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2篇传世骈文经典领略中华古典之绝妙好辞

《历代骈文精华》（增订版）以骈文史发展为线索，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板块，精选92篇经典骈文，既包含《蜀都赋》《滕王阁序》等传世名篇，也兼顾不同风格流派，完整呈现骈文从兴起、鼎盛到衰落的全过程。每篇作品都配套有注释、译文与评析：注释对生僻字词、历史典故、人文背景做精当翔实的解说，扫清字词障碍；译文以直译为主，在忠于原文基础上保留骈文韵律；评析侧重于鉴赏，引导读者充分体会骈文的章法与文采。一册在手，尽览历代骈文风貌；篇篇经典，领略中华古典之绝妙好辞。

《历代骈文精华》（增订版），吴 云 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骈文的兴起

骈文常被后世赞誉为美文，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骈文的特点有三：一、语句为骈偶（对仗）和“四六”；二、语言平仄相对；三、遣词多用典和藻饰（追求辞藻华丽或称丽辞）。

我们从古籍中去观察文章的骈体，可见它的渊源是颇为久远的。在经书方面，阮元在《文言说》中说：“《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引《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后人言丽辞者，遂均以此为证。其实，《大禹谟》中还有“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等，都是骈偶。

《诗经》的骈文特点主要体现在藻饰方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第六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小雅·出车》第四章）

诸子中的藻饰，处处可见，例如《论语》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老子》全文有韵，而且每章均有骈句，或全用俪辞。例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便是押韵的。又如“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而不居其华”，便是骈偶句。

屈原《离骚》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于此，“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屈原的著作中，运用对偶和丽辞的例子极多，此处不赘述。

在先秦时代文人著作中，体现骈文特点最为明显的，首推秦李斯的《谏逐客书》：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此文较多地运用了对偶、铺陈、藻饰，初步具备了骈文形态。

汉代文章承先秦的余绪，仍然是骈文与散文兼用的风格。然而，另一方面汉代却又是文章演变中一个重要的时期，即骈文与散文分歧时期。

西汉的赋作家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他们的赋中，骈文因素比先秦时代显然有所加强。司马迁的著作，特别是《史记》，成了后世散文之祖。然而，就他的文章本质看来，仍骈散兼行。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里对此有重要议论。他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汉代文风可以用《史记》作代表。概括起来，西汉的文章来得淳朴自然，也可以说散文的调子多于骈文。例如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作品，洋洋洒洒，均是以散文行文的，但也不能忘情于骈体，时有俪句。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的警句“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以及枚乘的《七发》里的“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乃是成俳的骈句，完全是同字数偶对，也是骈文的最初现象。又如司马相如，虽以词赋著名，然而他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均为极好的文章。特别是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服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貉狐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等，我们已觉出上述作者著文错落有致，不再是单调的对偶，而是出之以变化，为此音节上也得到调节而铿锵起来。

经过西汉较长时期的酝酿，骈体因素在文章中逐渐增加，为此，东汉文章的风格便显得整齐华赡，而骈文的基础由此得以奠立。此时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那便是班固的《汉书》显现出骈俪的倾向。它和《史记》作为散文，恰成两大势力对峙，从而隐约之中成为后世骈文开山祖。曾涤生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一文中说： “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正如陈天倪所说：“《汉书》为整文，上承典、谟、训、诰之遗，下立黄初、典午之则，其流为六朝骈俪，与《史记》对峙。”班固《两都赋》里的“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借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这一段赋文和他的《汉书》作风相似，乃是散中带骈。东汉其他文人如张衡、蔡邕等人，均以骈散兼用作文，而以骈体成分居多。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两汉文章演变至三国和晋代，骈文渐渐地趋于独立。骈文与散文虽然有了分化趋势，但两者都有明显的进步。仅就骈文来考察，我们看出有两点进步：其一，已经不用假借、转注等不容易了解的字眼，略知音调上的谐和并注意于炼字；其二，行文时常常用双句来表示一个意念，对仗也求工整与流利，较此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

三国魏骈体文大为兴盛，究其原因，尽管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渐渐分歧乃是促进它取得进展的一个较大因素，但也同当时政治和学术风气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帝王的提倡，另一方面则是文士的求奇。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得颇为深刻：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建安文学与前代不同之处有二：一为理论上要求把文章写得华丽，即提倡藻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赋乃散文的一种文体，他们著文作诗都力求华美。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骈文写得最好的是曹植。如他的《与杨德祖书》中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上述所引，既讲究藻饰，又体现骈偶。曹植虽然未公开提倡把文章写得华美，但他却在这方面用力甚多。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与朝歌令吴质书》，既讲究丽辞，也同样重视骈体。

“建安七子”文章写得都好，其中陈琳、王粲、孔融的文章更显得突出。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中，写到曹操时指出：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

陈琳从曹操的祖父骂起，一直骂到曹操，古代为文善骂者，在陈琳之前，实为罕见。文章不仅有文采，且有气势，并重视偶对。骈文到了建安时，又比东汉前进了一步。

魏末所谓“竹林七贤”，在骈文方面较著名者，当推嵇康和阮籍。刘师培说：“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发道教之绪，实与纵横家为近者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刘氏对嵇、阮文章的评价是颇为到位的。

骈文在汉、魏之际初步形成，到魏、晋之际，几乎所有文人、学者，无论写何种文章，均以骈体行之。西晋骈文家代表人物有张华、左思、潘岳、陆机。潘岳骈文，极重对偶，如《西征赋》起于记时，他写道：“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其下又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纳旌弓于铉台，赞庶绩于帝室。”其主要特点为：用典较多，句以六言骈对为主，不像汉人写赋以四言散句为主。

陆机也是写骈文的高手。他的《辨亡论》分上下两篇，其下篇末段云：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

刘勰在其专著《文心雕龙·论说》中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此文不仅美，对仗也颇为工整。(摘自《历代骈文精华》（增订版）前言）

原标题：《从92篇传世骈文经典领略中华古典之绝妙好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