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草案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辩护、值班律师与被害人代理条款

本文作者：王馨仝

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全文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期三十日。本篇讨论草案中与刑辩律师执业关系最直接的部分：委托辩护、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会见、侦查阶段的知情与意见、执业权利救济，以及被害人一方的权利。

对照条文，第一个印象是：这部分修改有相当一部分，是把近十几年散见于“六部委规定”、两高三部文件和公安部规范中的做法提升为法律。例如，“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以及侦查期间律师可以了解“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7条已有基本相同的表述。写进法律，违反它就不再只是违反部门规范；但规范层面早已存在、实践中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也需要司法实务当中进一步落实完善。

一、条文对照

二、修改解读和相关问题

（一）家属代为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

草案第6条在第34条中增加规定：“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有权在会见时以书面形式解除代为委托。”

对刑辩律师的日常工作而言，这可能是本章影响最大的一条。家属委托律师后，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却被告知“需要本人确认”“办案单位还没有通知”或者“已经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这些都是变相限制会见的情形，虽不常见，但确有发生。现行法只规定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代为委托的律师能否见到当事人，各地做法不一。2025年公安部《看守所依法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利工作规范》已要求看守所安排代为委托的律师首次会见，由本人确认委托关系；但这是看守所的工作规范，约束不到办案机关。草案将“有权会见”写进法律，并把是否接受委托的确认放在会见时、由当事人本人当面作出，选择权回到本人手中。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此前是否表示过委托意愿，家属代为委托的律师都应当能够先见到本人，再由本人在会见中确认是否委托。

与之配套的是草案第7条在第35条中新增的第六款：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或者同意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应当立即终止”。《法律援助法》第48条只将受援人“自行委托”列为终止情形，近亲属代为委托能否使法援律师退出，过去存在争议。草案明确了委托辩护优于指定辩护（包括法律援助）。

同一条还给“我要请律师”这句话的传递设了时限：在押人员要求委托辩护人的，看守所二十四小时内转达办案机关，办案机关收到后三日内转达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明的律师、律师事务所。过去这一环节只要求“及时转达”，没有明确时限，各地做法不一。

（二）四十八小时：从部门规范到法律

现行法第39条要求看守所“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安排”是看守所的内部动作，登记了、排上号，就可以算作安排了，律师何时真正见到当事人是另一回事。草案改为“保证辩护律师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期限的计算点从“安排”移到了“见到”。如前所述，这一表述在2012年“六部委规定”第7条中已经出现，2019年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也有同样要求。本次修改的意义主要在于效力层级。

需要明确的是，四十八小时是从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要求会见时起算，前提是当事人已被送押看守所，而不是从刑事拘留或者拘留前的询问开始起算。拘留后送看守所羁押，法律也有明确时限，即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一般不会过分拖延。但实践中的问题多种多样。比如办案机关以提讯为由占用时间，使律师无法会见，看守所则表示并非不安排，而是办案机关正在提讯。再比如看守所资源有限，网上预约“约满”，会见室数量不足。法律提升了要求，但看守所的硬件、预约系统和人员并不会同步增加。律师可以把每一次预约、看守所的答复和实际见到的时间都留下记录，超过四十八小时未能见到的，书面向看守所提出，并依草案第14条修改后的第49条向检察机关申诉。

需要注意的是，第39条第三款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侦查期间会见须经侦查机关许可的规定，草案没有修改。

（三）侦查阶段：仍不能阅卷，但“主要事实”和批捕听取意见写进了法律

侦查阶段律师不能阅卷，本次没有改变，何时能够改变仍不明朗。改变的是两处知情和意见渠道。一是第38条：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以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以及强制措施的采取、变更、解除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情况。这一表述同样来自“六部委规定”第6条，过去在实践中常被理解为可以只告知罪名，其他都是侦查机密。二是第88条：检察院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现行法是“可以”听取，律师提出要求的才“应当”听取。目前报捕时很少通知律师或家属；如果办案机关提前报捕，律师不可能天天到检察院询问，很容易错过关键节点，工作非常被动。

这两处修改对侦查阶段辩护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律师能否与侦查机关有效沟通。实务中，侦查人员可能很难联系，好不容易找到承办民警的电话，又常常打不通。尤其是部分刑事案件下放到基层办理后，由派出所民警对接家属和律师，民警却说案件已移交刑警队，自己并不了解情况；刑警队内勤让等承办民警回电，之后便音信全无。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了解案情和案件进度，把握报捕节点？如果侦查机关不与律师对接，不收律师的委托手续，或者收了也不入卷，检察院又如何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通知辩护律师？

（四）为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新闻报道将这一修改概括为“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条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提供便利”。这是办案机关的义务，而不是以值班律师为主体的权利表述。2019年《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已规定值班律师可以会见，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案卷材料；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也要求为值班律师会见、阅卷提供便利。草案将其写入法律，并在帮助内容中增加了“申请法律援助”。

从条文看，对值班律师角色影响更大的修改在第174条（草案第37条）：有辩护人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没有辩护人的才由值班律师在场；签署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院提出，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值班律师被称为“见证律师”，原因之一是在具结环节除了签字没有其他表达渠道，异议附卷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问题。这部分留待下一篇讨论认罪认罚时展开。值班律师的工作量、补贴标准和责任边界，草案没有涉及。

（五）法律援助扩展用的是“可以”

草案在第35条中增加两种情形：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通知指派。按照新华社的报道，这是根据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践情况作出的规定。

与部分地方试点相比，这一表述是保守的。以上海为例，2023年上海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草案用“可以”，给各地留下了根据律师资源调整的空间，也意味着各地做法仍会有差异。对当事人家属来说，第35条第一款将申请主体扩展到法定代理人，经济困难的可以主动申请，不必等办案机关通知。

（六）执业权利救济有了时限

草案第14条修改第49条，要求检察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或者控告及时审查，“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处理时限和书面答复，是律师界多年来的要求。第117条也作了扩展：申诉、控告的主体增加了利害关系人，事项包括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检察院可以调查核实，要求有关机关提供材料，有关机关应当书面回复采纳纠正意见的情况。

樊崇义教授主张建立“刚性”的权利救济机制。草案仍以检察监督为主要渠道，没有规定阻碍执业行为本身的程序后果，例如阻碍会见期间取得的供述应当如何评价。十日的书面答复期限，至少让申诉有了可以追问的时点。

（七）被害人一方

被害人部分的修改较为集中：增设保护被害人的原则条款和救助规定；被害人一方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起点与辩护律师相同；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时，应当告知被害人一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取证确有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被害人死亡的，近亲属有权请求抗诉；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阅卷权使被害人的意见可以落到具体证据上，例如对损失计算方法、追赃挽损情况提出书面意见，避免判决后才发现关键事实没有进入案卷。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人数众多，阅卷如何组织，是集中阅卷、代表人阅卷还是提供电子卷宗，案卷中涉及其他人隐私的信息如何处理，需要配套规定。此外，现行法第187条虽要求法院在开庭三日以前传唤当事人、通知诉讼代理人，但实践中对被害人一方的通知并不总能到位。笔者曾在一起经济犯罪案件中担任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到法院阅卷，才发现第二天就要开庭，被害人对此全然不知。对被害人一方的开庭通知，有必要在配套规定中进一步明确程序和责任。

三、几点实务建议

关于委托手续。家属代为委托的，准备好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和律师事务所证明，首次会见时请当事人当场确认并签署委托书；当事人此前已有法援律师的，同时就是否终止原法援辩护形成书面意见，及时提交办案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

关于会见和申诉。保存预约记录、看守所答复和实际会见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未见到的，先书面向看守所提出，再向检察机关申诉，按十日答复期限跟进。

关于侦查阶段。书面申请了解涉嫌罪名和“当时已查明的主要事实”，要求将委托手续附卷，高度关注案件报捕时间节点，及时与检察院沟通并提交书面意见。

关于代理被害人。草案通过后，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及时申请阅卷，围绕损失认定、因果关系、退赃退赔提出书面意见，积极参与庭审过程，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下一篇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草案第37条、第40条、第45条。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6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34条至第39条、第49条、第85条、第88条、第117条、第174条、第187条、第229条。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第6条、第7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48条。

[5]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014年），第8条。

[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司法局网站，
https://sfj.sh.gov.cn/2020xxgkml_zdgkml/20230516/9b7494e8ebe14c8fb1d2a43f20ad5e91.html。

[7]新华社：《聚焦“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举办》，新华网，2026年9月11日，
https://www.news.cn/law/20260911/ea24db24c67242158719a689a95fc042/c.html。

[8]封面新闻：《刑事诉讼法将第四次修订法学专家呼吁推进律师辩护全覆盖》，
https://www.thecover.cn/news/mZJO2WTKV72H90qSdq8Jkw==。

[9]《刑诉法修改进入关键期，学者提出多条建设性建议》，澎湃新闻，2026年9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022312。

[10]新华社“新华视点”：《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1102/1452905458b54c0c82f34c266eb35cd0/c.html。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文中草案条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11月6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为准。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在英国伦敦国际刑事、国际商事大律师事务所、黎巴嫩特别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特聘专家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员，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技能培训项目导师，曾作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司法部主办“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集训。著有《说服法庭：讼辩高手进阶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辩护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刑事诉讼经验，深耕重大复杂经济犯罪、涉外刑事诉讼、职务犯罪、互联网犯罪白领犯罪及企业合规业务领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