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57年，直隶大名府一带，漳河与卫河先后泛滥，魏县、大名县的百姓面对的并不只是房屋被冲毁，更是县治能否继续留在原地的难题。大水退去之后，一场涉及三县格局的调整，已经悄悄摆上了官府案头。
魏县受灾在前。漳河决溢，县城受到冲击，城墙、民舍和田地均有损坏。约一个月后，卫河水势又威胁大名县。两座县城都出了问题，可朝廷并没有简单地各拨一笔银子重修，而是重新盘算起辖区、治所和官署的安排。
这并非魏县第一次遭遇水患。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县县治曾因河流变迁而多次面临迁移。对地方官而言，修城可以解一时之急，河道不改，水患仍会反复。可对百姓来说，迁城牵涉房屋、田产、祖坟和买卖，谁也不愿轻易离开熟悉的地方。
更棘手的是，魏县辖区与大名、元城犬牙交错。原魏县所属三百三十七个村庄，和两县土地、人口相互交杂。遇到婚姻、田界、债务、诉讼等事情，往往不是一县能够处理，三县官府常常要反复核对，百姓也得在几个衙门之间奔波。
水灾因此成了导火索，却不是唯一原因。直隶方面和大名府官员勘察后认为，与其分别重修魏县、大名两座县城，不如借机调整行政区划。这样既能减少修城和设官的支出，也能让辖区边界相对清楚，办事不再彼此牵扯。
乾隆二十三年，也就是1758年，裁撤魏县的方案正式落实。原魏县所属村庄被分开处理，其中大部分、约三百零六村划归大名县，东北方向与元城县相连的三十一村，则划入元城县。一个旧县由此退出了府县体系。
大名县得到的变化更为显眼。它原来的县治本在府城之外，规模不大，距离大名府城却很近。合并之后，大名县治迁入府城，与元城县共同承担附郭之县的职责。府城内的街道、关厢，也按照新的边界重新分管。
有意思的是，迁入府城并不只是换了一处办公地点。元城县过去因附郭较早，在大名府所属各县中居于前列，被称作首邑。大名县因县名与府名相同，迁治府城后，地位被重新安排，形成“首大名、次元城”的格局。
这几个字背后，分量并不轻。清代地方行政中，县的事务繁简、地理位置和治安河防，都会影响官员任用。大名县并魏、附郭之后，辖地扩大，人口增加，田赋增长，事务明显繁重，逐渐被视为直隶南部的重要县份。
官员待遇也随之变化。过去大名县被视为事务较简的县，额定养廉银为六百两；成为府城附郭的首邑后，相关定额提高到一千两。对官员而言，这意味着职缺更受重视；对地方而言，则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税粮、治安、河务和诉讼事务。
原魏县虽然被裁，却没有完全从地图和地方社会中消失。原县治仍设县丞，专门分管漳河防修等事项。县丞为正八品官，是知县的佐贰官，职责涉及文书、仓储、税收、治安以及河道。换句话说，魏县旧城变成了一个承担河防任务的分驻地点。
防汛弁兵也继续保留，原有的部分官署功能没有一下子断掉。当地还设乡学，由大名县分出的训导负责教务，并主持文庙春秋祭祀。魏县子弟在读书、应试方面，也不必全部远赴府城。这些安排，多少保留了旧县的地方秩序。
但驿站、监狱、仓库、救济等机构，仍需向府城集中。对官府来说，这是节省人力、物力的办法；对魏县旧地的乡绅和百姓而言，却意味着办事地点远了，原有的地方身份也被削弱了。行政合并并不等于人心立刻合拢。
大名县的扩张很快在地方文献中留下痕迹。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大名县志编成。书中官员序文多次提到，并魏之后的大名，户口、田赋和辖地都大幅增加，已经由“简邑”变成事务繁剧的“冲要”之地。
这些赞语说明，合并确实让大名县获得了更高的行政位置，也扩大了它在府城和冀南地区的影响。然而，数字增长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消失。县域变大之后，催科、诉讼、河防和治安的压力同样增加，官府办事距离拉长，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更容易显露。
魏县旧地的不满并未随着裁撤立即平息。部分乡绅此后持续要求恢复原有县制，相关奔走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形成了持续多年的复县诉求。1757年的洪水冲垮了城墙，也冲开了旧有的行政边界；而这场调整留下的争议，远比修复一座县城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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