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教育不是单纯传授知识，而是在培养一个人适应什么样的社会、认同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如何理解自己与国家、法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陶行知曾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主张：“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是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
当然，陶行知这里所反对的“党化教育”指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培养替自己服务的“忠臣”和“顺民”而推行的封建法西斯教育，这是一种愚民教育。
他认为封建专制教育说穿了就是培养奴才；而民主教育是培养主人，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教育。
因此，是训练奴才还是造就主人，可以看作是专制教育与民主教育的分水岭。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专门讨论过教育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
他对专制政体教育的分析尤其尖锐：
“专制政体下的教育，其目的却是贬低人的精神。在那里，教育必然带有奴役性质。”
因为专制政体需要的不是能够独立判断、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而是习惯服从、不敢质疑的臣民。
当下面的人不敢质疑，上面的人也就不需要解释。命令代替讨论，意志代替推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可能陷入一种不需要讲道理、只需要服从权力的运行方式。
他甚至写道：“要给予某种东西，就必须先剥夺一切；必须先把一个人变成坏臣民，才能把他变成一个好奴隶。”
为什么要先把人变成坏臣民？
因为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可能会试图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而在专制政体下，这种人反而可能成为统治秩序的威胁。
严复当年翻译《论法的精神》，将其命名为《法意》。
读到孟德斯鸠关于专制教育的论述时，他在按语中感叹：“吾译是书，至于此章未尝不流涕也。”
严复为什么如此痛心？
因为他从孟德斯鸠的分析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
在另一处按语中，严复写道：“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
一个国家治理得好，不能全归功于某个圣君；一个国家陷入暴虐，也不能只归咎于某个昏君。
如果制度本身允许权力不受约束，那么即使换掉一个暴君，也不能保证下一个统治者不会继续作恶。
由此严复又引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
他认为，历代王朝兴亡，往往只是统治家族的更替。对普通百姓而言，不过是“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
这也是严复批判传统法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律如果只是统治者约束臣民的工具，而统治者自己却可以不受法律约束，那么有再多律条，也不能称为真正的法治。
再说回教育。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把服从当成美德，把质疑视为冒犯，把独立判断视为危险，那么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更习惯于寻找一个值得服从的主人，而不是思考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
孟德斯鸠讨论教育，严复反思制度。两个人实际上都触及了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究竟是在培养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还是只会服从命令的臣民？
教育不应该只是教人如何服从，还应该教人什么时候有理由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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