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湖自尽！延安大学白保国教授去世前自称病了，病友称他变化很大

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老教授，最后竟然会因为学校的压力，选择投湖自尽。

他很善良，就像网友说的，没有带走几个坏人。

成名多年的老教授，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到底该怪谁呢？

10月的陕西延安，秋风已经带了寒意。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钢琴教研室主任白保国，在54岁这年选择投湖自尽。

他留下了一封六页长的绝笔信，把一所高校聘期考核制度中某种心照不宣的运作方式，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摊开在了公众面前。

白保国不是一位“边缘”教师。

他1972年生于陕西志丹，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后赴首都师范大学访学，并在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进修。

在延安大学鲁艺学院任教的约三十年间，他担任钢琴教研室主任，主讲钢琴、应用钢琴、歌曲写作等课程，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

他的创作清单里有钢琴曲《5.23狂想曲》《村庄里的城市》，也有获得全国高校原创音乐作品大赛作曲类金奖的歌曲《花开的季节最想你》，以及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红红的太阳笑着来》。

一位教了三十年钢琴、在地方音乐界有相当积累的副教授，按常理不该走到这一步。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9月。

白保国被学校人事处告知，因连续两个聘期未完成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和论文发表数量的硬性指标，考核结果为不合格，面临降级或转聘处理。

在他身后流传的绝笔信中，他将这套考核制度称为“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并自陈始终拒绝“穿戴”它。

所谓“横向科研经费”，本是高校教师承接企业或社会组织委托研究项目的经费来源，初衷是推动科研成果服务社会。

但在实际运行中，它被赋予了另一重功能：

高校的硕士点申报、本科教学评估、学校排名都与科研经费规模挂钩，学校将经费目标分解到学院，学院再按职称高低摊派到每位教师头上。

纵向课题申请难度大、数量有限，横向课题便成了完成经费指标的主要出口。

问题在于，学科之间的“横向能力”差异巨大。

理工科教师相对容易将技术转化为企业合作项目，而文学、艺术学科的教师“很难让企业转化为经济收益”。

一位钢琴教师，被要求完成一项与自身专业实践几乎脱节的经费指标，这本身就是制度设计上的错位。

绝笔信描述了这种错位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被“消化”：

教师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账户，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个人，配套不实的账务材料以完成横向经费任务；

论文方面，则是自行出资付费发表。

白保国写道，“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而他“始终拒绝穿戴”。

在整改期间，他自述按学校要求出资15万元“办理横向项目经费”、出资5万元用于论文发表，试图以此留存证据。

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学术不端和虚假申报科研经费。

“我不能原谅自己！”

他在信中反复自问，哪怕目的是取证，一旦主动实施违规行为，纪检和教育部门“一般不会采信，反而直接先处理本人的违规行为”。

他被困在一个没有合法出口的闭环里：

配合造假，违背良知与规则；

拒绝配合，则降级转聘。

他在信中发问：“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

然后写道，“没有回应”。

绝笔信还指向另一条独立的线索。

白保国自述，此前在学校一次关于教师迟到问题处置的会议上，他曾提出意见：

校内存在大量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不履职却“吃空饷”的情况，历年考核却均评定合格；

而涉事教师仅迟到数分钟，处置尺度过重。

这一意见提出后，他与学校相关管理人员产生了分歧。

2025年9月，学校在研究考核不合格人员时，“将我与另一名吃空饷人员确定为考核不合格人员”。

在白保国看来，这构成了针对他个人的双重标准。

他信中列出的举报内容包括“在编人员吃空饷问题”“一刀切设置横向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硬性考核指标做法”，以及“对白保国本人存在双重标准、考核不公问题”。

在走向终点之前，白保国的状态已经出现了可见的变化。

一位大四学生向界面新闻回忆，白保国的应用钢琴课“只上了半学期，3月份就没带我们了”，当时他称自己“生病了”。

另一位在当地医院与他相识的人士透露，白保国曾住院，原因是“睡眠不好”。

2026年9月，一位在医院结识的熟人看到白保国徒步的照片后在微信上问他，他的回复“没有以前热情”。

这些零散的痕迹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心理画像，但至少说明，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的数月里，他已经在独自承受某种持续的内耗。

白保国离世后，绝笔信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2026年11月4日，延安大学工作人员向媒体确认白保国“确已离世”，并表示正在“调查核实网传信件内容”。

陕西省教育厅称已有专门部门在处理相关事宜。

陕西省委第一巡视组回应称，正在延安大学开展为期约五十天巡视工作的巡视组“已经知悉此事”，此前没有接收到白保国的举报信，后续会和学校沟通。

截至报道发出时，延安大学及鲁艺学院未就绝笔信中的具体指控发布实质性回应。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白保国所描述的“横向经费过水”操作，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某种更大范围的灰色常态？

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向后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全国117位高校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教师感知到身边存在此类灰色行为，17.95%的受访教师有过亲身参与虚报或“过水”操作的经历。

另有报道将这种操作称为“贷款上班”。教师自筹甚至借贷垫资，与企业签订无实质研究内容的合作协议，完成经费入账后再通过报销回笼资金，只为满足考核指标。

新京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横向课题的初衷是“让知识走出围墙、服务社会，而不是让教师在‘凑经费’的循环中耗尽心力”。

白保国的绝笔信之所以引发远超个体悲剧的震动，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个许多人隐约感知却难以言明的结构性困境：

当一套考核指标在实际运行中系统性地依赖造假来维持，而拒绝造假的人却被判定为“不合格”，这套指标本身就已经失去了评价的正当性。

白保国在信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他希望“按照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本身的职责定位，以教学、艺术展演、人才培养实绩作为考核依据，公平参与聘期考核”。

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请求。

一个教了三十年钢琴、指导学生举办毕业独奏音乐会、拿过全国性创作奖项的教师，要求自己的教学与艺术实践被当作“实绩”来对待，这恰恰是考核本应做的事。

然而，在他所面对的那套指标面前，课堂上的每一分钟、舞台上的每一次呈现、学生手中的每一张获奖证书，都无法折算成“到账经费”和“论文篇数”。

白保国用生命提出的那个问题，如今被留给了活着的人：

当“皇帝新衣”人人可见却人人不得不穿，拒绝穿戴的人究竟是不合格的教师，还是那面照出了制度裂缝的镜子？延安大学的“调查核实”仍在进行，巡视组的“沟通”尚未给出答案，而白保国已经无法再等待回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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