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1月，天津一间条件简陋的车间里，江正银、孙文俊、王慈民、张书文四个人围着几台皮带式机床，开始琢磨一件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轻易想象的事：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机械手表。
那时候，手表不是普通家庭随手可以买到的日用品。国内没有完整的手表制造能力，市场上的手表大多来自国外，价格不低，也常被看作身份和体面的象征。钟表机件细小复杂，稍有误差，整块表就可能停摆。
天津当时是轻工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华北钟表厂能够生产“象球牌”木钟，华威钟表厂则生产“金鸡牌”闹钟。会造钟，并不等于会造手表。木钟和闹钟的零件尺寸较大，机械结构相对容易掌握，而手表内部却挤满了上百个微小部件，制造精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1954年冬，天津钟表行业开始筹备手表试制工作。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给予支持，手表试制组随之成立。试制组没有现成图纸，也缺少可直接参考的技术资料，四名成员只能从样品入手，一点点拆解、测量、琢磨。
经过讨论，他们把苏联制“西那哥”牌十五钻三针粗机手表确定为仿制对象。这个选择很实际。粗机手表的结构相对适合当时的设备条件，既能满足基本使用需求，也给工人留下了摸索和改进的空间。
难处很快就显现出来。
车间里只有两家钟表厂提供的四台皮带式机床。机床能够加工出零件毛坯，却很难直接完成手表所需要的精细尺寸。齿轮、夹板、螺钉、游丝等部件，许多都要靠手工修整。一个小零件看着不起眼，真正做起来却要反复打磨，稍微多削一点，便只能重新开始。
“这个齿轮还差一点。”
“再试一次，不能急。”
这样的对话，在试制过程中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失败品越积越多，手上的水泡也越来越厚。长时间盯着细小部件，眼睛酸胀，眼皮浮肿，是几个人经常遇到的状况。可手表的关键，恰恰藏在这些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尺寸差异里。
两个多月后，转机出现了。1955年3月24日，试制组完成了第一块国产机械手表。它采用金属表壳，圆形表盘，表盘上方镀有五颗星，并标有“十五钻”字样，表盘还印着“中国制”。这块表被命名为“五星”牌。
“走了！”
当指针真正动起来时，四个人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块手表，而是一套从零开始摸索出来的制造方法。1955年3月26日，《天津工人日报》刊登了相关消息。随后，在五一劳动节前，试制组又赶制出五块“五星”牌手表。
其中一块后来由天津公私合营钟表厂捐赠给天津博物馆。表壳上的岁月痕迹清晰可见，桔红色皮质表带也保留着当年的样式。它之所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不是因为外观奢华，而是因为这块表保存了中国手表工业起步时的实物证据。
有意思的是，试制并没有停在“仿制成功”这一步。随着人员和条件逐渐改善，试制小组又转向仿制瑞士“泰特斯”牌十七钻细机防水表。相比粗机手表，细机表对加工精度和装配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意味着天津的钟表工人已经开始从解决“能不能造”，转向研究“怎样造得更好”。
1958年，手表厂建成并开始批量生产。早期试制时，一块表要靠多人反复修整；到了工厂化生产阶段，零件加工、装配、检测逐步形成分工，手表才真正从少量样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这条路并不轻松，却走得很扎实。1973年，中国手表开始出口，第一款出口手表为“东风”牌，并使用“海鸥”商标。它与1955年那块“五星”牌手表之间，隔着的不是简单的产品更替，而是从几台旧式机床、几双磨出水泡的手，到完整制造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那块“五星”牌手表，指针早已不再承担日常计时功能，却把那个年代的制造现场留在了表壳之中。表盘上的五颗星很小，背后的起点却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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