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抗战后的九江三青团

作者：殷有为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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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原名为《重归故里》。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许素玉和李德廉为了我的工作煞费了苦心，后来经过蒋经国的同意，派我做九江的督导员。在职务上好像略为高了一级，但实际上，有临时突发性事件，便由九江青年分团主任和书记指派，无形中成为了他们的下属。但我还年青，不在乎，后来孙广吾（九江青年分团主任）告诉我，上面有意要我搞报纸，那时九江唯一的报纸是《赣北新报》。

抗战期间蒋经国夫妇与儿子蒋孝文在江西

《赣北新报》是CC的头儿庄祖方所管辖，九江青年分团的书记徐芳柯和我同年，中正大学毕业，很有一股冲劲和理想，而且他笔下的东西也来得很快。我常带他去谭家畈玩，他喜欢谭家畈后山的竹笋，我们相处莫逆，到台湾后，任台湾当局驻南越“大使馆”的参赞。

当时他和我一样，还有孩子气，他写信到南昌，要求把九江敌伪时代的印刷机和吴金彪的花园接收下来，作为我们办青年报基地。南昌的答复是“不能和地方闹意见”。这时蒋经国已在东北，但也不时地和许素玉、李德廉通信，再忙也不放弃江西的事。他写信说“谭、徐还是孩子，不能乱动”，信还没有到，我们已经向《赣北新报》发出了挑战，要他们交出吴金彪的花园。这时吴金彪花园是《赣北新报》的职员宿舍，于是我带人到花园要他们离开，徐芳柯则坐在八角石《赣北新报》的报馆与他们理论。

这一来事情闹大了，《赣北新报》的发行人孔某向庄祖方请示，庄也想把事情压下去，孔某本人态度还好，他的那位四川籍的太太却大声地说：“庄主任不要我们离开”，这就激恼了徐芳柯，他于是拍桌子，于是摔东西，于是大吼大叫：“你们拿一个特务来压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他戴了青年团的袖章，指着袖章说：“蒋先生要我们接收你们的报馆。”这一来，争地盘成为九江的一件大事。县长刘震东一个打游击出身的少将，不敢管事。《赣北新报》找到警察局，局长陈维黄，他的警察大队驻上饶时，我在军粮股的确帮了他不少，他的二百多名警察是不能配备军粮的，我曾经想办法给他们解决了，九江警察局第一科科长张哈儿，见到我总是感激不尽：“没有你，我们二百多人就饿死在上饶了。”

民国三青团青委任状

《赣北新报》的太太很恶劣，放了许多对青年团不利的话，我想，他们既然找了警察局，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请警察局出面，要侦缉队副队长宋花子带了人到报馆，限期他们搬出去。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CC动员了参议会胡祖植议长、熊甲群、范鹤亭、许森这些地方名人，约我们两边开会，名义上是开会协调，其实是压我们。我们也决不退让，准时赴会，开会地点就在吴金彪花园。

使双方有点尴尬的是，我是青年团的出面人，对方的出面人是熊甲群，他是我父亲的拜把兄弟，而范鹤亭又是濂溪的议员，我们常在十里铺一起喝茶，胡祖植是副议长，但他的顶头上司议长邹传凤是九江著名的武师，我一回九江的第二天就去看他，经过几度交往，我发动他入团。他呢，因所有的议员都是国民党人，他做一个青年团员也觉得蛮好的。所以他不出席，大概是因为他拿不准站在哪一边为好。

开会时，我第一个发言，我对熊说：“熊伯伯，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何至于要你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帮腔呢？你有没有打听过，青年团什么时候向人退让过？”“青年团是儿子的党，国民党是老子的党，儿子不应该向老子退让吗？”

徐芳柯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什么时候法律规定，国民党是老子，青年团是儿子？我们团中央也全部都是国民党人，这里不是撒野、比狠的地方，你们《赣北新报》凭什么接收敌伪的财产，以为是你们的财产，敌伪财产管理处处长就在我们的办公室，如果蒋经国的话不算话，庄祖方何人也，他的话算话吗？是谈法律还是比拳头，诸位高贵的议员先生，你们选择吧。”

这之后的三天，九江县的党部干事范琼、万里陪同从南昌来的薛秋泉来访问青年团。薛是省党部的委员、省政府的社会处长。九江青年分团主任孙广吾去了修水（他太太是修水人），我就代他和薛谈了一个方案，他们退出报馆，但为了照顾面子，仍然以孔先生做发行人。也就在薛去南昌的第二天，和庄祖方达成协议，于是我的名字就在报纸上出现了，我是经理。

这段时候，我真是心身交瘁，以至身体虚弱，我除了《赣北新报》的工作以外，九江青年团在莲花池办了青年馆，在新堤坝对面办了游乐场。青年馆由一位林先生负责，游乐场由宋花子负责，而我每天必须要到各地走一趟。我那时和谭义骅睡在谭德和的楼上，义骅十七岁，但已经有经营布店的能力，他母亲绝对是传统型的好女人，义骅要离开布店，他母亲说什么也要他把店开下去，为了店，为了谭家的声誉，谭义骅付出了太多，太辛苦。

因此，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我每晚带他到青年乐园散散心，他高兴了，为我做了不少琐事。那时乐园有两个戏台，一个由上海来的歌舞团表演，一个由一个汉剧班的名角李小燕的父亲包了下来，的确热闹了一阵，九江古老沉闷的空气，吸收了新鲜的养份，那时我就叫出了“柴桑的春天”。

《赣北新报》在青年团接办下来后，我们又着手组织创办《青年报》。我们都是一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国青年夏令营就要在庐山召开，蒋经国从东北回到南方，第一站就是九江，在九江团部住了三天，我和詹纯锟、李德廉，还有江西搞总务的老蔡，几乎是全天候陪同，好在他没有一点官僚的架子，除了他睡了一间房，和我们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有两天晚上，他大谈马林司可夫斯基，这位苏联在东北的总管，对他很客气，他们在东欧接收下来的法国名酒，几乎是一箱一箱的送给他，他留下了几箱要带到庐山去。蒋经国分派我做两项工作：一是筹备《青年报》（庐山版），全国青年上山，青年报也上山；二是筹备全国青年接待处，“你这个青年乐园搞得很好，很有生气，你除了做《青年报》的编写，九江接待处也由你负责！”

我的工作负荷一下子加重了，半个月的时间，上山下山，来来往往，有七次之多。在大会接近开幕的日子，我每天上山，幸好九江分团有个叫黄费的股长，每天除了做接待的杂事，必要时还能为我搞报纸业务。黄费，大我三岁，我叫她姐姐，很漂亮，有几位年轻的校官要追求她，后来才知道她已婚，还生了孩子，她的丈夫是音乐家，九江女师著名的周老师。

为了青年夏令营的接待，我动员了我在九江所有的亲朋好友，其中就有电灯公司的经理许杰夫，老兄为我搞了几部汽车，从九江到莲花洞接送青年代表。这些青年代表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三十岁以上，甚至四五十岁的人也有，论官阶，都是全国各地的青年团主任，大学教授。我也是学员，但不必每天都去报到，因为我的杂务太多。我还为他们编写了一部长达200页的团刊，团刊上有全部的团员名单，送到南京去印刷时，我把自己的团员资格“开除”了，蒋经国的秘书游昆问：“怎么没有小谭？”后来好像把这件事向蒋作了报告。

殷有为像

【作者简介】

殷有为（1924—2016），原名谭天，江西九江谭家畈人，旅美华人报业家、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曾创办《东方时代》等报刊，后任美国殷氏企业控股公司董事长。长期关心家乡建设，曾捐资设立奖学基金，获九江市荣誉市民称号。

【编者按】

本文选自殷有为先生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由于《浔阳往事》仅节录了其中有关九江的一段，缺少前后文，有些人物和事件需要稍作说明。

文中所说的“青年团”，全称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建立的青年政治组织。1939年至1945年，蒋经国曾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赣南推行“新赣南”建设，并通过三青团等组织培养、吸纳了一批青年干部。年轻时就读于赣南中正大学的殷有为（原名谭天），便是这一背景下活跃起来的青年之一。、

1947年三青团的反共游行活动

抗战胜利后，这批青年陆续走向各地。殷有为回到九江，参与三青团地方事务及报刊工作，与当时掌握《赣北新报》的国民党CC系发生了矛盾。所谓“CC系”，是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政治派系。本文所记述的，正是战后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在九江争夺报刊和宣传阵地的一段往事，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地方政治生态。

这段经历也是殷有为新闻生涯的重要阶段。此后，他逐渐转向独立的新闻活动。1949年，因发表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而遭通缉，遂改名殷有为，避居香港，此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回头来看，九江这段充满青年意气、派系纠葛和办报经历的往事，正是他人生转折中的一段特殊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