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剑之死到秦朔“受辱”，如何让发声者远离恐惧？

导语：保护媒体人依法表达与监督的权利，并不是为这个职业群体索取特权，而是在保护社会自身的纠错能力。

郑义/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出品

一个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那些指出问题的声音。2026年秋天，两起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先后进入公众视野。

一起是两年前反诈自媒体人“徽剑”因实名举报境外电诈集团骨干而遭买凶杀害的真相，随二审裁定书披露重回公众视野；另一起是知名媒体人秦朔因一篇讨论用户时长数据的文章，与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陷入持续十余日的公开争论，最终进入司法程序。

前者是发声者被从肉体上抹去，后者是发声者的立场与动机被公开定性，且被辱骂为“非蠢即坏”。两起事件的烈度相差悬殊，指向的却是同一道题，当一个人把观察到的问题讲出来，他将承担被污名化、被威胁甚至失去生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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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同一道题

徽剑本名吴恺，安徽安庆人，曾在深圳从事网络策划并创办网络科技公司，后以微信公众号长期追踪、曝光缅北与柬埔寨一带的电诈黑幕，在网络上拥有数十万关注者。2024年8月，他发文实名举报安徽籍侨商、柬埔寨安徽商会会长、太子集团骨干刘忍，指控其涉嫌赌场暴力放贷、运营电诈园区、收取商铺保护费等。这是刘忍首次被公开举报，举报发出后，对方以商会名义发表声明逐条否认，并将指控指为造谣。

约三个月后，吴恺在广东惠州被冒充警务人员者劫持，辗转数地遭持续施暴，遗体于2024年11月13日在江西定南一处山上被村民发现。据媒体披露的刑事裁定书，境外有人在加密通讯软件上发布有偿劫持任务，赏金由30万元加码至100万元，任务包括逼问消息来源与删除文章。案发之后，团伙向吴恺账户转入11000元并截取转账记录，在境外社群散布其“因敲诈勒索被抓”的说法，这一说法流传近两年，其公众号停更八百余日。2025年12月，惠州中院一审判处主犯赵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十三名被告人分别获刑；2026年8月，广东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在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通报刘忍作为陈志特大跨境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已在柬埔寨执法部门配合下被押解回国。悬赏下单者“少校”的身份，至今未见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被举报者以“造谣”回应举报，与两年后官方通报所确认的身份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发出预警的人已经不在人世，而公众能够读到的，是关于他本人的负面传闻。一个从今天回看具备前瞻性的判断，在其提出之时既没有结论背书，也缺少相应的警惕与保护。

另一场争论的起点，是一组数据。2026年10月26日，秦朔在“秦朔朋友圈”发表《可怕的红果与中国互联网的“字节时间”》，援引野村证券《中国互联网与新媒体月度APP追踪报告》中的QuestMobile数据：2026年7月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占40.9%，腾讯系占29.1%，抖音占19.4%，微信占18.8%。他据此提出，从用户时间看，中国互联网是否正在从“腾讯时间”转向“字节时间”。次日，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公开回应，称这一“定性极不严谨，纯属瞎扯”，理由包括短视频与短剧属充分竞争行业、腾讯相关业务增速更快、即时通讯因关系链而格局稳定。公开资料显示，李亮早年曾任职《IT经理世界》，2017年加入字节跳动，现任抖音集团副总裁，负责对外沟通与公关业务。

10月28日，秦朔援引8月数据回应，字节系占比升至41.8%，腾讯系降至28.6%，并强调用户时长占比不等于用户价值占比，同时提及《反垄断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可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李亮随后指出，该口径仅覆盖移动端前50个应用，未计入长尾应用与个人电脑端上网时间，且野村报告本身注明为“追踪估算”，由此直接外推至整个中国互联网并不严谨。至10月29日，争论转向秦朔近期参加的活动与文章归属，李亮质疑其“角色更像商人”、稿件与出场“明码标价”，并推测其坚持这一表述或受“利益相关方”影响；秦朔方面则指出，对方把他人撰写的文章错误归属到自己名下，并以此作为关联论据。11月2日，秦朔发表声明，称已委托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李亮当日回应“会积极应诉”。11月4日，李亮再度发文，写下“我说秦朔不是坏就是蠢，是我真心的认为”。11月5日，他提及近期发言过于激烈已受到公司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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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从数据转向动机的那一刻

这场争论的前半段完全正当，甚至堪称有益。数据口径是否足以支撑一个关于整体格局的判断，前50个应用能否代表中国互联网，“追踪估算”能否外推，市场份额达到何种比例才触及法律意义上的推定线，这些都是可以争辩、也应当争辩的技术问题。企业一方提出口径质疑，是公共讨论中再正常不过的一环，质疑本身也在帮助一个表述变得更精确。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争论后半段的转向，被质疑的对象从“这个判断是否成立”，变成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判断”。事实层面的分歧可以通过补充数据、修正口径、公开方法逐步收敛，动机层面的指控却几乎无法证伪。被指控者即便逐条自证，也难以消除已经扩散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这类指控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它并不只作用于当事一人，而会向所有潜在的批评者传递一个信号，提出一个不受欢迎的判断，代价可能是个人职业声誉被整体重新定义。

还应当看到，双方的失当程度并不对等。秦朔的表述即便在口径上可商榷，仍属于可由数据检验的趋势概括，其依据、样本与推导过程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补充样本、修正结论、提出反证。“非蠢即坏”则是对一位从业者人格与职业操守的整体否定，它不提供可检验的事实，也不预留修正的余地，一经公开便难以收回。一个可被证伪的判断，与一个不可证伪的定性，对公共讨论的损害不在一个量级；前者尚有讨论的价值，后者只留下需要自证的处境。若说这场争论里存在明显失衡，失衡正在于此。

秦朔与李亮之争恰好还示范了另一种边界。争论双方各自援引的数据，来自第三方监测机构，经由野村证券报告整理，统计范围限于移动端前50个应用，且被标注为追踪估算。这是第三方监测口径，不是官方统计口径，也不是任何一家企业的财报口径。三者不可混用，更不可换算。一个严谨的公共讨论，本应从承认口径的局限开始，而不是从追究使用者的立场开始。当口径之争被立场之争覆盖，数据本身就失去了被澄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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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成一位不知名的写作者

秦朔并非没有抵御能力。他从事财经观察数十年，拥有稳定的读者群、机构身份、法律资源与公开表达渠道，争议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双方也都有条件在法庭上陈述。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整件事最值得警惕的部分，秦朔所动用的，是个人数十年积累的资源，而不是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依赖的制度性保障。

不妨作一个反事实的推演。若把同样的判断、同样的回应，放在一位没有知名度、没有机构依托、没有能力承担诉讼成本的研究者或自媒体作者身上，结果很可能不同。一句来自大型企业高管的公开定性，足以让一个人的稿件不再被采用、合同不再被续签、后续调查难以获得支持，而这些后果不会留下任何可供申诉的记录，甚至不会被当事人以外的人察觉。抑制效应从来不需要通过判决生效，它通过人们对代价的预估就已经完成。据《极目新闻》2026年10月的报道，吴恺的一位生前好友同样曾被境外电诈人员悬赏，为不连累家人而长期独居、刻意疏远亲友。一群普通人要靠让自己从社会关系中隐退来获得安全，这本身就是最沉静也最响亮的提醒。

更值得追问的是，企业高管这种公开定性的底气来自何处。所谓有恃无恐，所恃的往往不是个人胆识，而是组织可调动的资源。一位企业高管在公开场合以如此措辞评价一位有数十年声望的媒体人，很难只归因于个人判断的自信；其身后雄厚的资金实力、成建制的法务团队、覆盖广泛的分发渠道与成熟的公关体系，本身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落差。至于是否存在具体的授意或决策过程，公开信息无从确认，也无须据此立论。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姿态之所以能够成立，依托的正是组织规模所赋予的不对称地位。当一方知道自己身后有一整套随时可以启动的专业支持，而对面是一位独立写作者，措辞的分寸感便容易失衡。

大型企业并非普通的私主体。当其产品与服务覆盖数以亿计的用户，当其经营行为足以影响行业格局与公共议题，它就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因而也应当接受高于一般市场主体的审视，这种审视同时构成企业校正自身判断的低成本信息来源。

成熟的企业治理，通常把尖锐的外部批评视为风险预警，把公开、克制、以事实为中心的回应视为常规能力，而不是把消除批评本身当作公关目标。一个社会公共讨论空间是否健康，不看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能不能把话说完，而看最没有资源的那个人把话说完之后，会不会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徽剑与秦朔，恰好构成这条光谱的两端，一端是无名者付出生命，一端是有名者仍须借助诉讼自证。两者形态迥异，却共同说明，保护发声者这件事若只依赖个人的名望与资源，就还没有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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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错误的质疑也有价值

社会需要保留那些未必正确、未必悦耳、甚至可能判断有误的声音，其理由不在情绪，而在逻辑。

没有人能够假定自己绝对正确，这是一切讨论的前提。约翰·密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第二章中给出了至今难以超越的论证。第一，被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而压制者并无资格宣称自己绝无错误。第二，即便被压制的意见整体为错，它往往仍包含某一部分真理，而通行的正确意见也往往只掌握真理的一部分，二者碰撞才有机会拼合出更完整的认识。第三，即便公认意见已是全部真理，若不允许它被质疑，接受者也会以偏见的方式持守它，真理逐渐退化为教条，失去被人真切理解与运用的活力。密尔特别指出，一个意见若在其提出之初就被视为危险而遭压制，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这一次判断，还有检验自身既有结论的机会。

约翰·弥尔顿1644年在《论出版自由》中反对事前许可制度，主张让不同的主张在公开场合相互检验，理由同样是，真理并不需要靠隔绝异见来保全。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的异议意见中提出，检验真理的可靠方式，是让一种思想在观点的竞争中赢得接受。卡尔·波普尔后来把这一逻辑推演为科学哲学的基本命题，知识的增长依靠猜想与反驳，任何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被检验、可被推翻，而不可被推翻的理论不提供知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知识分散的论述，则从另一侧说明，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从来分散在无数个体手中，没有任何单一头脑能够预先掌握全部事实，因而纠错必须依靠开放的信息通道。

中国自身的治理传统里，同样的道理出现得更早。《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大夫子产拒绝毁掉乡校，理由是百姓在那里议论执政，“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把批评当作可供校正政策的老师，而不是需要清除的杂音，这是相当早熟的政治智慧。例如，一个错误的质疑仍会迫使持有正确意见的人重新梳理理由、补充证据、修正表述，这一过程本身就提高了决策质量；质疑的价值并不以质疑本身的正确为前提。

这些论证共享一个判断，可纠错性是科学性的核心。一个系统若把全部异议排除在外，短期内会显得高度一致，长期却丧失发现偏差的传感器。物理学对封闭系统的描述在这里同样适用，与外界没有信息与能量交换的系统，熵只会持续增加。社会的秩序不是靠静止维持的，而是靠持续输入的新信息与持续的自我修正维持。一个不能容纳质疑的体系，本质上放弃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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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低的社会纠错方式

把上述认识落到社会治理层面，舆论监督是一种成本极低而效率极高的社会纠错方式。

正式的监督程序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也有其固有的成本结构。立案、取证、审计、巡察、审理，每一环都需要专门机构、专业人员、法定程序与财政投入，且多数在问题已经造成后果之后启动。舆论监督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线索由分散在社会各处的个体自发提供，观察发生在日常场景之中，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且往往在问题的早期阶段就能形成预警。媒体与研究者不替代监管与司法，他们的功能是把散落的事实聚合为可被看见的问题，推动其进入正式程序。一个健康的治理结构，需要正式监督的确定性与社会监督的灵敏性相互补充。

徽剑案是这一判断最沉痛的注脚。他以个人之力持续追踪境外电诈产业链，其核心线索在2026年6月由公安部通报所印证。从2024年8月实名举报到官方确认，中间隔着近两年，而发出举报的人在第一个月之后就失去了继续发声的可能。预警性声音最脆弱的时刻，恰恰是在它被证实之前，此时它既缺乏权威结论的背书，又容易被被举报方以“不实信息”反击，而现有的风险识别与保护资源，通常要等到事实查清、身份确认之后才会启动。徽剑案把这一时序上的错位暴露得格外清楚。

例如，2026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就此发表评论，明确提出对民间反诈人士应当建立清晰的引导、对接与保护机制，一方面划出红线、明确曝光与举报的边界，另一方面畅通其与公安、反诈部门的正规对接渠道，完善风险预警、人身保护、名誉澄清等配套保障，“不让坚守正义的揭黑者孤立无援”。这一呼吁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把问题从对个体的同情，推进到对机制的追问。现行保护体系更多面向向职能部门提交线索、实名报案的举报人，像吴恺这样长期自主公开追踪跨境黑产的写作者，很难纳入常规覆盖范围。

成本最低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消耗。舆论监督的高效，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社会愿意相信发声者不会因为发声而遭遇不可承受的后果。一旦这个前提被破坏，理性的个体会选择自我收敛，线索的供给会迅速萎缩，而沉默的代价最终由整个社会承担，表现为问题更晚被发现、损失更晚被制止。保护媒体人依法表达与监督的权利，本质上是在保护社会自身的感知神经；神经被切断，机体失去痛觉，小疾便容易拖成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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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边界必须同时守住

保障正当的言论空间，与纵容造谣、敲诈和有偿删帖，是两件必须严格区分的事。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明确“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同一条也同时写明，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立法者在同一部根本法里同时写下保护与约束，本身已经说明，言论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自由。

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讲话还指出，既有新闻单位不大善于批评的问题，也有被批评者不习惯、不适应批评的问题，并强调对舆论监督要有承受力，不能因为担心形象与利益受损而限制媒体采访报道。这段表述同时确立了两个方向，批评者须对事实负责，被批评者须对批评有承受力。二者缺一，舆论监督都无法成立。

落到具体层面，无良自媒体编造事实、以负面信息换取利益、借曝光之名行敲诈之实，应当依法惩处，民法典关于名誉权的规定、刑法关于诽谤与敲诈勒索的规定，以及持续开展的网络空间治理，都提供了明确依据。徽剑案本身还给出一个格外锋利的例证，据媒体披露的裁定书内容，犯罪团伙在案发后向吴恺账户转入一万一千元并截取记录，用以散布其“敲诈勒索被抓”的说法。这一设计之所以能够奏效近两年，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中确实存在借反诈之名牟利的现象，公众因此对这类指控抱有先入为主的接受度。清理造谣与牟利行为，不只是为了保护被造谣者，也是为了让真正的揭黑者不至于被同一种怀疑吞没。

另一条边界同样不能失守，法律不应成为资源优势者排除异议的工具。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被使用的方式。当回应批评的第一选择从摆事实、讲口径、公开方法，转为对批评者身份与动机的公开定性，再转为以诉讼相向，公共讨论的成本就被显著抬高。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公众人物与大型企业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批评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判断言论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区分合理的分析误差与捏造事实，并考察批评所指向的是否属于公共议题。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它使法律既能惩治真正的造谣，也不至于让正当的批评者承担不对称的举证与应诉成本。

这一逻辑再往前一步，便触及对法律的态度。大型企业设立法务团队，本意在于保障合规、识别风险、避免自身行为越界，这是治理成熟的体现。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凭资源调用的攻防手段，而非对双方同等有效的公共规则，它在观念上就已经从约束降格为工具。对法律的敬畏，并不表现为不使用法律，而表现为承认法律同样约束自己，承认争议的结果应当由证据与规则决定，而非由双方能够投入的资源决定。资源越雄厚的一方，越需要在这件事上保持克制，因为公众对法律是否平等的观感，往往正是由力量最不对称的那些案件塑造的。

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公共议题的争议时保持审慎与克制，其价值正在于此。一个表述是否严谨，宜交给同行讨论与数据检验；一个判断是否失实，宜交给法庭依照证据规则认定；而一个人是否因为发表判断就应当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不宜由任何一方的资源优势来决定。防范财富与组织能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再转化为对异议的排除能力，本质上是在维护法律自身的公信力。宪法第五条写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句话的分量，恰恰体现在双方力量并不对称的案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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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声音留在制度之内

把视野放到更大的范围，媒体与研究者提供的，是一个科学社会生态所必需的感知能力。

科学性的核心，在于任何结论都保留被检验、被修正的可能。一个组织、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社会，若只允许一种声音流通，短期内获得的秩序感是脆弱的，因为它把发现错误的通道一并关闭了。多样化的问题意识、分布式的观察、彼此冲突的判断，看似降低了决策的表面效率，实则构成一套分布式的纠错网络。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质疑带来的扰动，而是无人指出偏差之后，问题沿着错误方向持续累积所付出的代价。给媒体与研究者留出更大的事实核查与公共讨论空间，意味着把约束安放在事实与程序之上，让身份与动机退出裁量的依据。

历史上关于治理的经验反复说明，长治久安并不来自消除异议，而来自让异议有可循的通道、有被听取的程序、有被核实后转化为改进的路径。压制声音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让问题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继续生长。反过来，把批评纳入制度化的处理流程，既降低了单点决策失误的风险，也让社会成员相信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种信任本身就是最基础的治理资源，也是长期耐心得以成立的土壤。

回到这两起事件，值得记住的不只是结果，还有时间。徽剑的判断在2024年8月被指为造谣，在2026年6月获得官方通报的印证，而这两年时间，他已无法等待。秦朔与李亮的争议已进入司法程序，“字节时间”这一表述能否成立，自有更充分的数据与法庭的认定来回答，无须在此判定。可以确定的是，一位拥有数十年声望的媒体人尚且需要以诉讼维护自己的名誉，这本身就说明，公共讨论的资格不应由个人积累的影响力来兑换。

保护媒体人依法表达与监督的权利，并不是为这个职业群体索取特权，而是在保护社会自身的纠错能力。人身安全有兜底，名誉有澄清的通道，批评有被听取的程序，造谣有被追究的确定后果，这四件事共同构成一个社会能否听见自己问题的条件。替众人守夜的人，不该只能依靠自己的名望抵御风寒；而一个愿意为发声者提供制度性保护的社会，最终保护的是它自己发现错误、修正错误、避免重蹈覆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