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州有个市民,闲来无事量了量自家楼盘的烟道,这一量不要紧,尺子上的刻度像根刺扎了眼——尺寸不对。再仔细一瞅,烟道里头还掺着木屑。他举报了。监管部门来了,转一圈,说没问题。搁一般人,到这儿也就认了。可这位爷不,他又攒了一堆证据接着举报。这回反转了,监管部门改口说:确实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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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头,湖北某村水改,村委会挨家挨户收了885块,五千多户,收得那叫一个利索。不交?不通水。后来村民发现,这885块里有385块进了私人腰包。村民举报,投诉无门。找记者,记者跑了八天,找了八个部门,得到的全是沉默和皮球。八个部门,集体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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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搁一块儿看,有意思了。
你看,问题摆在那儿,监管部门看不见。市民举报了,他们看见了,却说没问题。非得等人家第二次、第三次把证据怼到脸上,才勉强承认。这叫什么?这叫睁着眼说瞎话。更绝的是湖北那边,记者都上门了,八个部门愣是能把踢皮球踢出艺术体操的效果来。你说这些人平时在办公室里坐着,喝的茶是谁的茶?拿的工资是谁的工资?
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
答案其实不复杂。因为举报这件事,本质上是在跟一张网较劲。这张网,权是经线,钱是纬线,织得密密匝匝。你一个平头百姓,拿根牙签去捅蜘蛛网,捅一下,网晃一晃,蜘蛛该吃吃该睡睡。你捅十下,蜘蛛烦了,吐根丝把你缠上。泸州那位市民是幸运的,他捅到第十下的时候,网上恰好破了个洞。可大多数人捅到第三下就撤了——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房贷要还,领导脸色要看。你举报一个烟道,人家回头把你孩子座位调到最后一排,你找谁说理去?
山东那位女书记说过一句名言: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的儿子。这话听着像黑社会,但说这话的人恰恰是党委书记。你看,连威胁都带着体制内的编制味儿。普通人听到这句话,腿肚子不转筋是假的。所以大多数人选择闭嘴,不是怂,是算过账的。拿一家老小的安稳去换一个烟道的尺寸标准,这买卖不划算。
再说媒体。记者跑了八个部门,八个部门装死。搁二十年前,记者上门,好歹得倒杯茶,说句“我们研究研究”。现在倒好,连茶杯都省了,直接给你个后脑勺。为什么?因为媒体也没牙了。当年南方周末一篇稿子能让省长批示,现在记者连个村委会的门都敲不开。监督权成了摆设,跟客厅里的假花瓶似的,看着好看,插花都嫌漏。
那你说,这社会怎么变成了这样?也不能这么说。泸州那位市民不就赢了吗?他赢在哪儿?赢在轴,赢在不信邪,赢在把证据攒够了才二次出手。可咱们不能老指望老百姓当福尔摩斯啊。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烟道不合格,监管部门比市民先发现;水改费进了私人腰包,纪委比记者先到场。现在倒好,反过来了——市民替监管部门干活,记者替纪委干活。干成了,是新闻;干不成,是常态。
所以到最后,我想说的是:别让举报者孤军奋战。一个泸州市民赢了,是好事。但如果每个泸州市民都得先当一回侦探、再当一回律师、最后还得当一回心理医生,那这好事就变味了。咱们要的不是英雄,是常识。烟道该多粗就多粗,水费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举报了该查就查。就这么点事,难吗?
不难。难的是有人装睡。而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光靠一个市民的卡尺,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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