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乱书在当今书坛为什么很重要？重要在于它是书法纯艺术化转变后的首个前卫探索风格，书法从实用性转向纯艺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然而时代要适应这种转变也非易事，特别是深耕传统的书法家，要突破传统束缚，转向自由开放并非喊口号那么简单，这是真的要冒着毁誉的风险，放弃已经养成的书写习惯和已经形成的个性风格。固守传统可以安稳晚年，但是搞创新就有可能晚节不保，被世人耻笑。
在这种大环境下，备受书坛尊崇的王冬龄先生率先垂范，依然开始挑战传统，他尝试过左手书、盲书、竹书等等，每次尝试都备受争议，最终顶着重重压力，推出了乱书，一举震惊世界。
乱书的分量，正在于它正面回答了那个时代性的问题：当文字不再需要被读，书法还剩下什么可以看？这个问题不解决，纯艺术化就只能停在说法上，而乱书把问号改成了句号。
它给出的答案是书写本身。笔的行走、墨的渗透、力的轻重、空间的挤压与呼吸，这些原本藏在字背后的东西，被整个翻到了正面，第一次不必依附于字义，字义不再是它的房东。
这才是纯艺术化最彻底的一步。它不是在书法里掺进绘画、设计或装置，而是把书法一直带着、却从未被单独观看的那一部分，干净利落地单独拿了出来，这一步看着轻，其实是断腕。
也正因如此，乱书成了一门艺术完成转型的标志性样本。从实用到审美，从可读到可观，它把最后那道门槛跨了过去，而且跨得毫不犹豫，没有回头看一眼，顺手给后来者留下了坐标。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当今书家并不保守。书坛并不是一潭死守旧规矩的水，里面一直有人在动，而且动得比外界想象的彻底得多，只是多数动静没被看见，一旦被看见又常常被看错。
它也证明了书法没有停滞不前。一门艺术是否还活着，不看它有多少临摹者、多少培训班、多少获奖者，而看它还能不能生出前人没有的东西，能生出来，才算它真的还活着。
乱书还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它把争论重新带回了书法。一个还能被人认真吵起来的领域，说明它仍然被人当真看待，还没有被供进博物馆当文物锁起来，吵得凶，恰恰说明还在乎。
争论逼着人表态，逼着人把“好看”之外的判断标准讲清楚。审美一旦需要论证，就不再只是趣味，而接近一门需要学问支撑的东西，这对书坛其实是好事，书坛最缺的就是这种较真。
对后来者而言，乱书的意义是一条被证明可行的路。它告诉年轻人，越界不必先背叛传统，深厚的功底反过来可以成为冒险的资本，而不是冒险的障碍，这条路走的人还少，可它是真的。
当然，可行不等于可复制。乱书之所以能立住，靠的是王冬龄先生几十年的传统积累，别人学它的样子，多半学不到它的底气，只会得到一堆叠在一起的字，光有架子，撑不住风。
这也是它重要的另一面：它给创新设了一个不低的标准。前卫不是随便涂两笔，前卫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推翻什么、又凭什么推翻，还得承担推翻之后的空白，也得受得住被误解的许多年。
若没有这样的样本，书坛的创新很容易滑向两种结局：要么无人敢动，要么人人乱动；前者是僵死，后者是失序，两者都不是活路，都不足以让书法往前走，而它这些年就卡在这道窄缝里。
乱书恰好卡在中间。它足够激进，又足够有根；它让人不舒服，又让人无法轻易反驳；它把传统推到极限，同时把新路开了出来，两头都不讨好，却两头都站得住，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它重要，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必要。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作品，所谓转型就只是嘴上说说、纸上画画，热热闹闹，散场以后什么也剩不下，连话都留不住。
王冬龄先生做的事，说到底是拿一个人的冒险，替整个行业试了一次水温。水温试出来了，代价却由他一个人付，后来的人只看见水开了，看不见那只手，更没有人回头替他喊疼。
书法从实用走向纯艺术，是必然；必然之路总要有人先走一步，先走的人往往得不到好话。乱书就是那一脚留在潮湿地面上的脚印，转身就被潮水抹掉一半，脚印也就留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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