎不见如《庄子》那般创作性强的寓言类记述。而且，“志怪”一词常见于六朝时期的书名，如东晋祖台之《志怪》一书直白地以“志怪”二字作为书名，但在此后的一般记述中很少使用“志怪”一词。

另一方面，“小说”指的又是什么呢？人们当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小说”，指的是作为消遣读物的物语。

但是在汉语中，“小说”的语义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小说”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日本也使用。特别是在近世日本，“小说”被用以指代中国的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用口语体写就的消遣读物），并将国文的戏作也称作“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将英文的“novel”译作“小说”，沿用至今。

《中国古典小说史》

中国的“小说”一词，汉代就已出现。其早期用例中比较有名的是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名称。如后文所述，“目录学”这一着眼于书籍分类的学问在中国受到重视。记录西汉王朝历史的《汉书》中便设置有记录汉代宫中书籍目录的《艺文志》，对书籍进行分类整理和记述。

《汉书·艺文志》以刘歆整理父亲刘向的资料时所编写的《七略》为基础，由《汉书》作者班固编纂而成，其分类中就有“小说”一类。

《汉书·艺文志》将书籍大体分为六类，其中之一为“诸子略”。正如“诸子”一词所示，“诸子略”为春秋战国时代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各略下设分类，如“诸子略”下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小说家在最后一个。

“诸子略”的其他诸家中，儒家收录有孟子等孔子弟子们的著书（《论语》本身被奉作儒家经典，收入“六艺略”而没有置于儒家），道家则收录有老子、庄子的著作。也就是说，“×× 家”是根据思想流派进行的分类，但“小说家”并非指代一群有着特定思想的人。

在进行分类时，尽管给出了分类标准，仍会出现一些无论如何也难以归类的情况。为了处理这些难以分类的著述，“诸子略”设有杂家。

《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

杂家收录有吕不韦《吕氏春秋》、刘安《淮南子》等。这些书不属于特定流派，而是兼采儒家、墨家等各家学说的著作。杂家之后是农家，收录的是有关农业技术的著述。这些著述与其说是思想类，不如说是技术书籍。

那么设在最末的“小说家”，收录的又是谁的哪种著作呢？

《汉书·艺文志》对分类逐一附上解说，其中有对各思想流派的说明，关于小说家有如下叙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稗官是指汉代专门收集民间流言的小官员，所记内容无非是街谈巷议和道听途说之类。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正如其字面意思，是指微不足道的小故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中著录（“著录”是指目录中记录有著作名、卷数、作者信息等）有十五种书籍，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和《百家》。

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佚文也几乎不存，其全貌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书名以及《艺文志》中班固的简单解说来看，可以认为小说家主要包括历史传说、荒诞无稽的伪托之作或是方士（术士）之书。不管怎么说，可以推测《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和今人所说的“小说”内涵相去甚远。

“小说”一词除用于书籍分类，还见于别处。如东汉张衡《西京赋》（《文选》卷二）写道：“小说九百篇，始自虞初，本是为了天子消遣时准备的读物（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虞初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中所著录的《虞初周说》的作者，出仕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本书应是为汉武帝所作的，内容是关于周代历史的一些趣事。《魏略》中亦有“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一语，是将“小说”作为说唱故事的用例。

除了本书第二部所讨论的佛教志怪，志怪文体中说唱的痕迹较少（即便是说唱，也不是娱乐性的），但有一些故事是通过传诵流传下来的。连绵不断的说唱文学和“小说”一词，很早便有所关联。

六朝时期也有以“小说”作为书名的用例，如梁代殷芸《小说》。书中收集了不载于史书的逸事，是既有志怪内容，又有如《世说新语》般人物逸事的杂记体书籍。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将正统历史记录之外的著述称作“小说”的用例。刘知幾在其历史理论著作《史通》中多次用到“小说”一词。在《杂述》篇中他认为“小说”是补充正史的存在。继而将庞杂的史书分为十类，在“杂记”一类中举出了祖台之《志怪》和干宝《搜神记》等志怪书籍。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也将“小说”作为历史记录的补充资料。

《汉唐小说观念论稿》

综上所述，作为近代普通名词的“小说”、学术用语中的“小说”以及近代以前的“小说”，在内涵上既有重合又有分歧。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所使用的“小说”一词，不过是在既有汉语中选取一个与西方“novel”一词概念相近的汉语词汇。

因此，近代以前的“小说”未必与西方的novel（小说）或fiction（虚构故事）定义一致，志怪“小说”也是如此。诞生于西方历史背景下的西洋小说，在近代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所谓的中国小说史，只是今人所认定的“小说”式读物的历史。

二、 何为“怪”

志怪是记录“怪”的书籍。古人是如何看待“怪”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中国围绕“怪”的言说史。

孔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则言论相当著名。这里的“怪力乱神”具体是指什么呢？“怪力乱神”这四个字，究竟应该拆分作“怪力”和“乱神”两个词来解读，还是应拆分为“怪”“力”“乱”“神”四个字来分别解读，历代莫衷一是。然而关于“怪力乱神”所指，最重要的“鬼神”可从《论语》中其他几处看出端倪。

儒家原本是重视祖先祭祀，同时掌管祭祀仪礼的群体。在中国，人们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这里的“鬼”与日语中意指幻化成异形怪物的“鬼”有所不同，而与日语的“幽灵”一词意思更近，指的是人死后所变之物。

也就是说，祖先变成了“鬼”，因此人们必须敬奉祖先、进行祭祀。然而对于祖先之外存在不定的鬼怪，却要避免过度谈论。这便是孔子，也是儒家的态度。

《论语译注》

儒家对于“神”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儒家不反对祭祀神明，但对于无论什么神都进行祭祀，或是过分祭祀的“淫祀”持反对态度。

儒家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然而由于鬼神之说往往向着荒诞无稽的方向展开，儒家要求鬼神之说应有分寸、不得妄言，这才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真意。正因如此，清代袁枚才将自己所著的志怪小说集冠名为《子不语》。

另一方面，关于志怪的“怪”，也有不同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怪”即鬼神之属。如前所述，“鬼”即人死后所变之物。而关于“神”，志怪中同时也可见诸如人死后变成“神”或是被当作“神”来祭祀的记事，更不用说其中关于民间信仰的神的种种记事。

因此，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截然相反，“志怪”正是要积极地讲述怪力乱神之事。志怪中不仅有人死后变成鬼的故事，也有死而复生的故事。后者是描述中国冥界的传统方法，后被佛教、道教所吸纳，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志怪中还有一些与人无关的内容，比如与动物或是异形妖怪相关的记事。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此外，志怪中还包括一些传说类的记事。《搜神记》和《玄中记》中都有被认为是“羽衣传说”原型的记事，《搜神后记》中也有被认为是田螺姑娘传说原型的记事。

此外还有一些与志怪展开稍有不同、关于博物知识的记事，这便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书中有关于珍稀物产的记录。《博物志》行文并非以故事的形式，而是以说明的形式展开，而《搜神记》《异苑》等志怪中，局部亦可见类似《博物志》风格的叙述。

上述关于志怪的记事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异常事件和带有某些非现实性要素的事件。将这些记事统称为“怪”并不奇怪，但六朝志怪也并非包罗了所有的“怪”。

如前所述，《庄子》的寓言中包含很多非现实性要素，将之视作“怪”也无不可，但是志怪中几乎不见《庄子》般寓言式的内容。

相反，我们或许可以从志怪诞生前的东汉以前的文献中，找到类似志怪所记之“怪”的内容。首先是采录了东汉以前便已存在的传说之类的内容。神话在中国未能成体系地留存下来，《尚书》（《书经》）等中零星可见关于神的记载。《搜神记》中也采录有三皇之一的神农和五帝之一的帝喾的相关记载，此外还有关于南方始祖神传说的犬盘瓠的记事。

同样是在《搜神记》中，还可读到韩朋夫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的宋国，韩朋之妻受到宋王的喜爱，韩朋因夺妻之恨愤而自杀，其妻也在宋王宫中自尽。这对夫妇本想死后同埋一茔，宋王却偏偏使其远隔而葬。而后，二人墓中生出树木，枝叶蜿蜒缠绕，形成了连理树。韩朋夫妇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搜神记》之前，汉代画像石中已有描绘，在铜镜铸铭和汉代竹简中也可见到相关记述。

张黎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

但是，志怪并非只搜集自古以来具备“怪”要素的传说，也记录当代发生的各种怪奇事件。就数量而言，同时代的“怪”事件记录占压倒性的多数，而东汉以前基本不见此类内容的记事。即便有，记述目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此外，志怪中有着东汉以前明显不存在的要素，那便是与道教、佛教相关的内容。道教是起源于东汉末年兴起的民间信仰的宗教，结合汉代以来的神仙之说，将冥界等情状向着自己的宗教世界拉近。六朝志怪中就包含这样的道教要素。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魏晋以来逐渐兴盛。佛教中有记录佛陀及其弟子前世故事的本生经或譬喻经寓言，其中一部分被吸纳到志怪中来，但占比极少。

佛教徒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能够显现超常的奇迹，因而在布教过程中宣扬佛教应验之奇迹，将中国自古便有的怪奇故事进行了佛教化。

所谓“应验”，即信仰佛教就会发生奇迹。虽说志怪中一般也有发生奇迹，但要通过唱诵经文之类的行为才会发生奇迹情节，是佛教徒编造出来的。佛教徒还进一步将中国本土的冥界游行佛教化，将游行的终点设在泰山，那里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视为冥界所在，从而将泰山佛教化，将冥界游行描述为使人信仰佛教、遵守戒律的训诫故事。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

道教没有专记志怪故事的专著（但若将西汉刘向《列仙传》和东晋葛洪《神仙传》这样的神仙传记集视作道教文献则另当别论），直至唐代末期出现了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但佛教志怪则有数种，如南朝宋刘义庆《宣验记》、梁王琰《冥祥记》、陆杲等人的三种《观世音应验记》。

某类书籍的著述，需要一定的时代环境。尽管有一些读物普遍出现在各个时代，但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同的写作倾向，从而反映时代环境的差别。尽管此类怪奇故事的源头确实可以追溯至六朝以前，但志怪中所书写的“怪”并非完全转述过去的故事，而是以这一时期特有的方式展开志怪叙事。

那么，此后的唐代以来是否仍有志怪呢？结论是唐代以来志怪的写作仍在继续，但内容与前代并非完全一样。

在中国小说史上，尽管唐代由志怪发展出了传奇，但唐传奇中既有含超现实要素的作品，如描写人狐恋爱的沈既济《任氏传》、描写书生被招赘至龙宫的李朝威《柳毅传》、挑战仙药制作的李复言《杜子春传》等；亦可见完全没有超现实要素的作品，如以作者年轻时的恋爱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元稹《莺莺传》、描写科举考生和妓女之间情事的白行简《李娃传》等。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记录奇异之事的短篇文章，而非传奇那样的长编故事。这些书籍的内容若净是些怪异事件，就会被视作志怪小说集。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作“笔记”的生活杂录类书籍中，也会掺入一些怪异见闻记事。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

到了宋代，南宋人洪迈编著了《夷坚志》这部鸿篇巨著。洪迈向身边人征集他们见闻的怪奇事件，将之编集成册。由于是实际调查记录，《夷坚志》也多被视作历史学的史料。明代初年，瞿佑著有怪谈集《剪灯新话》。此书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每则故事的叙述更为详细，文体采用骈四俪六为主的形式，内容亦不乏创作性。

清代对明末志怪小说进行再刊（参见第四节），从而掀起一股志怪小说潮，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前述袁枚《子不语》都是在这一时期编撰而成的。

《聊斋志异》中既有承袭六朝志怪风格、短小清冷的故事，也有各种以异类婚谭为中心、强烈反映作者蒲松龄创作意图的故事，并以后者为主。《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等则收录有大量的清朝志怪，虽接近于实录，但其表现还是与六朝志怪有所不同。

六朝志怪记录了六朝这一时代特有的“怪”（换言之，尽管“怪”此前就已经存在，但正是因为在六朝时期才能被记录下来）。而且，六朝志怪与其他时代的类似作品都有所不同。

《六朝小说学术档案》

三、 志怪的定位

如后文所述，志怪原书几已失传，但今天人们为何还知道有志怪的存在呢？那是因为当时的书籍目录被保留了下来，如第一节中笔者举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

《汉书·艺文志》当然没有著录西汉之后的六朝志怪，能够一览六朝志怪书名最便捷的读物是《隋书·经籍志》，这是目前所见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最早书籍目录。

在“史部·杂传类”的分类项目下，著录有约39 种志怪（对于其中究竟哪些算作志怪，目前尚有不同意见，因此这一数字可能会上下浮动）。

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基于刘向所编目录《七略》编写而成的。尽管《七略》现已不存，但从数字“七”来看，应为由七部构成的书籍目录。

七部即六艺略（儒家经典等，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略（文艺作品，包括赋、杂赋诗歌）、兵书略（兵法书，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术数略（天文、占卜之书，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书等技术书，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和辑略（整体性的内容说明）。

《汉书·艺文志》由除辑略外的六略构成。书籍分类被视作便于把握学术脉络的重要行为，也被称作“目录学”。《七略》《汉书 · 艺文志》以来，学者仍热衷于编著目录。

《汉书·艺文志》之后，在志怪被书写的六朝时代，人们在书籍分类项目的设定上有诸多尝试。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

这些尝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仿照《七略》将书籍分为七类（如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等）；二是创造出一种新分类，将书籍大致分为四类进行整理（如西晋荀勖《晋中经簿》等）。

人们为什么要对书籍进行再分类呢？那是因为，此时有许多迄今未见的，或者说尚未大量创作的新书在不断增加。

前者以佛教和道教经典为代表，后者则是历史书籍。《汉书·艺文志》将《太史公书》（即《史记》）收入“六艺略·春秋”中。编年体史书《春秋》和纪传体史书《太史公书》尽管形式不同，但都被归入史书类。

然而，六朝以来，史书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历史学也更加细分化，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历史书籍。即便在“六艺略·春秋”目录之下设置分类，也会非常复杂，且这些史书的重要性也并非都如同儒家经典一般。

因此到了六朝时期，人们将《春秋》及相关书籍作为儒家经典保留下来，尝试对除此之外的史书进行单独处理。

《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汤江浩、黑金福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于是，《隋书·经籍志》采用将书籍大体分为四类的方针，即经、史、子、集四部，并以之作为此后书籍分类的原则。四部之下的分类尽管有所变化，但将书籍大致分为四部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经部为儒家经典，史部为历史典籍，子部为诸子思想书，集部为诗词歌赋、散文之类的文艺作品。

志怪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入史部，也就是说，在《隋书 ·经籍志》编纂的年代，志怪被视作史书。姑且可以认为，在志怪被书写的时代，人们将其视作一种历史读物。

但是后来，志怪却被置于史书行列以外。唐代史书有两部正史，一部是唐灭亡后不久，五代十国后晋时期编纂的《旧唐书》，另一部是北宋欧阳修担任总编纂的《新唐书》。北宋王朝大概认为草草编就的《旧唐书》不尽如人意，既要著史彰显自身承继唐王朝的正统性，又在唐宋变革之际有意识地在史书中添入新的内容。

这种想法很好地体现在了《新唐书》的目录中。《旧唐书·经籍志》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只是将唐代新创作的书籍补充进来。

《新唐书》没有采用“经籍志”这一名称，而是仿照《汉书》设立“艺文志”。分类框架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新唐书》对书籍分类做出了较大的调整。

其一便是将志怪从“史部·杂传类”变更至“子录·小说家类”（“录”与“部”同义）。“子录·小说家类”原为“子部·小说家类”，收入该类的是诸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类的人物逸事书（被称作“志人小说”）。

“小说家类”中的书籍与今天的小说有所差别，即便归入子部，也并非思想之书，而更像是因难以归入其他分类而采取的权宜之策。由此可知，《新唐书》完全没有将志怪视作史书。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

除此之外，《新唐书·艺文志》还将《隋书》《旧唐书》“ 史部·杂传类”的《列仙传》归入“子录·道家类·神仙”，将《高僧传》归入“子录·道家类·释氏”。诚然，还有一些书籍，如《列女传》等，被保留在“史录·杂传记类”下。

书籍分类是按照价值高低进行排序的。《七略》将六艺略，《隋书》将经部置于首位，显示出在古典中国世界，儒家经典被视为最重要的书籍。

史部中也一样，将“正史”置于下设分类的首位，“杂传”（《隋书 · 经籍志》将志怪置于“杂传”下）则被置于倒数第四。史部下设目录中，正史类后面为地理类（地理书）、谱系类（家系图）和簿录类（书籍目录），这些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近乎史料的书籍。

也就是说，尽管志怪被归入“史部·杂传类”，但人们并不认为志怪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史书。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志怪作为史书的重要性被进一步降低，最后被置于史书之外。

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志怪类著作与其他读物相比更加不受重视的一些例证。

北宋初期，大规模的类书编纂作为国家工程开展起来。所谓类书，即按照内容条目，抽取各种不同书籍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汇总、编纂而成的一种百科事典。

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太平广记》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 年）编纂了两部这样的类书。一部是《太平御览》一千卷，该书完成后，还留下了宋太宗日读三卷的逸话。这部书被实际印刷出来，现存有宋代的印刷本。

另一部是《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承袭了此前的《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采用了当时典型的类书形式，而《太平广记》的编集方针则与此不同，是以野史（志怪、志人、笔记类）记述为中心进行摘录。

类书通常摘录片段语句进行汇编，《太平广记》则以摘录全篇记述为原则，有时甚至一卷仅收录一则记事。据说当时虽然完成了《太平广记》的编纂及雕版的制作，但因非急用尚未付诸印刷。实际上，现存最早的是编纂后约五百年的明代版本。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北宋至南宋时期《太平广记》在一定程度上流通，苏轼、黄庭坚等诗人将之作为生僻典故的参考书来使用，但的确应该认为《太平广记》比《太平御览》的地位要低。

志怪曾经一度被视作史书，后来又被排除出史籍范围。其原因不仅在于志怪的内容，还在于志怪的叙述态度。本书即将开启一场关于志怪的旅程。

本书的章节设置及内容如下。

首先是第一部分，以志怪被纳入史书类为线索，考察史书与志怪的关系，以此作为本书的开场。

第一章首先对先秦至六朝的史书编纂历史进行梳理，以把握当时的史学背景。六朝时期的历史学家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又在编纂什么样的史书？

《六朝志怪小说考论》

接下来，笔者尝试将志怪与其他杂传书进行对比，以考察《隋书·经籍志》将志怪纳入“史部·杂传类”的原因和意图。

然后，将志怪与纪传体史书中记录灾异的五行志进行比较，以进一步明确志怪的特质。最后通过考察五行志、志怪中涉及的变异信息是如何获得的，尝试还原志怪编纂的经过。

第二章以志怪与第一章中作为比较对象的五行志的关系为中心，考察六朝志怪的谱系。本章将主要讨论三部作品：六朝志怪出现之前类似志怪的书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与五行志关系密切的志怪代表作—东晋干宝《搜神记》，《搜神记》之后含有较多类似五行志式内容的志怪—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从中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于王朝更替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第三章讨论志怪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话题——“庙神”与“幽鬼”，考察志怪究竟是如何被定义的，这样记录意味着什么，以及志怪文体的问题。

《笔记小说大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这部分将考察第一部分中尚未涉及的志怪与宗教，特别是与佛教的关系。佛教没有对志怪的诞生产生直接影响，但在南朝宋以后，佛教对志怪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专门著录佛教题材的“佛教志怪”。

第四章通过讨论志怪中对僧侣描写方式的变迁，探寻“佛教志怪”诞生的背景。一开始，僧侣及其事迹是被非佛教信徒作为奇人异事记录下来的，而后逐渐转变为佛教徒们对积极展示自身异能力的僧侣的记录。

第五章以《应验记》为线索考察“佛教志怪”的谱系。佛教志怪中，《宣验记》《冥祥记》《观世音应验记》的编集方针各不相同。特别是《观世音应验记》，在佛教徒之间流传，汇集了因佛教信仰而造就的奇迹应验事例，是一部汇集西方、北朝文献及口头传承的应验事迹的集大成之作，这一点与其他志怪有所不同。

第六章讨论“佛教志怪”中盛行的冥界游行素材。佛教徒在中国传统的冥界游行故事中，加入了佛教的审判要素。由此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佛教的影响，六朝志怪无法独立产生这种有意识的变化。

四、 志怪的文本

在正式进入本论之前，需要就志怪的文本问题进行一些说明。如前所述，六朝志怪的文本不像经书以及目前所公认的正史那样，记有原著者之名并一直流传至今。

举例来说，同样一则记事，可能出现在多个志怪文本中，即便能够明确该记事为六朝时期的，但当讨论究竟是谁、怎样书写了这则记事时，需要验证这则记事是确为著者所写，还是引自他处，最初是否真的收录于此书中。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

也就是说，将著书者与文本关联起来进行讨论将非常困难，这与白话小说因版本差异导致难以对作者展开讨论的情况是一样的。

《史记》《汉书》一直被视作重要书籍慎重对待，因此当时的文本几乎原样留存下来。如果比较一下二书中的重合部分，即自西汉建立到武帝时期的记述，就能够看出《汉书》对《史记》原文既有所承袭，亦对其中的一些表达进行了修改，据此可以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意图展开讨论。但是对于志怪很难进行这样严密的讨论。

目前可资参考的六朝志怪文本，有明代重新编集刊行的单行本，以及收录于《艺文类聚》《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的佚文。后者主要是类书，前文已略有说明，类书是按照条目将相关记述分类汇集的书籍。

六朝以来，类书编纂盛行，并已经开始引用志怪。其中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是佛教类书，其中不仅引用了《宣验记》《冥祥记》等佛教志怪，还较多引用了《搜神记》《幽明录》等。

由于这些书籍对志怪的反复引用，我们得以大致把握这些记事出自何处，但也导致同一记事出现在多种志怪中。其中既有类书引用时出现的错误，也不乏当时的志怪从他处引用时不标明出处的情况。

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

《搜神记》《异苑》等在南宋时仍作为书籍存在，后一度失传，随着明末出版业的兴盛突然再度进入大众视野。但这些书籍已并非原作，是明代人抽取、汇集此前《艺文类聚》等书中的引文，甚至有时会添入本不相关的记事以扩充体量，使之能够被整理成书籍。

清代出现了各种佚书的“辑本”，即从类书等中收集佚文整理而成的书籍。明末出版的志怪与辑本不同，书中并没有说明其为“辑本”，也未曾明示文本出处。这些辑本尽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书面貌，但也从他书中引用了类似内容以扩充体量、编纂成书，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很早就指了出来。23

然而也有例外，有被认为是保留了本来面貌的书籍，这便是《观世音应验记》。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三书，另附两条记事组成的一卷完整读物，现仅存于日本京都青莲院。

特别是《系观世音应验记》将《法华经•普门品》（《观世音经》）以及《请观世音经》中的经文附在故事后面，这被认为是原书的构成。关于《观世音应验记》，特别是《系观世音应验记》，第二部第五章将进行详细讨论。

如前文所述，《系观世音应验记》中有不少与《宣验记》《冥祥记》重复的记事。《宣验记》和《冥祥记》已为佚书，在《法苑珠林》等书中有引文残存下来。比较二者的文字，可以发现许多细微差异，但文章记述本身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总而言之，六朝志怪文章的大体结构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古代志怪小说鉴赏辞典》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到底在哪本书中保存了哪些记事。由于后世对类书盲目且持续的引用，已经很难确知这一点。并且从类书中一个个确认这些条目，也是非常耗时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鲁迅将民国时期的志怪类佚文进行收集整理，汇编成《古小说钩沉》一书，据此可一定程度上窥见各类志怪的特性。

鲁迅对于志怪文本的整理，为之后的志怪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鲁迅当时所能参照的书籍版本还存在一些问题，亦有遗漏和讹误。

时至今日，日本学者富永一登、中岛长文，中国台湾学者王国良等都对《古小说钩沉》进行了订正、补充的基础文本整理工作。

特别是中岛氏对《古小说钩沉》进行了全面订正，并且将鲁迅未能收集到的“佚存书（现仅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补充收录进来，这将对研究大有裨益。

《中国古小说的演变》，福永一登著，许飞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作者、译者简介

佐野诚子，2006年于东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非常勤讲师，现为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小说。

韩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和中国古代青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