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 崔功豪：敬畏规划，学习规划，认真做规划

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5526字

阅读时间：17分钟

专访对象：崔功豪

第一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大城市规划学科奠基人之一，地理学界介入城市规划领域的先行者，深耕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七十载。

2026年7月30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拍摄组走进南京大学，对崔功豪教授进行专题访谈。崔功豪教授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杰出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亲历了中国城市规划近七十年发展的曲折与辉煌。在访谈中，崔功豪教授与访谈人区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罗震东教授一道，回顾了中国城市规划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讲述了南京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创办的筚路蓝缕，畅谈了城镇化研究的学术传承，并围绕规划学科的未来方向及AI新技术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七十年回望：

中国城市规划的曲折与辉煌

谈及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崔功豪教授首先回溯了我国悠久的规划历史。他指出，中国城市规划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日本京都的规划便是仿照中国长安城而建。当年日本城市规划代表团来华访问时，中方谦虚地表示要向日本学习，日方团长当即更正：“我们日本的规划全部从你们中国学来的。我们的京都规划就是仿照你们长安规划做的。”这段往事让人深感中国规划文化的源远流长。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规划历程，崔功豪教授将其概括为几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黄金时期出现在“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结合156项重点工程和洛阳、包头等工业城市的建设，规划蓬勃发展，区域规划也受到高度重视。然而，“大跃进”时期规划也出现了盲目冒进的问题——他以盐城为例，当时城区人口仅二十余万，规划却定到一百万规模，严重脱离实际。“大跃进”时期中暴露出的规划问题也直接导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进入低潮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规划更是陷入全面停滞与混乱。这段历史给规划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规划必须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

转折出现在1974年。时任北京市长的万里看到北京城市建设的乱象，深感必须重启城市规划，同年召开合肥城市规划座谈会。1975年，全国城市规划教育座谈会召开，城市规划工作逐步恢复。崔功豪教授认为，这一段经历留给人们一个教训，但也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城市规划重新起步。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迎来了新的黄金时期。崔功豪教授指出，这一时期规划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既汲取国际经验走向国际化，又在规划类型上不断拓展——从战略规划到城市区域规划、都市圈规划，从国土规划到土地利用规划，最终发展到城乡一体化规划。他特别强调，随着国家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划也从增量走向存量，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更新。今天的规划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向上走向区域协调、城乡一体；二是向下走向社区规划、城市更新，改善人居环境。

当前行业进入全新调整周期，大规模高速城镇化进程放缓，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规划叙事发生根本性变革。崔功豪教授特别强调：“今天的规划，不是到了衰退期，而是调整、提高、总结、增进。”规划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同频共振，国家高速建设时期，规划重心落在扩张发展上；国家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规划必须转向改善人居、服务普通民众。

应运而生：

南大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办

1975年，南京大学创办了经济地理城乡规划专业。这一重要决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术逻辑。

崔功豪教授回忆，当时南大经济地理专业主要学习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模式，虽然基础扎实，却缺乏明确的服务方向。面对专业方向的抉择，学校专程派他前往北京调研需求。在北京的调研中，崔功豪教授辗转于农业部、水利部等多个部门，最终他在国家城建总局（住建部前身）找到了方向。时任办公室主任热情地表示：“我们正需要你们培养的人才。”当时国家城建总局正在反思城市规划过于局限于空间分配和用地布局，缺乏对城市条件的综合考量，急需拓展规划思维和视野。崔功豪教授认为，过去的城市规划单纯地以空间分配为主体、以落实建设项目为核心，没有考虑到国家形势和城市的具体条件，这是工科规划的局限，也正是理科城市规划可以补充和拓展的空间。

然而，南大人实事求是的传统让崔功豪教授没有贸然行动。他提出先试点，于是在1975年以江阴城市规划为试点项目，验证了地理学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方法完全适用于城市规划。试点成功后，学校接受国家城建总局委托，先后在1975年和1976年举办了两期城市规划培训班，每班30人，为期一年。由国家城建总局发文给有关省份，每省派5人参加。1977年恢复高考正式招生时，第二批培训班仍在进行。崔功豪教授总结道：“南大的城市规划，是专业迫使、形势所需。”这句话道出了学科发展与时代需求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些培训班学员后来成为各省规划界的骨干，为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崔功豪教授将南大的特点概括为“实事求是”——可以为某个方向服务，但要先验证能不能做好，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至今仍是南大规划学科的重要传统。

学术先锋：

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先驱之路

在以城市规划为专业方向后，崔功豪教授和同事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这体现了理科城市规划与当时工科城市规划的重要区别——理科城市规划强调“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强调加强研究，必须搞清楚城市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只有理解了城镇化过程，才能把握住城市发展的脉络。崔功豪教授指出，早期规划中城市并非社会主体，社会发展基本上以农村为主；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后，城市才成为社会的主体。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城镇化研究，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一种观点以地理界和规划界为代表，认为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从乡村转向城市是必然趋势；另一种观点则指责这是“城市剥削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场争论直到198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城镇化，才尘埃落定。崔功豪教授认为，这场争论的平息，标志着城镇化从学术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

崔功豪教授回忆，当时团队认定城镇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后，便系统性吸收国际经验，组织1977级规划第一届学生翻译各国城市化的文献资料，每人负责一篇，汇编成“国际城市化专辑”，为后来的城镇化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他们的城镇化研究不仅得到建设部的肯定，也获得国家科委认可——国家科委科技发展纲要中的城市化条目正是由南京大学吴友仁先生编写。198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南京召开以城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标志着规划界和地理界在这一议题上达成共识。1988年，南大举办第二届亚洲城市化国际会议，各国专家针对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中国城市化研究开始受到广泛重视。

这一学术传统延续至今。崔功豪教授主导的“自下而上城镇化”系列研究（包括中美合作项目），为南大后来开展的电子商务推动的城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谈及当下青年入乡、科创入乡、数字游民等新现象，崔功豪教授认为，城镇化、乡村城镇化、逆城市化是三大阶段，而城市更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逆城市化的发展。他引用同济大学金经昌教授讲到的“三循环”理论，说明城镇化是一个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需求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从追捧高层楼宇到向往低密度生态空间；小城市居民向往大城市资源，大城市人群反向回归小镇与乡村；城市人年轻时期向远郊迁移，老年后因就医、社交需求再度回流城区。人的需求始终动态迭代，规划必须以动态、长远视角看待城乡发展，不能用静态固化认知束缚学科研究。崔功豪教授同时指出，当下城市密度很高，人们向往低密度、更生态的空间，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技术的变化，很多乡村地域也将纳入城镇化的范畴。这些新现象表明，城镇化研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丰富和多元。

转型之路：

以人为中心的城乡规划

面对当前城乡规划学科的挑战，崔功豪教授态度坚定。他首先强调：“规划是国家发展、区域发展、个人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规划无处不在，规划任何时间都需要。我对规划一直是一种敬畏的心。”他认为，规划的高潮与低潮与国家发展形势密切相关，但规划本身的价值不可动摇。他讲到，在获得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奖感言中，他深感能够从事规划是自己的幸运。

关于规划的转型，他提出了深刻的见解。随着国家从大规模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增量阶段进入存量阶段，规划的重心也应随之转变——从主要为国家、地区、城市寻找发展方向，转向为城市人民创造美好人居环境；从以国家为主体转化为以人民为主体，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当罗震东教授汇报南大规划学科未来三个发展方向——战略规划与区域规划、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时，崔功豪教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建议南大应发挥理科背景优势，关注前瞻性、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他特别指出，要提前研究未来城市发展趋势、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关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人民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需求变化。他以巴黎将部分车行道改为人行道为例，强调规划要研究人的需求变化，提供合理的活动空间。家庭结构的变化、公共设施的调整，都需要规划师提前研究并做出回应。

崔功豪教授还区分了城市更新与城市再生的概念：“城市更新侧重于物的建筑管理，而城市再生包括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他认为，规划应关注人地关系、社会空间的变化，为人民提供合理适宜的人居环境。从关注物质形态到关注社会问题，从以建筑物为中心的更新走向包含社会变革的城市再生，这正是规划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拥抱与审思：

AI新技术时代的城乡规划

在新技术领域，南京大学一直有引领的传统。崔功豪教授介绍，南大编著了全国第一本计量地理学教材，最早在城市规划学科中发表城市系统科学论著，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最早开展大数据研究的单位之一，对前沿技术始终保持开放的学术态度。“我们规划讲究数据、证据、论据。问题是我们过去的数据太不支持了，太不精准。现在数据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量、即时、准确。”他认为，当今的大数据为规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撑，必须充分利用，但同时要保持动态的、批判的眼光。

对于当下火热的AI技术，崔功豪教授持审慎而开放的态度。他认为，AI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技术工具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能够帮助人类更好、更快地将想法表现出来。但他坚持认为：“所有的新技术都是工具，它们不能代替人的思维，人的思考。”他以上世纪70年代的“计量革命”为鉴——当年有人认为计量化是地理学发展的唯一出路，将计量化抬到很高地位，但最终实践证明计量化只是工具，只不过是把方法精细化、科学化、精准化，最终回归到“头脑决定计量工具”的共识。

“规划是非常强调思维的，人要对城市有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规划更长期的发展。”崔功豪教授强调，新技术可以精细化、科学化、精准化规划，可以更快地将想法表现出来并加以完善，但它不能代替人最初的那个思维。当下的AI技术远比计量化复杂强大，这一判断或许也需要在动态发展中不断检验，但规划以人的思考为根基这一原则不会改变。崔功豪教授认为，AI可以代替人类很多方面的工作，但不能代替人类的全部思维。他以一种保守但支持的态度看待AI技术的应用，认为它可能在某些方面超出人的智慧，但人最初的那个思维——对城市的全面认识和长远规划——始终是AI无法取代的。

寄语同仁：

敬畏规划，造福社会

访谈最后，崔功豪教授向广大城乡规划同仁和南大师生送上寄语：

首先我们要确立从事规划是正确的、幸福的。因为规划是人类包括国家、城市、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对任何的规划都要抱着敬畏的态度，敬畏规划，学习规划，认真做规划，让规划真正地造福于社会发展、人类幸福。

这番话，既是崔功豪教授数十年规划生涯的肺腑之言，也是对中国城市规划事业七十周年的深情致敬。从“一五”计划的工业城市规划，到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研究；从南大规划专业的艰苦创办，到面向未来的以人为中心转型——崔功豪教授的学术历程，恰是中国城市规划七十年历程的缩影与见证。从经济地理到城市规划，从城镇化到城市更新，从计量革命到大数据研究，他始终走在学科前沿，却始终坚守着规划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五十年前，他带着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在江阴试点中踏出了南大规划的第一步；今天，他以敬畏之心守望着这门学科的过去与未来，激励着新一代规划人继续前行。

崔功豪教授题字

采访合影（左五：崔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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