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江姐临刑前，特务想用羞辱逼她崩溃，她却从容解开衣扣，把衣服叠好放在地上，赤脚一步步走向枪口

自贡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老盐井早就停了。

井架拆了，井口封了，地上长着齐膝的野草。空气里还能闻见一点咸味，是土里渗出来的。江竹筠1920年8月出生在这里。家里穷，父亲常年不在，母亲替人缝补衣裳。她八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去了重庆。从自贡到重庆，水路旱路都要走，行李不多，到了重庆江北，租了一间矮房。屋顶漏雨，接雨的是一只缺了口的瓦盆。

十岁，她进袜厂当童工。

机器比她高。她得站在一块木板上，才够得着线轴。木板不稳，机器一转，板子就抖。她不能坐，只能站。车间里挂着汽灯，灯罩上积着灰，光打下来是黄的。她的手指被线勒出一道印子，晚上回家，印子还没消。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伸进水盆里搓，水面上浮起一层油花。

十二岁，一位先生看她认得几个字，把她送进学校。她白天读书，晚上回家帮母亲糊纸盒。纸盒糊一百个，挣三个铜板。课本是借的，边角卷了，她用米汤把纸页粘平。中午没有饭，她带一个红薯，放在教室窗台上，下课再吃。红薯凉了，皮皱起来，她剥得很慢。

1939年，她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的地方是一间阁楼，窗户用棉被堵上，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楼梯很窄，木板踩上去吱呀响。她把棉被往窗框上按了按，边角塞紧。阁楼很低，站直了会碰头。灯芯拧得很小。领誓的人说一句，她跟一句。说到最后，她的手心出了汗。宣誓完，她把右手放下来，在衣角上擦了擦。灯芯爆了一下，火苗跳起来，照见墙上用粉笔画的镰刀锤头。

入党以后，她跑交通。重庆的坡多，台阶多。她一天走三十里路，鞋底磨穿了，就在路边买一双草鞋换上。草鞋磨脚，她在脚后跟垫一块布。送信的时候，她把信缝在衣角里。衣角磨破了，她就换一件衣服。有一次，信在衣角里被雨淋湿，她把信贴在胸口，用体温捂干。她的公开身份是会计。桌上摆着账本，账本下面压着要送出去的纸条。有人进门，她先把账本翻到中间，再抬头说话。

1944年，她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化名江志炜。同学只知道她是从重庆来的，话不多，笔记记得整齐。在成都，她住在一间靠墙的小屋。窗外有一棵槐树，夏天落一地白花。她把花瓣扫到墙根，堆成一小堆。堆到第三天，花瓣黄了，她才倒掉。

1945年，她和彭咏梧结婚。彭咏梧也是做地下工作的。两个人租了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两只箱子、一张床。他们没有拍结婚照。唯一的一张合影，是五个同志在公园里照的，彭咏梧站在最后一排，只露出半张脸。她把照片藏在箱底。开会的时候，她坐在门口择菜。楼梯上一有脚步声，她就把菜篮子往门边挪一挪。篮子里放着一把青菜，菜叶盖着底下的纸。

1946年，儿子彭云出生。孩子满月那天，彭咏梧买了两斤红糖，煮了一锅红糖水，给来开会的同志一人舀一碗。孩子夜里哭，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彭咏梧在桌边写东西，写一页，递给她一页。她一手抱孩子，一手把纸折好，塞进墙缝。彭云学会走路那年，彭咏梧用木头给他削了一把小手枪。孩子拿着枪在屋里跑，她在后面追，怕他撞到桌角。

1947年，她参与《挺进报》的联络和发行。报纸印在薄纸上，卷起来，塞进竹筒，再装进菜筐。她抱着孩子，菜筐放在脚边，坐船过江。报纸印出来，油墨未干，她要把纸摊在桌上晾。晾干以后，五十份一摞，用线扎紧，再包上旧报纸。有一次，船到江心，检查的人上了船。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脚把菜筐往座位底下踢了踢。检查的人看了孩子一眼，走了。她低头看了看菜筐，竹筒还在。孩子睡着了，嘴角有一点口水。

1947年冬天，彭咏梧要去下川东。临走前一夜，她坐在灯下给他补袜子。针脚很密，补了一层，又补一层。彭咏梧把袜子翻过来，问补这么密做什么。她把线咬断，说山路费袜子。他把补好的袜子塞进包里，又拿出来，看了看，放回去。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孩子还在睡。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她送到巷口。他说回去吧。她说你先走。他走了。她站在巷口，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船到码头，天还没亮。江面上有雾，船笛响了一声。码头上有人扛着麻袋，有人蹲在墙根吃早饭。她把包袱递给彭咏梧，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裳和那双补好的袜子。彭咏梧接过去，挎在肩上。他走了两步，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原地，没有挥手。船离开码头，她看见他站在船尾，手扶着栏杆。船转过江湾，看不见了。

1948年1月，下川东的起义爆发。彭咏梧带着游击队在奉节、巫山、巫溪一带活动。队伍刚拉起来，枪不够，人也不齐。有的人拿着大刀，有的人拿着猎枪。彭咏梧把能用的枪集中起来，交给打过仗的人。

1月16日，队伍在奉节青莲乡附近被围。弹药不多，粮食也快完了。彭咏梧留下掩护，让其他人先走。他没能走出来。那天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几个人。他们也没能走出来。敌人没有让他完整地入土。他的头被挂在奉节的城门上，挂了三天。城门下来往的人不敢抬头。有人夜里偷偷去收尸，只收回来一具没有头的身体。

消息传到江竹筠耳朵里时，她正在万县跑联络。传话的同志在门口站了很久，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她给他倒了一碗水，说你说吧。同志说完，屋里静了很久。她把碗放下，问老彭走的时候，有没有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同志摇头。她点点头，转身进了里屋。里屋的墙上挂着一只旧挎包，是老彭留下的。她把挎包取下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又挂回去。

那天夜里，屋里的油灯亮到天亮。她坐在板凳上，没有哭，也没有跟人说话。灯芯烧短了，她用剪刀剪掉一截，火苗又跳起来。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出门。手里抱着一摞要送出去的信。有人劝她歇几天。她把信往怀里拢了拢，说老彭走过的路，认得。

她把万县、奉节、云阳一带的联络接了过来。哪个支部有几条枪，哪些人能跑交通，哪条路设了卡子，她都记在本子上。本子用完就烧。她出门时扮成农妇，头上包一块蓝布，篮子里放三个鸡蛋。遇到盘查，她把鸡蛋往哨兵手里塞，说走亲戚。有一次，哨兵不要鸡蛋，要搜篮子。她把篮子往地上一放，说搜吧，里面都是给亲戚带的针线。哨兵翻了翻，果然只有针线。针线下面，压着两张折好的纸。

1948年上半年，重庆的空气越来越紧。街上多了便衣，茶馆里有人竖着耳朵听。接头的地方换了好几个，今天在码头，明天在米店。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同一个地方，不去第三次。第三次之前，一定换。有一回，她在米店门口看见一个熟面孔。那人昨天还在码头卖烟。她没有进米店，转身走进对面的布店，拿起一匹蓝布，问价钱。问完，放下布，从后门出去。

6月初，冉益智被捕后叛变。他把川东的名单交了出去。名单上有她的名字。她后来在牢里知道这件事。同牢的人把话递进来，她听完，没有说话，把手里的稻草一根一根掐断。稻草掐断了七根，她把碎草拢在一起，塞进墙缝。

1948年6月14日，万县。她刚走到门口，巷子那头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三个人一起走，鞋底擦着石板。她站在门槛外，手伸进衣襟，把一张折好的纸掏出来，塞进嘴里。纸很干。她嚼，嚼不动，就用手指把纸往喉咙里推。她嘴角沾着纸屑。特务伸手去抠，她把嘴闭紧，牙关咬得发酸。门被撞开的时候，她正咽最后一口。特务扑上来，掰她的嘴。晚了。他们在屋里翻箱倒柜，只翻出三件旧衣服、一只搪瓷缸、半包火柴。领头的特务看了她一眼，说带走。她被押着往外走。走到巷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子。门开着，桌上的针线篮翻在地上，线团滚到了门槛边。

从万县到重庆，走水路。她被关在船舱最底下，舱里没有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舱底有积水，她的鞋湿透了。她把脚缩在裙摆下面，还是冷。特务不让她睡，轮着班审。她靠着舱壁，闭着眼，嘴唇抿成一条线。船到重庆码头，她站不起来。两个人把她架到跳板上。她扶着船栏，站稳了，自己走上岸。码头上人多，挑担的、卖烟的、等船的。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女人是从哪里来的。她走在人群里，脚上的铁镣用布条裹着，声音不大。

从码头到渣滓洞，要穿过整个重庆城。吉普车的窗子用黑布蒙着。车在山路上颠了一个小时，停在一道铁门前。铁门里面是渣滓洞。这里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后来改成监狱。四周是山，一边是深沟。墙头拉着铁丝网，岗楼上的机枪口对着院子。她被带进女牢。牢房不大，地上铺着稻草，墙角放着一只尿桶。女牢的窗户开在高处，只有巴掌大。她踮脚往外看，能看见一小块天。同牢的人后来回忆，她进来的那天，身上的衣服湿了，头发散着。她先蹲下去，把散开的头发重新挽好，才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特务还算客气。桌上放着一沓纸、一支钢笔、一盒印泥。特务把钢笔帽拧开，说只要说出几个名字，马上放她出去。她坐在凳子上，眼皮没抬。审讯人员反复追问组织关系，她没有提供。他们把她的腿绑在长凳上，脚后跟下面垫砖。一块，两块，三块。砖是青砖，棱角磨圆了。每加一块，她的腿就往上抬一点。汗水从额头流到下巴，滴在膝盖上。她的膝盖发出响声。到第四块，她昏过去了。

一瓢冷水泼在脸上。她睁开眼。特务把水瓢搁在桌沿，问说不说。她把脸转向墙。第二次提审，桌上多了一把竹签。竹签削得很尖，放在一只白瓷盘里。竹签是新的，削下来的竹屑还留在盘边。他们把她的手掌按在桌面上，竹签对准指甲缝，往里送。她咬住嘴唇。嘴唇破了，嘴里有铁锈味。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三根进去的时候，她不再动了。

她的手指在桌上摊开，像一把合不拢的扇子。冷水泼醒，接着来。那天她被拖回牢房，两只手肿着，饭碗端不住。难友把菜糊糊吹凉，一勺一勺喂她。有人背过身去擦眼泪。她看见了，说别哭，没事。后来有人问她，怎么熬得住。她把手指收进袖子里。这句话在渣滓洞传开了。放风的时候，隔壁牢房的人隔着墙，用手指在灰上写这几个字。徐远举换了几拨人。软的硬的都试过。最后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扔，说押回去。

女牢里关着十二个人。有党员，也有被抓进来的家属。江竹筠很快和李青林接上了头。两个人不能说话，就敲墙。一下，两下，三下，意思是“在”。敲墙的暗号是李青林教的。一下是问好，两下是缺东西，三下是有消息。江竹筠学会以后，每天夜里敲一次。放风的时候，她蹲在院子里晒太阳，眼睛却看着各间牢房的窗户。谁家新来了人，谁被提审还没回来，她都记着。

牢里一天两顿。菜糊糊稀得能照见人脸。偶尔有七颗黄豆，她挑出来，分给身体弱的人。有个年轻姑娘刚进来时，天天哭。江竹筠跟她睡一个铺，夜里小声给她讲外面的消息。讲解放军过了长江，讲重庆总要天亮。姑娘不哭了，跟她学认字。没有纸笔，她用手指蘸水，在泥地上一笔一划地写。她先教姑娘写自己的名字，再教她写“重庆”“解放”。姑娘把“放”字写反了，她用指头把最后一笔掰过来。姑娘叫她江姐。

夏天牢房闷，蚊子多。她用稻草编了一把扇子，谁发烧，她就坐在旁边扇。冬天冷，四个人挤在一起睡。她把唯一的一条薄毯盖在年轻姑娘身上，自己靠着墙坐到天亮。春天，牢房后面的山坡上开了一片野花。放风的时候，姑娘摘了一朵，藏在袖子里，带回来给她。她把花夹在草纸里，压在稻草底下。花干了，颜色还在。

1949年春节，难友们用草纸剪窗花，贴在墙上。看守来撕，她们等看守走了，再贴上去。窗花剪的是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纸是草纸，发黄，贴在墙上，远远看像一块补丁。

她放心不下彭云。孩子才三岁，寄养在谭竹安家里。她托一个快要出狱的难友带信。信用的是草纸，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信里托付彭云，请谭竹安把孩子养大，等他长大，告诉他父母是做什么的。信带出去，辗转到了谭竹安手里。那天下午，谭竹安坐在门槛上，把信展开。纸很薄，折痕处透了光。他看了第一遍，看得快。第二遍，他看得很慢，嘴唇跟着字动。第三遍，他看到“云儿”两个字，手指停住。门槛外有人走过，问他坐在这里做什么。他抬起头，说没事。等人走了，他把信折回原来的三折，贴身放好，手在衣襟上按了按。他站起来，腿麻了，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他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孩子的脸贴在他的肩膀上。他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按着胸口。

1949年10月，消息传进渣滓洞：新中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来了。难友们不敢喊，压着嗓子说话。有人笑，有人哭，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狱中难友曾用红色被面和黄纸制作过一面红旗，这个细节后来被文学作品移植到江姐身上。历史材料中，江竹筠与这面旗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楚。她们把旗叠起来，塞进稻草最底下。她们约好，出去那天，把它举起来。

11月，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城里的特务开始成批杀人。江竹筠的名字，在第一批名单上。名单是夜里定的。第二天早上，看守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她把头发重新梳了一遍，把身上的衣服整理好。她没有镜子，用手指当梳子，把头发一缕一缕抿到耳后。11月13日夜里，女牢里没有人睡。有人小声说话，有人靠着墙发呆。走廊上的灯灭了，又亮了。牢房里有人翻身，稻草窸窸窣窣。江竹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翻到里面，把开线的地方缝了几针。针是从难友那里借的，线是蓝色的。缝完，她把衣服穿回去，扣好扣子。黑暗里有人开口，问明天会轮到谁。她没有回答，把针还给难友，说收好。她把剩下的线头缠在手指上，缠了两圈，又解开。

11月14日，天还没亮。女牢门口响起脚步声。铁锁哗啦一响，门开了。手电筒的光照在江竹筠脸上。看守把手电筒往里一照，叫她的名字。牢里的人都醒了。她坐起来，先扣好旗袍的扣子，再抬手把头发拢到耳后。她看了看同牢的人，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走到门口，背后有人叫了一声江姐。她没有回头。院子里站着四个人，李青林也在。特务把手铐串在一根铁链上，推着他们往外走。出了铁栅门，是一条山路。雾很大，三步以外就看不清人。铁镣拖在碎石上，哗啦，哗啦。铁镣很重，她走得不快。每走一步，脚踝就往下沉一下。

走到电台岚垭，特务让他们停下。坡上长满半人高的杂草，雾在草叶间滚。坡上很静。杂草被雾打湿，裤脚扫过去，留下一道水痕。坡下有一条小路，路上没有人。远处的雾里，能看见一座房子的屋顶。领头的特务数了数人，然后走到江竹筠面前。

关于行刑前的情景，档案没有留下记录。重庆地方史料和脱险者口述中，有说法称看守曾试图让她在众人面前脱去衣物。不同回忆在细节上有出入，但核心指向同一个目的：让她在死前失去体面。她低下头，先解开鞋带。鞋是黑布鞋，鞋底磨薄了。她把两只鞋并排放好，鞋尖朝前。然后她抬手解旗袍的扣子。手指头不灵便。竹签子留下的伤，让她的指关节弯不下去。她解得很慢。她没有停。解到最后一颗，她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她把扣子从扣眼里推出去。她把旗袍脱下来，铺在膝盖上，先把两只袖子折进去，再把下摆折上来，叠成一个方块。她弯腰，把叠好的衣服放在两只鞋上。袜子也脱下来，卷成一卷，塞进鞋筒。她直起腰，赤脚站在碎石地上。石头硌脚。她的脚趾蜷了一下，又慢慢松开。她抬起头，看着那个特务。站在旁边的一个年轻特务把头转开了。领头的特务往前探了探身。他看见地上的衣服，脚往后退了半步。她把脚从衣服旁边挪开，说走吧。

他们把她押到坡地边上。她站在最外侧，脸朝着歌乐山。她朝枪口走。第一步，脚掌踩到一块尖石，她的身子歪了一下。第二步，铁镣在脚踝上磨了一下，她没有停。第三步，她走稳了。她一步一步走。走到枪口前，站住。特务把枪口抬了抬，问还有什么话说。她看了一眼山，收回目光，站直了。枪响了。她倒下的时候，二十九岁。

那面藏在稻草底下的红旗，没有等到举起来的那一天。特务在坡上挖了一个浅坑。坑不深，土盖得薄。十六天后，重庆解放。解放军和市民上山，把坑重新挖开。人们又看见那块蓝布。布上的折痕还在。一道横，一道竖。江竹筠的遗骨被移葬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名字，名字下面刻着生卒年：1920-1949。墓碑是青石的，字是描金的。每年清明，碑前放着一束白花。

1961年，《红岩》出版。小说里的江姐，原型就是江竹筠。书印出来以后，很多人给她写信，信寄到重庆，收信人写“江姐”。书里写她绣红旗，写她受刑，写她走向刑场。读者记住的是小说里的江姐，也是歌乐山上的江竹筠。1964年，歌剧《江姐》首演。台上唱《红梅赞》，唱到“红岩上红梅开”，台下有人跟着哼。歌剧演到刑场那一场，台上的江姐穿着蓝旗袍，一步一步走向幕后。台下的观众看不见枪口，只听见一声枪响。幕布落下来，剧场里静了几秒，才有人鼓掌。

谭竹安把那封信捐给了博物馆。信纸薄，展柜里的灯不能太亮。讲解员说，这封信在柜子里放了六十多年。讲解员讲到这里，会停一下，让人看信纸上的折痕。展柜的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讲解员每天擦一次，擦完，玻璃上留下几道布纹。彭云长大了，考上大学，做了技术工作。他回过一次歌乐山，站在墓碑前，问谭竹安，妈妈长什么样。谭竹安指着照片，说和你长得一样，眼睛亮。展柜里还有一面旗。红被面做的，五角星是黄纸剪的。纸边已经卷了，颜色也淡了。讲解员说，这是照着当年的样子复制的。玻璃柜里，那块蓝布被展平了。布上的折痕还在，一道横，一道竖。灯光从上面照下来，折痕的影子落在白布上。

一个女孩站在柜前，仰头问她母亲，她为什么要把衣服叠好。母亲看着玻璃，没有马上回答。展厅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她们还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