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什么都敢吃的，为何唯独不吃这五种动物？是真的不能吃吗？

在中国，熟人见面最常用的一句问候是“吃了吗”。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很能说明“吃”在中国人生活里的分量。网络上流传着一句玩笑：对中国人来说，世界万物都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能吃吗？

好吃吗？怎么吃？

这句话虽有夸张，却点出了一个普遍印象，中国人似乎什么都敢吃。不过，在这种印象之外，也有一些动物很少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的是因为养殖不划算，有的是因为法律明令禁止。要弄清这些动物为什么不吃，得先回答几个更基础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美食？

面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西方有一个以意大利面为“神”的恶搞宗教，叫“飞天面条神教”，而中国人吃面条的历史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早。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报告了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一碗距今约四千年的面条，主要原料是小米。

四千年前，摩西还没有出生，耶稣的诞生更是两千年之后的事情，而生活在黄河上游的先民已经在吃面条了。

第二个原因在于国土和自然条件。中国国土面积大，气候类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从东北平原到岭南丘陵，从青藏高原到东南沿海，物产差别极大，这决定了中国人可选择的食材格外丰富。

可吃的东西多了，再加上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自然就会用各种烹饪手法变着花样去吃。

在中餐里，同一种食材往往有几十种做法。

以小麦为例，中国人用它创造出了五百多种面食，面条、馒头、肉夹馍、包子、饺子各有讲究，仅一张大饼，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形状、厚薄和做法，外人看到的“中国大饼”和当地人心中的正宗大饼，常常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和地域差异。

新疆的大盘鸡和羊肉串如今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街头，北方的面食与南方的米食在城市里并存，草原上的奶食和中原的蒸食彼此借鉴，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在长期交往中相互渗透，最终汇入了今天的中国饮食版图。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频繁且周期性地发生洪涝、旱灾、蝗灾和战争，饥民遍野的记载屡见于史书。对中国人来说，食物因此带有某种神圣的意味，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尝试一切能吃的东西。

这种对吃的重视，甚至呈现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上。

到了商周时期，鼎和簋逐渐成为礼器，用鼎的数量和规格代表着身份等级，“问鼎”一词也由此引申为觊觎政权。如果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把烤箱当作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可见吃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有多重要。

正因为人口众多而食物稀缺，才有无数先驱去研究和探索各种食材的口感与毒性。“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所以流传久远，正是因为它浓缩了先民在试错中辨识食物的漫长经历。一次次饥荒和忍饥挨饿的经历，也让中国人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先吃饱。

在饮食上，中国人很少有特定的宗教性禁忌，不让固定的教条束缚自己的胃口，更多是从现实出发灵活应对。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让中国菜的食材来源比其他菜系丰富得多，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取得了一项举世罕见的成就，在维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长期养活了世界上数量极为庞大的人口。

从这个角度看，“吃了吗”这句寒暄背后，有着农业社会长期与饥荒相伴的历史记忆，能吃饱，曾经就是最实在的问候。

所谓“什么都敢吃”，背后其实是一套务实的计算，一种动物能不能成为常见食物，要看它好不好养、划不划算、安不安全，在当代还要看法律允不允许。

按照这套逻辑，至少有五种动物很难进入普通人的日常饮食。

第一种是乌龟。

乌龟和甲鱼外形相近，餐桌上的命运却完全不同。甲鱼生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容易饲养，大约两年就可以长到一斤半左右，早已形成成熟的养殖产业。

乌龟则生长缓慢，想要长到可以食用的程度，通常需要饲养六到八年，体重也只有八两左右，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商业上很难推广。

更重要的是，2021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多种野生龟类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捕捉和食用野生乌龟面临明确的法律风险。

第二种是火鸡，火鸡并非禁食动物。

火鸡在欧美是感恩节餐桌上的主角，在中国却始终没有普及。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缺乏优势，市面上火鸡肉价格从每斤十几元到六十多元不等，多数在每斤三十元左右，与普通土鸡相比并不便宜。

之所以卖得贵，是因为喂养成本高，火鸡食量大，每天要消耗大量饲料，即便一只卖到三百元，养殖户的利润也只有五十元左右。再加上火鸡肉质偏柴，与中餐讲究的炖、炒、蒸等烹饪方式不够契合，市场需求有限，愿意大规模养殖的人自然不多。

第三种是穿山甲。

穿山甲曾因所谓“滋补”“通乳”的说法遭到大量捕杀，野外种群急剧减少。2020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布将穿山甲属所有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为一级，同年版《中国药典》也不再收录穿山甲片。

食用、购买穿山甲及其制品属于违法行为，这已经不是口味问题，而是法律红线。

第四种是果子狸等陆生野生动物。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果子狸因与病毒传播存在关联而受到广泛关注。

滥食野生动物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第五种是狗。

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狗未被列入畜禽目录；这一目录调整并不等于全国统一禁止食用狗肉。

由此可见，所谓“什么都敢吃”，从来不是毫无边界的放纵。

古代先民为了活下去而尝遍百草，靠的是试错和经验，今天的中国人选择不吃某些动物，同样是基于现实的判断，只不过判断的依据多了经济成本、科学认知和法律规定。

中国人的包容性在美食上同样呈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本土已经有数不清的美食，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饮食依然保持着热切的好奇与喜爱。

辣椒传入不过四百年左右，却已经成为川菜、湘菜的灵魂，这正是中国饮食善于吸收、善于转化的生动证明。

中国有句俗话，叫“吃到一块儿，也能过到一块儿”。

时常有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可如果真正来中国看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此喜欢吃、如此愿意钻研吃的国家，人们把大量心思花在一日三餐的滋味和家人团聚的饭桌上，热衷的是把日子过好，而不是去干涉别人。爱吃的民族，往往也是最珍惜和平生活的民族。

从“吃了吗”的问候，到鼎和簋的礼制，从四千年前的一碗面条，到今天对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中国人对吃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却始终围绕着生存、生活与秩序展开。中国人什么都敢吃，是因为曾经吃不饱；中国人有些东西不吃，是因为如今更懂得怎样吃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