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殖民秩序（1983 - 1984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六

作者： 布赖恩·J·彼得森（ Brian J. Peterson ）

译者： 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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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3日法非峰会前不久，法国正考虑通过军事干预推翻桑卡拉。9月23日，美国大使沃克（Walker）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让·奥塞尔（Jean Ausseil），奥塞尔相当于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在法国的对应人物。议程上的主要议题是桑卡拉与利比亚的关系。鉴于上沃尔特远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且出于主要的安全考量，美国情报部门严重依赖法国的专业情报。在9月28日的一份秘密电报中，沃克向华盛顿转述了谈话内容，提到“奥塞尔（请全面保护）谈及如果桑卡拉完全受利比亚控制，法国愿意动用军事力量（无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上沃尔特侨民的力量）。如果利比亚军队进入上沃尔特，这可能会引发法国的回应”。

事实上，当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向法国政府询问对“桑卡拉与利比亚的关系”的评估时，法国人报告称，已有几位反对派人物，如米歇尔·卡凡多（Michel Kafando）和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逃到了阿比让（Abidjan）。作为回应，美国驻巴黎官员写信给华盛顿：“我们对[法国非洲司司长]提及那些逃脱的不同领导人的语气很感兴趣……[以及那些]可能成为试图推翻桑卡拉的力量的人。不过，法国尚未决定是否推进这些计划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法国一直将推翻桑卡拉视为一场重大胜利。此外，在中央情报局（CIA）总部，分析人士警告说，法国可能会在“受到来自保守的、亲西方的象牙海岸（现科特迪瓦）、多哥和尼日尔总统的强大压力”后被迫进行干预。事实上，在8月4日政变后的一周内，多哥和科特迪瓦政府就提醒美国官员注意桑卡拉与利比亚和加纳的关系，并对“左翼政权的威胁”表示担忧。

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1920年12月13日－2021年2月6日），美国共和党人，曾任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劳工部长等职

几周前，桑卡拉在8月8日召集了总统府的外交官，宣读了一份书面文件，强调全国革命委员会（CNR）打算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各国保持互惠关系，而不是遵循旧的“帝国主义”安排。8月8日下午晚些时候，桑卡拉会见了美国大使朱利叶斯·沃克（Julius Walker），试图澄清有关利比亚影响的疑虑。根据美国大使馆的电报，沃克强调桑卡拉“不受利比亚控制，并且会说和做一些卡扎菲（Qadhafi）不会喜欢的事情”。

作为回应，沃克认为可以说服桑卡拉“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事实上，桑卡拉与卡扎菲的关系发展迅速。“一开始，卡扎菲通过加纳运送武器帮助我们，”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解释说，“但桑卡拉很快就意识到，他不想成为卡扎菲的追随者。”索梅回忆道，“8月4日之后不久，桑卡拉和卡扎菲之间就因为这种拒绝开始产生分歧。”然而，西方新闻报道却特别关注桑卡拉与利比亚的紧密联系。《世界报》（Le Monde）强调了利比亚在政变中的作用，以及利比亚飞机在瓦加杜古降落的事实，而《泰晤士报》（The Times）则将桑卡拉描述为“对利比亚持同情态度”，且“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称桑卡拉为“亲利比亚的伞兵上尉”，并指出，虽然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Jean-Baptiste Ouedraogo）“倾向西方”，但桑卡拉“已承诺结束他所说的该国的‘外国和新殖民主义统治’”。桑卡拉被描述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多次访问利比亚”。这些因素“预计会加剧亲西方的非洲国家首都的担忧”。

8月21日晚，桑卡拉在总统府举行了他的首次大型国际新闻发布会。记者们见证了一位总统在会前称他是“一个深知媒体重要性的迷人人物”，以及如《亚非》（Afrique-Asie）所报道的，是“一个思路清晰、知道自己为人民谋求什么的领导人”。再一次，桑卡拉对有关利比亚的担忧置之不理。当被问及军队最终是否会将权力移交给文职统治时，他提醒大家，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目标是使国家民主化：“我们坚信，防止权力被篡夺的最好方法是让一群个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其他人员，从一开始就将责任交到人民手中……因此，避免军队为自身利益篡夺权力的最好方法，是让军队已经与人民同甘共苦，始终与他们并肩作战。”

托马斯・桑卡拉（右，红贝雷军装）与卡扎菲（左，利比亚军装）在利比亚官邸会谈

然后，当被问及新闻自由时，他说：“我仍然坚持言论自由。我只是说，每个上沃尔特人都将始终能够捍卫自由、捍卫正义和捍卫民主。”不幸的是，当九个月后军事派别巩固权力时，他对言论自由的坚持被削弱了。

在此期间，桑卡拉和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阿尔巴·迪亚洛（Alba Diallo）和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瓦加杜古及国外会见外国政要和外交官。信息部长阿达玛·图雷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科特迪瓦，据图雷观察，科特迪瓦总统“从不容忍在该地区对其政治霸权的任何阻碍或反对”。作为地区经济强国，科特迪瓦在邻国法语非洲国家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对法国在西非的政策走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大约三分之一的上沃尔特劳动力每年居住在科特迪瓦或迁移到那里。移民工人的汇款约占上沃尔特国内生产总值的15%；大多数进口货物通过阿比让港抵达，并通过阿比让-瓦加杜古铁路运输。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评论说，“相对依赖科特迪瓦意味着阿比让可以切断这笔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以及对通往海岸的公路和唯一铁路的绝对控制”，这使得上沃尔特“完全依赖”科特迪瓦。桑卡拉对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的极度反感无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起初乌弗埃-博瓦尼试图拉拢桑卡拉进入他的庇护网络，在最初几个月为全国革命委员会提供财政支持，为升级瓦加杜古的电话网络提供资金，并容忍对共用铁路线的维护欠款。据各方说法，这位科特迪瓦总统甚至喜欢桑卡拉，并希望在他的羽翼下培养这位上沃尔特的年轻领导人。

但是，相比之下，桑卡拉不愿成为次要伙伴，并且他很少错过公开反驳乌弗埃-博瓦尼的机会，以确立自己作为真正革命领导人的地位。事实上，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最初的“安抚之旅”中，横跨非洲西部，旨在解释革命对邻国非洲国家元首的意义时，桑卡拉刻意避免前往科特迪瓦，只是在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说服他这是必要之举后，才与乌弗埃-博瓦尼取得联系。

科特迪瓦首任总统博瓦尼。博瓦尼初期主动提供资金、援建通讯设施，试图把桑卡拉收为自己的附属，桑卡拉拒绝附庸地位，公开批判博瓦尼是 “法国殖民傀儡”，出访西非时刻意绕开科特迪瓦，双方外交迅速降温

9月16日，桑卡拉开始了他的“安抚之旅”，首站前往马里——这是他作为总统的首次出访。一到巴马科（Bamako），桑卡拉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就同意在上沃尔特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之前，先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但桑卡拉也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呼吁“乍得实现民族和解”，并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据报道，马里官员对桑卡拉的言辞感到惊讶。9月22日，桑卡拉前往尼日尔。尽管表面上有外交礼节，但总统库恩切（Kountché）“对有报道称上沃尔特可能会像之前对尼日尔那样再次屈服表示担忧”，一份美国大使馆的秘密电报称。就在一周后的9月30日，桑卡拉在波城会见了罗林斯（Rawlings），据《世界报》报道，这引发了该地区“温和”国家的“担忧”，如科特迪瓦、多哥和尼日尔，[担心]“……破坏其领土稳定的企图，[以及]进步国家的组织”。桑卡拉和罗林斯计划在下个月举行名为“大胆联盟”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另一个外交方面，古巴负责对外关系的副部长奥斯卡·奥拉斯（Oscar Oramas）在瓦加杜古两次会见了桑卡拉，然后访问了班福拉（Banfora），讨论蔗糖生产的可能性。奥拉斯与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关系密切，卡布拉尔是桑卡拉的伟大英雄之一。实际上，奥拉斯曾管理古巴对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的援助，甚至写过一本关于卡布拉尔的书。无论如何，在这些会议之后，桑卡拉被描绘成该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说法在媒体和外交圈子中逐渐流行起来。

8月政变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试图吸引这个年轻的革命政府达成协议，提供了首批价值1400万美元的贷款。但根据美国大使馆的电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发现桑卡拉政府“不愿沟通”，“即使按照非洲的标准，也很难参与经济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对比了上沃尔特对该组织的“冷淡回应”和尼日尔的回应，尼日尔最近刚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此外，自1979年以来，塞内加尔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并被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典范。桑卡拉公开反对这些协议，并宣称全国革命委员会没有接受“任何财政援助”。但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法国仍在提供每年5500万至60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发展援助”，甚至“预算支持”。由于来自东方集团的援助很少，全国革命委员会需要从法国和更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大量持续的经济援助。因此，在革命开始三个月后，驻瓦加杜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官员报告说，出现了一种更“务实、开放的氛围和大量的业务空间”，其中包括“一个激进政权寻求私营部门解决方案的迷人景象”。甚至有报道称，“革命政权的目标与世界银行的目标很好地契合”。财政部长贾斯汀·达莫·巴罗（Justin Damo Barro）表示，政府最近采取的紧缩措施，如减薪和解雇公务员，已经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因此，全国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比其公开声明所暗示的更加务实。甚至加纳的革命政府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判，现在正在敲定作为“经济复苏计划”一部分的协议。全国革命委员会这些更务实的举措与桑卡拉作为不妥协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措施的普遍形象相矛盾。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会不断重新审视这些选择。例如，在1985年，他明确表示：“只要私营企业不侵犯我们的荣誉、尊严和主权，我们就不反对它。”

杰里·罗林斯，左翼泛非主义领袖，两次发动军事政变掌权，1981–2001 长期执政，是托马斯・桑卡拉最亲密的非洲革命盟友，推动加纳完成经济复苏与民主转型

在上沃尔特国内，基层运动正在塑造革命的轨迹。随着革命防卫委员会（CDR）系统的深化，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的活动家开始开展“革命行动”，试图罢免他们视为“反动分子”的公司和组织的董事。他们想象自己即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将企业和政府机构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9月13日，PAI-LIPAD的激进分子占领了该国的电力公司“上沃尔特电力公司（VOLTEL）”，罢免了董事，并让工人负责。然后在9月16日，当桑卡拉在巴马科时，LIPAD成员拘留了电视台台长塞尔日·泰奥菲勒·巴利马（Serge Théophile Balima），指控他是反革命分子，并告诉他，他的节目对“资产阶级”来说太温和了。但是，正如巴利马解释的那样，他没有预算制作原创的革命节目。PAI-LIPAD派别建议巴利马联系中国、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但他们都没有提供合适的节目。“所以我们制作了辩论和讨论节目，但不幸的是，它无法控制人们想要的内容，”巴利马回忆道。“他们想要肥皂剧和电视剧，但这些不是革命性的。”最后，桑卡拉表示支持巴利马。

PAI-LIPAD和军事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特别是当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edraogo）开始在企业、政府办公室和各种企业中建立革命防卫委员会时。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和许多工会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意味着革命防卫委员会实际上将取代工会。“我们立即参与创建革命防卫委员会，并且在这方面非常积极，”图雷解释说。“我们在每个社区、学校、工作场所都有当地网络。但士兵们不想让我们控制太多。他们看到我们已经控制了许多劳工组织和学生团体。正是这种竞争引发了这个问题。”军方成员也将革命防卫委员会视为对他们的结构和指挥系统的威胁。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上尉表达了许多士兵对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的感受：“革命防卫委员会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困难，因为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试图取代军队官员的职位。他们甚至试图在某个时候取代我的职位，我不得不告诉他们这是军事领域。”此外，那些在军队中受人尊敬的官员看到他们的职业生涯结束，而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笨拙青少年却在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检查站站岗。正如一位桑卡拉的支持者和当地革命防卫委员会领导人所解释的：“我是我们社区的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人。我们响应了桑卡拉的号召并支持他。但我后来进入革命防卫委员会，成为了一名前士兵，我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将安全责任交给平民。你怎么能真的把武器交给平民，并让他们负责安全呢？革命防卫委员会中也有很多人，尤其是首领的家人，他们试图从内部破坏革命防卫委员会，并利用他们的权威地位。”

桑卡拉检阅革命部队

在内部派系斗争和看似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背景下，桑卡拉呼吁起草一份重要的政策声明，即《政治导向演讲》（Discours d’Orientation Politique，简称DOP）。来自三个主要团体（PAI-LIPAD、瓦莱雷·索梅所在的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以及布莱斯·孔波雷所在的革命军事组织OMR）的代表被召集来协助撰写这份文件，其中包括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edraogo）。据韦德拉奥果说，PAI-LIPAD提议将革命定义为“民族解放的人民革命”，或“反帝革命”。但索梅认为“反帝”这个标签和“民族解放”的概念都太局限。他建议使用“民主人民革命”（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Populaire）这个词，并借鉴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领导下的莫桑比克革命。考虑到马谢尔对索梅和桑卡拉的影响，特别是马谢尔将“人民”作为莫桑比克革命的核心支柱，以及马谢尔和卡布拉尔在意识形态上的大量重叠，这并不奇怪。无论如何，《政治导向演讲》成为了革命最全面的政治纲领。它被广泛传播并经常被引用，阐述了革命的目标。

10月2日，桑卡拉发表了这篇演讲，电视和广播进行了重播，所以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他自己的演讲。但正如许多其他备受瞩目的演讲一样，事实证明，这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由于资历较高，韦德拉奥果名义上负责指导这个过程，但他很快就被其他部长级任务淹没，无法在这上面投入太多时间。与此同时，孔波雷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写作技能。最后，索梅这位革命的内部理论家，在桑卡拉前往维特尔（Vittel）之前的几天里，最终写下了这篇演讲。“当我坐下来写《政治导向演讲》时，桑卡拉急于拿到草稿，所以他派了一名士兵让·迪亚布雷（Jean Diabré）到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办公室来取我写好的稿子，”索梅回忆道。“我甚至还没有时间通读一遍。我手写得很快，然后把稿子交给了士兵。最后，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在家，桑卡拉派司机来接我。我们去了协商委员会（Conseil de l’Entente），他立刻说，‘我们现在就完成这件事。我们需要在去维特尔之前宣布我们的政治立场。’”在协商委员会里，索梅一边写，桑卡拉一边看着并提出意见。与此同时，菲利普·韦德拉奥果、苏马内·图雷和布莱斯·孔波雷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就这样，这个政治纲领是合作完成的，索梅是主要作者。

瓦莱尔・迪厄多内・索梅（右），桑卡拉的理论家

在许多方面，这个政治纲领代表了对过去二十年来法国非洲学生一直在辩论的政治立场的提炼和完善。但它也标志着与某些社会主义路线以及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典型声明的新突破。索梅表达了他的观点：“如果你分析《政治导向演讲》，我们现在不会谈论共产主义。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农村国家，纯粹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使用欧洲模式或苏联模式来分析我们的情况。”相反，根据索梅的说法，他们从第三世界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那里汲取灵感，如卡布拉尔、法农（Fanon）、恩克鲁玛（Nkrumah）、切·格瓦拉和毛泽东。但是，虽然他们支持农民，但这场革命仍然是一个由一小群知识分子领导的精英项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索梅补充道。

这场革命建立在其前身的基础之上；它遵循着既定的革命传统，并借鉴了主流理论。卡布拉尔在1966年于哈瓦那发表的《理论武器》演讲中指出，“没有人能够在没有革命理论的情况下成功实践革命”；同样地，桑卡拉谈到“了解如何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演讲中，他强调说：“我们必须沉浸于革命理论的学习中。理论学习能深化我们对各种现象的理解，明晰我们的行动，并使我们免受许多错误假设的影响。”演讲中还有其他呼应卡布拉尔的地方，比如关于民族解放和革命是“不可输出的商品”的论断，即它们是“本土的，民族产物”，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正如桑卡拉所说：“每场革命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使它区别于其他革命。我们的这场八月革命也不例外。它考虑到了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包括我们的发展水平，以及这场革命是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下，对一场从殖民地演变为新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家的革命的重塑。”新殖民体系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延伸，在这种体系下，诸如新殖民军队等权力工具被用于“捍卫帝国主义的利益及其国家盟友”。

“8月4日革命”被视为民众斗争的高潮，是“战斗的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迈进，旨在消除社会不公的行动。桑卡拉将这场革命置于上沃尔特后殖民历史的背景下，解释说1983年8月4日的事件是1966年1月3日“乌塔耶克呼声”的延续，强调八月革命是“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表明它代表着与过去的重大决裂，质疑了旧有的权力等级制度。但皮埃尔·恩格勒贝特（Pierre Englebert）指出，早期的民众起义和政变源于截然不同的背景，动机也各不相同。然而，年轻的革命领导人利用了这些早期的斗争，并将它们视为“民主与革命力量”“浪潮”的一部分。与其他革命进程一样，在巩固权力之后，

皮埃尔・恩格勒贝特，美国波莫纳学院国际关系教授，顶尖法语西非政治研究学者，深耕布基纳法索、桑卡拉革命、西非后殖民国家体系 30 余年，是国际学界研究桑卡拉政权与 1987 年政变最权威的西方学者之一

演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也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描绘了社会状况，这是为革命政府的合法性提供的一种修辞策略。在反思这场演讲时，索梅解释道：“对我们而言，主要矛盾在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国帝国主义，它与国内的代理人勾结，剥削我们的人民。我们试图团结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实际上是在推动一场民主的民众革命。我们提到了‘人民的敌人’，指的是帝国主义和腐败势力。当我们掌权时，我们高喊‘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封建主义，也没有庞大的工人阶级。我们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

的确，领导层中有“有机知识分子”，但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来自农民或工人阶级。然而，在演讲中，“人民的敌人”包括“寄生资产阶级”。这些人从新殖民主义中获利，从事大规模腐败、挪用公款和财产、以权谋私、房地产投机，以及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等行为。此外，“人民的敌人”还包括“商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粮食投机等腐败商业行为致富。最后，“反动势力”主要指传统的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他们被视为“落后”或“封建”的代表，很可能反对革命。

与这些“敌人”相对的是“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被描述为“地球上的受苦者”，这是对法农著名说法的引用。正如法农的分析和毛泽东的概念化论述一样，桑卡拉强调农民是革命的主要驱动力，即“主要力量”，被描绘为“被剥夺、被掠夺、被虐待”的群体。但与法农不同，桑卡拉认为与“小规模生产”密切相关的农民，是“资产阶级范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则被视为“民众不满和帝国主义根源”的体现，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

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小店主、公务员、学生、劳工领袖、知识分子和工匠。事实上，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和基层活动家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这在革命斗争中是一个潜在的弱点，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掌权后，可能“放纵其自然倾向，转变为‘资产阶级’，从而导致官僚主义的产生”。因此，用卡布拉尔的话来说，小资产阶级要实现革命目标，只有一条路可走：“增强其革命意识，抵制成为‘资产阶级’的诱惑”，以契合“人民最深切的愿望”。但这并不是工人的反抗，而是一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反抗。

正如桑卡拉后来在接受哈瓦那电台采访时承认的那样：“我们的工人阶级人数稀少，组织程度不足。我们也没有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催生与之对抗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关注阶级斗争的本质。在布基纳法索，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小资产阶级被视为革命进程的关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桑卡拉对小资产阶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当他更多地强调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时，最终将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阻碍。

布基纳法索的棉农，棉花是该国的传统出口作物

桑卡拉将革命置于冷战后期的背景下，指出国际革命运动“日益分裂”，“新兴的革命运动”难以从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足够的“激励和实际支持”。因此，上沃尔特不得不依靠“人民的充分参与”来实现“持续动员”。计划是“下放和分散行政权力”，为此，全国革命委员会通过法令将国家划分为25个省，随后这些省又被细分为若干部门、区和村庄。一年后，另一项法令进一步将国家划分为37个省。这赋予了政府更明确的定义，全国革命委员会被描述为“在国家层面规划、领导和监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力机构”，其“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低级机构”从属于“高级机构”，但“选举原则”是各级机构（全国革命委员会本身除外）的准则。在这种直接民主形式下，当选的“地方政治机构”——革命防卫委员会，被视为“村庄、城市地区和工作场所革命权力的代表”。作为革命思想和决策的“学校”，它们负责对同志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充当全国革命委员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或“桥梁”。对桑卡拉而言，创建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是“使权力民主化”。这些结构有效地取代了长期以来在农民与国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部落首领和宗教权威。

这场革命旨在塑造一种“新意识”，并“建设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是“自身幸福的建筑师”。为推动这一进程，桑卡拉呼吁对军队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民主：“从现在起，军队不仅要处理军事事务，还要下田劳作，饲养牛羊和家禽，建造学校和医疗诊所。”女性的角色也成为革命变革的目标。“革命与妇女解放密不可分，”桑卡拉宣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这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女性在各领域与男性平等”的社会。

布基纳法索北部农村妇女

许多外界人士更关注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倾向，但在这方面，桑卡拉的演讲提供的细节不多。由于准备仓促，关于国际关系的部分仅简单提及，声明革命“是全球和平与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被描述为“独立”和“自给自足”，但在外国投资和贸易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态度。演讲中未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但桑卡拉提到了“计划经济”，其核心是粮食自给自足，并“与不公平的进口竞争作斗争，这些进口产品威胁我们的本地产品”。重点放在小农户而非大规模项目上，正如桑卡拉所解释：“全国革命委员会对庞大复杂的项目不抱幻想。相反，农业系统中的诸多小成就足以改变我们的领土，使其从贫瘠之地变为丰收之域。”

10月2日黎明前完成《政治导向演讲》后，桑卡拉搭乘孔蒂切总统的飞机前往法国，阿尔巴·迪亚洛陪同前往。在巴黎，桑卡拉遭遇了一件意外之事。来机场迎接他的不是合作部长克里斯蒂安·努奇，而是神秘的“非洲小组”负责人居伊·彭内。据说五个月前，彭内在桑卡拉被捕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现在他却被派来迎接这位年轻革命者。桑卡拉突然发现自己与居伊·彭内同乘一辆车前往巴黎，他认为这是一种冒犯。甚至美国外交官对此也表示不满，报告称：“法国人为何派彭内迎接桑卡拉，这让我们困惑，除非这是故意侮辱。”随后，桑卡拉得知他将在晚宴上与乍得总统希塞内·哈布雷比邻而坐，而后者正与利比亚支持的叛军作战。桑卡拉拒绝出席晚宴，并打算完全退出峰会。为避免外交争端，密特朗派他的儿子让-克里斯托夫前去调解。桑卡拉最终平息怒火，次日清晨在让-克里斯托夫陪同下，身着军装抵达会议现场，准备投入政治斗争。

始于1973年乔治·蓬皮杜发起的法非峰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洲国家元首向法国致敬的仪式，是现代新殖民附庸关系的展示。连续第三年，乍得战争成为会议焦点。1983年10月，所谓“曼塔行动”刚开始两个月，这是非洲去殖民化战争以来法国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官方称法国军队因乍得一次训练失误而介入，但美国秘密电报透露，法国自8月9日起就以“训练员”名义派遣精锐作战部队进入乍得。因此，维特尔会议旨在协商结束战争的途径。然而，关键谈判对象穆阿迈尔·卡扎菲缺席。在卡扎菲缺席的情况下，桑卡拉被视为替代角色。

2026年内毕罗法非峰会。桑卡拉曾于1983年当众公开批判峰会是新殖民工具，指责法国靠债务剥削非洲

在维特尔，俯瞰地中海俱乐部1100英亩绿地和公园的白色露台上，密特朗总统逐一接见38位非洲国家元首或代表。很快，桑卡拉与密特朗握手的照片登上《青年非洲》杂志封面，标题为“这个令人不安的人”。相关报道，如《智者与顽童》，聚焦于“长者”（如密特朗和乌弗埃-博瓦尼）与“以桑卡拉为首的新式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文章描述桑卡拉在会上“情绪高涨”。“他的眼神常带惊讶或愤怒……在这些智者的会议上，他引发冲突。桑卡拉使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没有政治套话，他希望为国家赢得尊重，并梦想一个不同的社会。新一代非洲人在国际舞台崛起，扰乱了长者的秩序。”桑卡拉被视为挑战现有秩序的年轻反叛者。参与会面的人还记得他挑衅的表现。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回忆：“我和托马斯在维特尔参会。桑卡拉带着手枪出现，将枪放在桌上，引起不小轰动。他太年轻，又刚发动政变。记者们好奇，被他吸引，但他也极具争议。”

然而，与其他非洲国家元首不同，桑卡拉展现亲民风格，随时与记者交流。10月4日，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展现魅力、亲和力和智慧。他明白自己正努力消除误解，这场革命难免“震惊”西方，正如他所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语言，可能会让人震惊；某种意义上，这台机器有些被扰乱……这种语言略显尖锐，但它是革命真理的语言。”这并非他最后一次用语言刺痛“机器”。他借鉴了艾梅·塞泽尔等前辈的表达，塞泽尔曾激烈抨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压榨、磨碎、贬低人民的机器”。如今，桑卡拉公然在齿轮中搅局。

反应立竿见影。桑卡拉在维特尔时，上沃尔特非洲教师全国联盟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全国革命委员会，刊登于10月3日的保守派报纸《观察家报》。这是约瑟夫·基-泽尔博领导的人民阵线联盟精心策划的抹黑策略。面对法国记者提问，桑卡拉澄清：“以约瑟夫·基-泽尔博为首的人民阵线联盟支持反动政权，”他解释，“他组织并煽动1980年11月25日以萨耶·泽尔博上校为首的政变。正是这个政权扼杀了上沃尔特的革命，让他们的全国复兴进步运动支持者重新掌权。”

桑卡拉试图向记者说明，这些政治精英是上沃尔特“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权力通过“链条”延伸至官僚机构、行政部门和军队核心。他援引列宁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指出官僚机构和常备军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资产阶级紧密相连。

当记者提及利比亚问题及革命对邻国的威胁时，桑卡拉回应，“传染风险”毫无根据，“我们无意输出革命……它不是待售产品，而是为本地消费而生产。”他还隐晦提到法国与利比亚的秘密关系及石油交易，指出某些领导人“以谨慎隐蔽的方式”与卡扎菲保持联系。他反问：“谁是棋子？是我们上沃尔特，坦率说出想法、需求和拒绝，还是那些隐藏想法的人？”法国媒体过度强调桑卡拉与利比亚的关系，记者嘲笑他的立场，削弱了他友好的努力。正如《世界报》所评：“人们更理解桑卡拉上尉的惊讶：他在维特尔意识到，幽默并非国家元首应有的品质。”随后数月，主流媒体连篇攻击革命，夸大桑卡拉与利比亚的联系。

密特朗与卡扎菲的会晤

但也有人努力为桑卡拉塑造更受认可的形象。几内亚记者西拉迪欧·迪亚洛（Siradiou Diallo）在维特尔对桑卡拉进行了最深入的采访。他的《桑卡拉：这个令人不安的人》成为众多关于桑卡拉报道中的经典之作，并塑造了桑卡拉在法语世界的公众形象。迪亚洛将桑卡拉描述为一个质朴的人，“不做作”，说话时“语气平静、沉稳”，这与那些将他描绘成“脾气暴躁”和“不负责任”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通过他们长时间的交谈，迪亚洛注意到桑卡拉“博览群书，并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困境进行了深刻思考。托马斯·桑卡拉无疑读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Giap）和切·格瓦拉的著作”。很明显，桑卡拉的思想与塞缪尔·多伊（Samuel Doe）等人大不相同。迪亚洛还指出，桑卡拉“远非共产主义者”，他“既不是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也不是卡扎菲上校的傀儡”，桑卡拉也并非“反法、反美或反西方”。对迪亚洛来说，更准确地说，桑卡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精力、知识和信念奉献给了非洲的进步事业”。

在这次采访中，桑卡拉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在整个非洲，他看到政变后的政府及其伪革命领导人强加专制的统治形式，固执地坚持过时的意识形态模式，笨拙地套用抽象的理论。仿佛是在回应法农的观点，即“威胁非洲的最大危险是缺乏意识形态”，桑卡拉沉思道：“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政治。对我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盏指引的明灯，是一种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界定社会现实。但我们不能用人民来检验这种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他反驳了那种认为革命背后存在某种“精神之父”的假设，比如卡扎菲或其他人。据桑卡拉说，他和其他进步人士“远非政治文盲，并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直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是试图在第三世界找到精神导师：卢蒙巴（Lumumba）和纳赛尔（Nasser）受莫斯科影响，尼雷尔（Nyerere）受中国影响，”桑卡拉解释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受任何束缚。”尽管他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但他补充说：“[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它是一种剥削制度，无处不在。它基于事实、实践和对人民的态度……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反西方。”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坦桑尼亚开国总统、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创始人尼雷尔是新中国最核心、交往最频繁的非洲老一辈友人，一生 13 次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缔造中坦传统友谊，推动中国重返联合国，促成坦赞铁路落地，在思想、基建、军事、国际外交全方位深度合作，深刻影响包括桑卡拉在内的非洲左翼革命者对华认知

在离开巴黎之前，桑卡拉受邀前往位于法国马尔讷-拉-科奎特（Marnes-la-Coquette）的科特迪瓦总统家中参加“小型峰会”。在那里，桑卡拉发现自己周围都是政治前辈，包括尼日尔、多哥、贝宁和几内亚的总统。这是一场紧张的会议。前辈们把这位年轻的同事视为挑战对象；他们试图“试探他，衡量他，考验他，以找出他的弱点”，《亚非》杂志写道。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决心要打压这位年轻的同事”。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桑卡拉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年轻暴发户，这个舞台非常看重资历。他们愿意与他合作，但他必须在他们面前赢得一席之地。的确，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当大。例如，乌弗埃-博瓦尼出生于1905年，比桑卡拉大44岁。即使是其他较年轻的国家元首也被视为“长辈”。在很多方面，他们将决定他的命运以及革命的命运。

桑卡拉返回瓦加杜古，再次与孔切总统同乘一架飞机。在途中，孔切得知在尼亚美发生了一起未遂政变，这是针对他的第三次政变企图。西方圈子怀疑卡扎菲参与其中。《世界报》更进一步，指出桑卡拉“毫不掩饰他对卡扎菲上校的同情”。一周后，即10月13日，尼日尔外交部长道达·迪亚洛（Daouda Diallo）与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会面，透露利比亚是这次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并且“桑卡拉受到全国革命委员会中更激进成员的影响”。迪亚洛警告说，桑卡拉可能会“对他在马里、象牙海岸和尼日尔的温和邻国采取激进行动”。人们担心尼日尔会因大量利比亚资金流入而受到影响。事实上，来自尼日尔的电报——尼亚美有一个活跃的中央情报局站点，与瓦加杜古不同——极大地误导了华盛顿对桑卡拉构成威胁的判断。美国驻瓦加杜古副领事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解释说：“我们北部邻国（尼日尔）的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了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桑卡拉……尼日尔总统塞尼·孔切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将军，比阿提拉（Attila）还要保守，是自由世界的忠实朋友，与我们年轻的托马斯完全相反，他讨厌托马斯。他不断向大使凯西（Casey）讲述关于桑卡拉的各种危险传闻，凯西则一字不差地将这些报告发送给华盛顿，并将电报抄送给我们。”

赛义尼・孔切，尼日尔 1974—1987 年军政府最高领导人，军人独裁者

桑卡拉明白他与卡扎菲的关系正在消耗他大量的政治资本，因此他努力加强与其他北非国家的联系，同时与利比亚保持距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代表，阿尔及利亚是最早支持这场革命的外国政府之一。1984年3月，桑卡拉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并顺道前往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阿尔及利亚长期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抗摩洛哥的战争。在拉尤恩，桑卡拉会见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总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齐兹（Mohammed Abdel-Ziz），并正式承认了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很快，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援助和外交支持比利比亚多得多，而且没有额外的政治包袱。与此同时，桑卡拉与卡扎菲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驻利比亚大使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回忆起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

起初，卡扎菲和桑卡拉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卡扎菲支持我们的革命，提供武器，还帮助解决了革命早期的一些经济问题。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卡扎菲希望我们使用他的《绿皮书》。于是他派利比亚特工来推广《绿皮书》。但托马斯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更认同古巴的革命实践……虽然法国代表是卡扎菲的朋友，但我们与他们关系并不密切。卡扎菲是那种期望别人听从他命令的人。但托马斯拒绝了这一点。

事实上，桑卡拉直截了当地公开批评了利比亚在乍得的介入。他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乍得，甚至在瓦加杜古接待了哈布雷（Habré）的部长们，这引来了利比亚相当大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桑卡拉试图在交战各方之间充当调解人，但卡扎菲拒绝接受上沃尔特的中立立场，最终停止了对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经济支持。利比亚领导人随后与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多名成员，如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建立了密切关系。在孔波雷发动政变的三年多前，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称，孔波雷已经在与卡扎菲合作，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政变……有可能得到利比亚的支持”。电报还称：“利比亚可能试图利用这种分裂……[但是]包括法国人在内，没有人相信孔波雷的政治倾向以及他在政府领导层中的影响力会改变。”1984年，这是最早表明孔波雷可能在利比亚支持下发动政变的迹象。有趣的是，据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孔波雷与喀麦隆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姆巴拉·盖兰迪（Mbara Guerandi）建立了业务关系。1984年4月6日，盖兰迪针对保罗·比亚（Paul Biya）发动政变失败后，逃到了瓦加杜古，并进入了孔波雷的核心圈子，提供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成为了孔波雷前往利比亚的秘密向导，在那里他获取机密物资供孔波雷使用。

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丰田战争”

10月29日，在维特尔经历外交洗礼数周后，桑卡拉前往尼亚美参加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峰会。桑卡拉原本被期望担任该组织下一年度的主席，但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坚决反对他的提名，而是指定了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在瓦加杜古的当地媒体上，出现了对科特迪瓦的谴责。科特迪瓦政府则以抵制所有关于上沃尔特的信息作为回应，宣称：“我们决定阻断共产主义的道路。”为避免争端升级，桑卡拉指示他的高级官员停止激怒乌弗埃-博瓦尼。但革命防卫委员会（CDR）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edraogo）上尉在尼昂戈洛科（Niangoloko）边境小镇进一步挑衅。11月14日，他谴责科特迪瓦人是“帝国主义利益的爪牙”和“看门狗”。据报道，桑卡拉对这一行为感到恼火，在接下来的部长会议上，他要求所有人“停止侮辱这条鳄鱼”，这里暗指科特迪瓦总统。

在此期间，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宣布了一起所谓企图推翻该委员会的阴谋。不久后，安全部队击毙了一名“白人雇佣兵”，此人与一群同伙在深夜被发现在协商委员会（Conseil de l’Entente）附近。11月7日，《世界报》报道称，此人携带被盗的法国身份证件。据官方报纸《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11月18日报道，这些雇佣兵当时正准备“潜入上沃尔特，引发流血冲突，进而为外国干预制造借口”。美国大使馆的电报证实了这一事件。

在政变传闻和阴谋的背景下，桑卡拉得知了格林纳达革命总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于10月19日被杀害的消息。随后，10月25日，美国军队以“救援任务”为名入侵该岛，旨在保护美国学生。事实上，里根政府一直在关注该岛与古巴和苏联日益紧密的联系，认为这是打击该地区共产主义的绝佳机会。根据历史学家奥德·韦斯塔德（Odd Westad）的说法，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对革命政权采取更具进攻性战略的一个突破”。《非洲十字路口》将政变阴谋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联系起来，指出美国的行为与“旨在颠覆上沃尔特的复杂阴谋类似”。它谴责“美帝国主义极其恶劣的行径”。

1983 年 10 月 25 日里根政府发动的单边军事入侵，以 “保护美国侨民” 为借口，武力推翻格林纳达左翼革命政权

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激进左翼的压力下，桑卡拉迅速表明立场，公开反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同时表达了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不久后，美国大使沃克（Walker）站在桑卡拉的办公桌前，宣读了一份外交照会，其本质内容是称桑卡拉“对中美洲局势一无所知”，并且“做得太过分了”。根据美国的电报，沃克威胁要削减援助项目，对此桑卡拉回应称，上沃尔特“不会接受讹诈”，并“将拒绝美国的援助，如果有必要的话”。

几周后，桑卡拉主动联系华盛顿，直接给里根总统写信，表达他“对和平队志愿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宝贵贡献感到满意”。外交部长阿尔巴·迪亚洛（Arba Diallo）被派往华盛顿，他告知美国官员，苏联发起了“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扰乱了上沃尔特与西方的关系。事实上，苏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在当地媒体上编造故事，以影响舆论并制造不和。

11月28日，在与沃克的后续会面中，桑卡拉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告诉大使，自8月4日政变以来，他个人已停止接受利比亚的军事援助。但根据会议记录，他还就美国可能试图颠覆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行为与沃克对质。他提醒大使所谓的巴克斯特事件（Baxter Affair），即美国外交官约翰·C·巴克斯特（John C. Baxter）最近因“颠覆活动”被驱逐。有可能巴克斯特是在中央情报局（CIA）的官方掩护下工作，据称他与反上沃尔特政府（GOUV）的阴谋有关。桑卡拉指控美国支持弗雷德里克·吉尔马（Frederic Guirma）和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他们“从科特迪瓦的基地策划反对桑卡拉”。沃克立即否认美国参与了此类阴谋，但他发回华盛顿的秘密电报中，要求“明确否认美国支持任何反上沃尔特政府的阴谋”。事实证明，桑卡拉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部门常常在不与国务院沟通的情况下开展行动。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当时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加纳的分裂活动，试图破坏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领导的全国民主变革委员会（PNDC）政府。1983年和1984年针对罗林斯政府的未遂政变可追溯到中央情报局，其特工在1985年因一名女性中央情报局雇员向加纳联络人传递文件而被捕时暴露。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发起了一项旨在推翻埃塞俄比亚革命政府的失败行动，但门格斯图（Mengistu）的安全部队在1983年12月挫败了该行动。因此，桑卡拉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中央情报局可能会对他的政府采取类似行动。

重要的是，加纳和上沃尔特现在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全国革命委员会迅速开始与尼加拉瓜、古巴和加纳一起，共同反对美国，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共同发起了一项关于“中美洲问题”的决议草案。美国国务院突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给瓦加杜古的一份秘密电报中，国务卿舒尔茨（Shultz）强调了美国的主要关切。首先，他表示：“我们不希望利比亚或苏联为了他们的目的在上沃尔特为所欲为。”然后，他强调上沃尔特“将成为一个小型但重要的团体的成员”，其在联合国的行动“将比平常更加引人注目”。他指出美国政策将聚焦于“使桑卡拉政府保持温和”，并鼓励“在安理会中进行合理的投票行为”。但他警告说，美国可能会遇到“第三世界的过度热情”。最后，他认为，鉴于萨赫勒地区的干旱，美国有“道德义务”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提供援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政治和军事对革命的威胁在地平线上隐约显现，上沃尔特的干旱和饥荒状况即将恶化。对桑卡拉来说，未来两年他将频繁出行，并有多次机会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论坛上发言。因此，在最初的两年里，桑卡拉备受公众关注，他在上沃尔特的权力和言论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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