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高市上台之前，中日关系长期呈现“政冷经热”的现状，尽管日本右翼政客不思悔改历史问题，也在现实的国家利益方面与中方处处作对，但至少日本商业团体还是十分重视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在高市的带领下，日本商业团体也在快速右转。
这一现象对中日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日本的未来难道这样与中方背道而驰吗？
要理解日本工商团体为何快速右转，首先要搞清楚日本的社会情绪究竟是怎样的？
谈及日本人最大的情绪问题，离不开两点。其一是在二战后，对于身份认同感的迷茫，从明治维新时代所引以为傲的大日本帝国精神彻底湮灭；其二则是自广场协议后，日本狂热的经济陷入了数十年的停滞，阶级固化等问题日趋严重。
被打压的情绪会凭空消失或直接屈服吗？显然不会，它必将以一种更丑恶的方式喷涌而出。
高市早苗在竞选初期获得的高票支持率就是一种具象化体现，政客引导的是风向，群众要的是诉求表达，而资本在其中嗅觉最为敏锐，自然也不甘落后，右翼成为不少企业趋之若鹜的目标。
至此，政府、民众、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共赢，但赌注却是日本的国家走向。
在许多商业团体中，军工企业自然是急先锋，他们与日本右翼的政策相辅相成。2026年日本防卫预算高达9万亿日元，三菱、川崎、IHI三大重工巨头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军工复合体绑架政策制定，这套把戏我们在美国也很常见，不足为奇。那么日本其他产业为何也要给右翼添砖加瓦呢？
从主观上讲，日本政府已将各大利益团体与极右翼的道路牵线搭桥，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比如军事基地的建设，需要鹿岛、大成、住友等基建集团；军费的周转也需要三菱、横滨等金融体系的辅佐。
当然，更重要的是媒体集团对极右翼道路的宣扬，本就有广大受众，自然最为积极。风气一旦形成，哪怕是无印良品、优衣库这些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的产品，也或多或少会迎合右翼的意识形态，整个日本经济界的右转似乎已成为定局。
从客观情况分析，反而能凸显出日本企业深层次的生存焦虑。
当前，日本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债务已排在发达国家最前列，是GDP的260%，日元也数次跌破160大关。
中美是日本最大的进出口市场，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与逼迫高市签署的投资协议步步紧逼，同时中国一系列的反制组合拳也精准“狙击”日本产业的命脉。
当日本企业产生焦虑后，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就摆在他们眼前了。
一部分企业选择与在野党或自民党中的中左翼接触，比如前外长岩屋毅，以此来缓和对华关系，也能对高市的右翼道路踩下刹车。
更多的企业则选择与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同流合污，这不仅仅是“同流合污”，更多的原因是资本对市场的敏锐态度。如果右翼成为多数日本民众的选择，他们自然不会去触霉头，其中有在中国也保持广泛市场的，所以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搞两面派的春秋笔法。
随着中日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骑墙派”企业未必会好过，尤其是游走于双边关系之间的中小企业的日子会更艰难。
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对于彻底站在右翼、利益已深度绑定的日军工企业，必然要严肃打击。对于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企业，也在有限的尺度内予以还击，既不会杜绝营商可能性，也不会让对方堂而皇之地继续捞金。
未来还有从供应链等一系列组合拳在准备着，中国提供的不仅是稀土，而是全产业链的工业制品，日企真的有自信能完全剥离中方市场，另起炉灶？
这件事美国做不到，欧洲也做不到，日本又哪儿来的自信呢？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中已上演过不止一次，“以财养武”策略在推进高市右翼完成修宪之时，也会让日本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
可与之前不同的是，日本不再享有殖民地红利，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与年轻人口，反而是债务达到空前规模，老龄化严重等等，所以日本不会再走主动开战的死路，它也深知当前的地区与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所以借大国博弈“破局”成为唯一的选择。
破局不假，但最终的结果究竟是沦为棋盘上的“棋子”，还是能借机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就另当别论了。
高市早苗未必有充足的智慧能落子、能下好这盘棋，但日本政坛会有新的后起之秀出现吗？他们会更极端还是能踩下刹车？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确该保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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