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雪霏：把自己放进时代的经纬里

——读王一敏中日双语新著《狂热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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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帐 房雪霏

10月4日，在东京银座单向街书店参加了王一敏著《暧昧的事实》（东京书房出版社）新书发布会。会上获赠她另一新著《狂热之洪》（日本爱育出版社）。这是一部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中日双语纪实性文学作品，全书由二十余篇文章构成。王一敏从自己的童年写起，写到红卫兵经历、知青岁月、工农兵学员时期，写到赴日留学、回国任教，以及后来定居横滨。七十余年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个人记忆和家庭经历也由此成为时代记忆的一部分。

书后附有《王一敏主要学术专著与文学作品年表》和《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纪实性大事记对照年表》。对照年表把年代、中国大事、家族大事、年龄和个人大事并列起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父亲随解放军南下进驻上海，到1989年赴日本留学……国家的历史、家庭的变迁和个人的经历，就这样落在同一张表上。

这份年表引发起我的兴趣，也是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主要因素。我们常常记得自己人生中的某些年份，却未必会把它们与当时的国家大事、家庭变化放在一起看。王一敏做的，不只是整理资料，而是把自己放回时代的经纬之中，重新辨认一个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后记《初衷》中，她写道，这一生“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大陆到岛国，从岛国回大陆”，忙忙碌碌，几乎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听听长辈们讲述他们自己、父母乃至祖父母的过去。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看到了自己前行的尽头，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离开之后，生活在东瀛的后辈也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该怎么办？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思与想留下来，留给后辈。

读到这里，我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家事。疫情期间，父母先后离世，我没能回去送别。那段哀苦难熬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和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想起小时候的邻居。我在一张A3纸上写下那些邻居的名字，画出各家大致居住的位置，发给小学时代邻居老同学帮忙核对。我清楚记得户口簿上祖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他们闯关东之前在山东的住址一直倒背如流……一直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必要特意记录，如今想要确认了解时，才发现有些记忆已经消失远去。我甚至想过在微信家人群里做一份简单的家族年表：谁在哪一年上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离开家乡……如果能够把这些事情一点点整理下来，不仅有意思，也有意义。想到我是第一个认真为家里做这件事的人，竟然觉得自己有点帅。

我们现在有手机，随时可以打开地图，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一个小小的蓝点，就能告诉我们“我在哪里”。可是，比之地理定位更为重要的，是生命定位：我从哪里来？父母是谁？家庭曾经经历过什么？哪一年出生？那一年国家发生了什么？儿时住在哪里？何时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什么时候遇到一个重要的人？什么时候失去一个重要的人？哪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些问题，地图无法回答。王一敏的这份年表，让我看到了一种寻找答案的方式。把个人的经历、家庭的变迁和国家的大事放在一起，一个人的生命便不再只是孤立的年份和事件，而有了自己的来路，也有了与时代相连的坐标。

读这本书时，还有一处让我停留了很久。王一敏写到，1963年，九岁的她去湖州探望姑妈，偶然跟着别人去看出殡。她看见黑色的棺材，听见送葬的音乐和哭声，开始感到害怕，第一次真切地想到死亡。后来，她离开湖州，带着两篮香糕走进船舱，回头看见姑妈站在岸边，鼻子忽然酸了。她也说不清，那是对姑妈的不舍，还是第一次感受到离别的滋味（《童年记忆——观凤巷18号》）。这段记忆的描写很柔软，那时的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尚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多年以后，她把这一幕写了下来。读着这一段，我也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外祖母回山东乡村探亲时看到的一场丧事。那大约是1969年，我八九岁。村里一个孤寡老人去世了，死后多日无人知晓，村人议论说死者鼻子都被猪啃坏了……大家在等她唯一的亲人侄子赶来。侄子终于来了，穿着一件蓝色的羊剪绒大翻领棉袄，还没进村就开始哭喊“娘啊！娘啊！”。他披麻戴孝，走在棺材前面，每三步一下跪，每五步一磕头。冬天的风，吹得他的脸青紫。那个感天撼地的场面，后来我在张艺谋电影里看见过。这段记忆，曾经在《炊烟的味道》中写过。

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份，小时候都曾看过一场出殡。多年以后，我们把各自记忆中的细节写下来。读者未必会觉得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可是，一个人的文字，竟然能够唤醒另一个人的记忆。原本属于个人的经历，就这样有了相遇的机会。这就自然而然让我思考记录的意义。今年暑假回国探亲，全家吃饭的时候，偶尔提到房玄龄，一个十岁的孙辈说房玄龄曾经主持编修《晋书》。听到这里，我很高兴，为孩子与大人对话内容之高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记录一个人的生平功业。我们今天能够知道那些人的经历，也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把它们写下来。

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有限，许多事情如果不记录，便会随着当事人的离去而消失。记录未必能留下全部，却能为后来的人保存一些线索，让他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知道自己的来处。

最近读到过一段关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卡森的访谈文字，其中“我意识到，我花了七十四年，才学会一件事——注意小事情。”这句话，让我很有共鸣。注意小事情，并不是说只有小事才重要，也不是把目光从宏大的历史中移开。它提醒我们，生活并不只发生在重大事件里。一个人的记忆，常常藏在不起眼的细节中；那些当时没有特别在意的瞬间，过了许多年，却可能仍然清晰地留在心里。我这些年来写下的，大多是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凡常事节。它们未必有多少宏大意义，我也没有刻意当作文学作品着笔。只是觉得，既然自己亲身经历过，既然某个瞬间曾经打动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很小，后来却成了记忆中无法替代的一部分。王一敏写下童年看出殡的经历，让我重新想起儿时在山东乡下看到的丧事。这让我更加相信，记录不只是保存自己的过去，也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另一个人理解自己生活的入口。

王一敏在《狂热之洪》中，把个人、家庭与国家的经历放在一起，让自己的生命有了清楚的坐标。而我多年来写下的那些日常片段，也许同样是在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坐标。一个人的一生，既有改变命运的大事，也有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真实走过的日子。一个时代不仅存在于重大事件里，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子里。一个人的生命，也不仅由那些改变命运的大事组成，还由无数曾经看见、感受、珍惜或失去的瞬间组成。所谓用心生活，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我并不想用这些记录证明自己有多么重要，也不急着判断它们将来会有什么价值。只是觉得，我们往往花费很长时间去追逐长远目标，却在步履匆匆中错过了太多曾经带给我们抚慰与成长的当下风景。生而为人，世间一遭。我愿意静心看待相遇的人和事，记住那些真正进入过自己生命的瞬间。等到有一天回头看，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我来过。我经历过。我曾经和这些人、这些地方、这些事情发生过关系。我认识字，会写字。所以，这些，值得我用字留下来。

（2026年10月12日，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