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科普的本根是人文

人类自诞生起，便开始了探索自然的漫长历程。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人体的构造》同年刊行，拉开近代科学革命帷幕。百余年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标志着近代科学范式确立。科学自此不再依附神学，成为独立的思想认知体系，在基本前提、研究方法、评价标准及学术规范等维度，完成系统化建构，并展现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与科学革命相伴而生的一个重大文明启蒙实践便是科学传播，即科普。

科普的诞生与演进，历经三次蝶变。

一是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科学从个体思辨转向面向社会的公共事业。1665年3月6日，学会首任秘书奥尔登堡创办《哲学汇刊》，以向同行传递学术信息为初衷，开启了科学思想与成果的公开交流与传播。

二是1751至1772年，由狄德罗、达朗贝尔组织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杜尔哥、霍尔巴赫等160余位欧洲顶尖学者共同撰稿的28卷《百科全书》陆续问世。巨著的核心使命不只为记录知识，更意在破除神学偏见、唤醒理性精神、启蒙时代认知、重塑思想格局。

三是19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全面铺展，文明形态剧烈变迁，整个社会迫切需要跟上技术与知识的脚步。于是，法拉第、赫胥黎、丁达尔、普罗克特、海克尔、法布尔、佩珀、斯宾塞等一众学者躬身入局，以公开演讲、实验演示、通俗著述等各种方式，向社会大众传递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

如玛丽·萨默维尔既是数学家、博学家，也是世界科普史上一位标志性人物。基于她在科学研究和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投票通过为她雕塑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立在大厅；牛津大学命名了一个萨默维尔学院；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和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苏格兰银行把她的肖像印在10英镑货币上。1834年萨默维尔出版《论物理科学的联系》。英国科学促进会学者惠威尔为之撰写书评。对萨默维尔这样既横跨多学科、又成就卓著的学者如何称呼？惠威尔一改学界主流“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称谓，创造了一个新词scientist。此后该词登上历史舞台。萨默维尔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家”。

严格说来，“科普”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西方语境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语。19世纪欧洲的科学普及实践，常被称为“科学大众化”。进入20世纪，工业文明深入人心，“公众理解科学（PUS）”成为主流表述。如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著名的政策建议书“博德默报告”，标题即为《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步入数字时代，西方学界意识到单向灌输模式暗含不平等性预设，乃改用“科学传播”。

science一词的东传与衍变，演绎着中西科学认知的深层分野。1874年，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在著述中将science译作“科学”，意为“分科之学”。西周对science的理解显然只得其表、未得其实。分科研究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形式。1897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将此译法引入中国。

而此前，严复在编译《天演论》等西方作品时，常将science译作“格致”，取“格物致知”之意。看到“科学”之译后，严复颇为赞赏，乃于后续著作中舍“格致”、用“科学”。当然，严复笔下的“科学”不是分科之学，而是注重逻辑、理性、实证的science本意。

有个讹误需要纠正：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严复翻译《天演论》。实际情况是，严复对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做了编译、改写,不是直译。

《天演论》问世后，引起中国知识界轰动，并影响了梁启超、康有为、吴汝纶、邹容、孙中山、章太炎、鲁迅、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无数先贤。

陈独秀青年时代即深受严复作品思想影响，1915年创办《新青年》，开篇便祭起“科学”大旗，继而提出以“德先生”“赛先生”重塑中华文化，引发了一场改变中华文明历史航向的新文化运动。

在西方文明脉络中，近代科学脱胎于绵延千年的理性思辨传统，是古希腊求真精神与近代实证哲学自然生长的产物。所以西方人眼中的科学，只是人们认识自然、探索客观规律的工具，不包揽价值判断。

但是中国的文化土壤截然不同。不要说二千多年来无数帝王迷信谶纬祥瑞、冀求长生于丹药方术；即便进入20世纪，笃信“符咒护体刀枪不入”之类的荒唐事依然遍地。所以，深重的愚昧亟待启蒙，破碎的家国亟待救亡。正是在数千年封建文化走投无路时，陈独秀振臂一呼，提出用科学与民主重构国人的认知体系与精神世界，迅速得到知识界和思想界共鸣，最终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转型、文明迭代的思想启蒙大纛。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文化土壤不同、科学起点不同，但早期科学传播，都承担着启蒙使命。欧洲传播科学，意在帮助大众挣脱神学桎梏、重塑认知；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旗帜，则是希冀以此提升民族素质、救亡图存。归根到底，东西方启蒙的内核与归宿，均是人文。

所谓人文，就是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标尺，关切人的生存价值、追问生活意义、守护文明正当性的终极理念。人文精神源远流长。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追问德性与正义；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辨，到马克思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千年来，对人的关怀、对善与正当的求索，始终是人类文明底色。

可见，科普虽绽放于科学的枝头，却根植于人文沃土。

“科普的本根是人文”，这一判断并非弱化科学的价值，而是立足本质涵义、内在属性、核心功能、哲学逻辑得出的结论。

从本质涵义看，科学面向客观自然，无善恶、无情感、无取舍、无立场，价值中立，唯真求实，解答世界的规律与真相。而科普是面向大众的文明教化实践，目标是启迪心智、矫正认知、涵养心性、守护良知。简言之，科学解释物，科普塑造人；科学甄别真伪，科普锚定善恶。这是二者的本质分野。

从内在属性看，科普与生俱来自带人文底色。其一为普惠正义。它打破知识精英垄断，让真知全民共享，实现认知平等、文明普惠。其二为精神滋养。它以理性思维重塑大众认知格局，培育独立思辨的现代人格。其三为守正向善。它始终服务于身心安康、社会安定与文明进步。其四为匡时济世。它直面时代痛点、回应社会关切，以适配时代的方式，传递恒久的人文关怀。

从核心功能看，科普至少承载三重人文使命。一是破愚立智。人最大的蒙昧不在于不懂公式，而在于缺乏质疑与批判，陷于盲从与迷信。科普助人明理、省察，摆脱心智桎梏。二是维系文明。伴随工具理性不断扩张，文明风险持续抬升，有时甚至徘徊于失衡边缘。科普教人懂得节欲，守住底线，维系工具与价值的平衡。三是接续文脉。文明进步是人类数千年艰难求索的成果。科普让良知跨越时空，让文明薪火代代赓续。

从哲学逻辑看，科学回答“事实如何”，界定何为正确；人文回答“应当如何”，界定何为正当。正确是技术的终点，正当是文明的底线。科学提供理性工具，科普完成人格塑造。科学保证知识无谬误，人文约束欲望有尺度。科学让人博学，人文使人完整。科学赋予科普力量，人文赋予科普方向。科学是科普的枝干，人文是科普的本根。

近年来，各类大模型密集迭代，数字文明脚步骤然加快。在AI加持下，原有知识的界定方式、分类方式、获取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应用方式，都在发生颠覆性改变；生成式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涌现。人类的知识格局、知识生态，以及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被深刻重塑。以填补知识空白、普及基础常识为目标的传统科普，已难以适配现实。

比如，知识生态失序，真伪边界模糊。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知识从源头经由科普流向公众；大模型时代，海量知识唾手可得。然而相伴而来的除了信息过剩，还有大量表述专业、形态逼真的伪数据、伪知识、伪论断混杂其中，真假交织、虚实难辨，打破了传统知识的权威层级与真伪判别标准。

比如，全民认知能力出现结构性弱化。传统求知，必须经历查阅、比对、思考、求证、辨析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科学思维与理性精神的培育过程。而大模型时代，大众习惯于跳过思考、省略辨析、放弃质疑求证直接索取答案。AI工具替代了人的脑力劳动，便捷获取消解了人的求索耐心，使全社会普遍出现“知识易得、思维退化、判断弱化”的隐性危机。

比如，算法机制持续固化认知壁垒。短视频、推荐算法的流量逻辑，天然偏好极端观点、焦虑内容、猎奇结论，排斥严谨、理性、辩证、有前提的科学阐释。算法不断加固信息茧房，让不同群体认知割裂、圈层对立持续扩大。原本应该普惠大众的数字平台，反而加剧了认知分层、认知固化，让统一的科学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比如，商业化伪科普泛滥。过去虚假科普产量低、传播慢、容易甄别；如今依托AI，各种养生谎言、营销话术、伪科学内容可以低成本批量生产，精准渗透特定群体。正规科普缺少流量加持，在传播生态中处于弱势，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常态。

比如，知识迭代持续加速，公众认知更新跟不上技术变革。从前一套常识可以受用数十年；今天前沿科技日新月异，旧认知不断被突破，大众对新技术、新成果极易产生误解、恐慌或是盲目追捧，这是科普前所未有的时代压力。

比如，科技伦理风险持续凸显。以往科普重在解决“懂不懂”；今天科普必须直面“该不该、行不行、值不值得”的伦理拷问。基因编辑、AI生成、人机交互、深度伪造、数字隐私、算法权力……这些技术能力强大、边界模糊、风险隐蔽，对大众的风险识别、价值判断和伦理分辨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这是新时代科普最深层、最根本的社会性风险。

故此，数字时代的科普，至少要在四个方向持续发力。

一是从“阐释知识点”转向“培育科学素养”。培育求真务实、严谨思辨、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引导公众不盲从标准答案、不轻信权威话术、不迷信机器输出，学会溯源求证、辨析边界、识别谬误，建立独立判断、理性认知的底层思维。

二是从“单向知识输出”转向“人文价值引领”。科技不断拓展能力的边界，人文必须守住价值的底线。技术越是飞速向前，价值判断越不可缺位。AI时代的科普，必须进一步厚植人文底色，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福祉、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始终，用人文情怀校准科技尺度，用文明理念约束技术冲动，让科技始终服务于人、成全于人、向善而行。

三是从“被动辟谣补漏”转向“主动建构科学认知秩序”。面对真假混杂的数字知识生态，科普应当主动破局：依托权威渠道传播真知、厘清误区、建立判别标准、凝聚科学共识，用系统严谨的科学内容对冲泛滥的虚假信息，重塑数字时代的知识信任体系与认知秩序。

四是从“依托传统渠道传播”转向“适配数字生态的现代化科普”。喜闻乐见，本就是科普传播一以贯之的追求。新科普应当主动拥抱新技术、新平台、新语态，坚守求真底线，适配短视频、融媒体、智能传播的时代需求，在新的文明形态之中锚定自身坐标。

技术迭代永无止境，素养提升不可停歇；工具能力无限进化，心智成长未有穷期。在技术狂飙的数字文明时代，科普传播面临复杂严峻的挑战，也肩负前所未有的庄严使命。必须守住的定海神针，正是人文。

80年前爱因斯坦曾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在这里，借用爱因斯坦的比喻，我想说：

没有科学的科普是空洞的，没有人文的科普是危险的。

因为，科普的本根是人文。

谢谢大家！

作 者 简 介

李建臣

清华大学毕业

博士、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荣誉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时空的弯曲与消长——广义相对论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乡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桥》《鹅湖遗响》等散文;《水上漂来的北京城》《运河文化拾贝》《大学教育史话》《书院教育史话》《中华文明的七次浪潮》等讲座

本文系作者在“2026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学术年会”演讲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