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 生态与人文的双翼齐飞——记我国山地城乡规划学人黄天其先生

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5845字

阅读时间：18分钟

专访对象：黄天其

我国山地城市学与生态规划学派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九十又一，笔耕不辍；四十余载，桃李成荫。当我们围坐在山城暮色里的这位老人身边，听他从东北的黑土地讲到嘉陵江畔的一砖一瓦，从与黄光宇先生并肩推演的山地图纸讲到笔下“三山青玉案，二水碧萝巾”的诗行。一部活着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史山地篇页，就这样在他从容的话语间徐徐铺展。

他是黄天其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53级走出的青年学子，把青春岁月献给了哈尔滨，把中年和晚岁留给了故乡山城重庆。他是我国山地城市学与生态规划学派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是国内率先在城市规划硕博培养中开出《城市社会学》《开发生态学》《城市文化学》三门跨学科新课的规划教育家；他也是一位以画笔、诗笺、砚台伴随一生的艺术爱好者。张开生态与人文两翼，山地城乡规划学科将像一只瑞鹤胜利地飞向未来，这是他的一生理想和追求。

01

家学之源

一座“模范市场”，一段父辈的奋斗

要读懂黄天其先生，得先读懂他的父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还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洋学堂”建筑师。黄天其先生的父亲十岁丧父，寄居舅家，只念过私塾，自幼擅画，每年春节总要为自家和邻居画纸窗花饰。那是他最早的美学启蒙。舅舅经营一家较大的“炽丰”百货店，他藉着担任采购的小舅从上海不时寄来的美、英建筑杂志自学绘图。16岁时，舅舅的百货店要改造门面、加装橱窗，任务交给了这个爱画画的年轻店员。设计图完工后现代化橱窗艳惊四邻商户，纷纷请他做设计。到19岁，一位英语夜校同学的父亲要在重庆投资建一座六层砖木结构的商业大楼“商渝公司”；本应远赴武汉、上海延请设计师，最后却把图纸放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案头。他兴奋地把这栋楼设计完成，稳稳立起来。前来参观的日本领事惊叹不已，年轻的名字自此传开。

父亲教给黄天其的，不是绘图技巧，而是两句最朴素的话：“人生要奋斗，要吃苦”；“要报恩，要帮助别人”。1953年黄天其先生考大学，父亲原希望他学结构以便父子搭档，他因此报考了哈工大的六年制综合性工民建专业（包含美术、建筑历史、建筑设计课程）。父亲后来因为家在农村、退职回乡，义务为公社设计养猪场、生产大队大门，做过生产队出纳。“一辈子没有财产，但对得起人民”——这是儿子对父亲最平实、也是最郑重的评价。这份朴素的家国情怀，从此埋进了黄天其先生的骨子里。

02

黑土与山城

从哈工大到重建工

哈工大“建筑60”班，是黄天其先生教学生涯的起点，一群青年学子被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照亮。作为班指导教师，他成为这班同学最亲近和敬爱的年轻老师。同学们毕业后分别任哈尔滨市副市长、建设部副总建筑师、北京市设计院高级建筑师等重要职务，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段如歌岁月的“黑土记忆”，坚定了他日后坚持教书育人原则的为师之道。

改革开放后，时过中年的黄天其从东北黑土调转到西南山地，他把才华与热忱奉献给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更名重庆建筑大学，2000年并入重庆大学）。故乡山城的地形肌理、市井烟火、爬坡上坎的日常，对他的规划学术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重庆是全世界最大的山城，“就像一口火锅”“都市大杂烩”，彩色斑斓，热烈而隽永——现代和传统、自然和人工鼓乐交响，在这里同奏一支独特的城市乐章。它不像苏杭那样柔美，两江也不必与西湖相比：“西湖是柔美的，长江是壮美的。”正是这种壮美与烟火气的交融，吸引着他一辈子研究山地、书写山地、也守护山地。

03

并肩的岁月

与黄光宇先生共创山地城市学与生态规划

“把握正确方向，一往无前。”

——黄天其先生评黄光宇先生

在中国规划学科史上，“重庆学派”的山地城市学与生态规划，独树一帜。而这面旗帜的高高擎起，离不开黄光宇和黄天其两位先生数十年的并肩耕耘，以及他们众多弟子的继续开拓和奋力前行。

从平原范式到山地范式，是一次真正的观念革命。他们坚持：“山地城市不能照搬平原城市的做法”。第一，不能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第二，山地居住环境要顾及日照、采光、通风等要求；第三，山地交通不能照搬平原路网，必须因地制宜。城市建设的山地条件，既是挑战，也具有创新山地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巨大潜力。

如今回望，重庆已经成为山地城乡规划最鲜活的样本。黄天其先生说，山地城市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规划模式的更新：可达性问题曾让不少住户面临老人“背上背下”的困境，未来是否可以借力机器人、无人机、低空经济？这些看似前沿的追问，正是从他与黄光宇几十年前打下的地基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一代人，借科学技术之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把山地的短板转化为优势，这本身就是山地城市学最有意思的地方。”

当被问及如何用一句话评价黄光宇先生时，他脱口而出：“把握正确方向，一往无前。”短短数个字，是同代人之间最深的知己之评，也是对整个学派精神气质的最好写照。

04

前瞻的生态观

1992年提出“生态补偿”的植被还原原理

在生态文明尚未成为时代主流话语的1992年，黄天其先生已提出“城乡开发自然生态补偿的植被还原原理”。他后来又提炼出“绿量”的概念——一个地方要保有充分的绿量，才能维持温暖、遮阴、良好的小气候。开发若破坏了这份小气候，就要用规划的手段、科学的方法把它恢复回来。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选集第六卷。

今日回望，这份前瞻性的思想恰恰构成了“双碳”战略与生态修复实践的先声。他说，碳达峰碳中和是各行各业的问题，作为城市建设者，要在自己的领域里努力发展技术——通风、遮阴、微气候营造——把好的经验一点一滴学起来、用起来。“应该说，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在他看来，山地生态规划的方法体系“不是死板的东西，而是灵活的、可分析的、可变的”——技术能解决的，靠技术；技术解决不了的，就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科学观：科学不是傲慢，而是谦逊。

05

人文之翼

从“文化物种”到“窈窕小城”

如果说生态是黄天其先生的科学之翼，那么人文，则是他的美学之翼。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可持续发展理念席卷全球。彼时的黄天其先生在海南参与规划实践，提出了“准生态设计”的观点——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高技术不是唯一路径，低技术、乡土设计一样可以为城市赢得生态与文化。他从海南胜沙路、南洋风街巷、竹筒式民居中读到的，不只是形式，而是气候、生活方式与文化的深层耦合。

之后，他与博士生毛刚一起，把“文化物种”（MEME）这一概念引入了中国规划学界。他说，物种多样性是自然的珍宝，而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同样是城市的珍宝——川戏的高亢、湖广会馆的雕梁、山城的爬坡上坎，都是“存活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生命”。它们同样在竞争中面临危机与衰弱，需要规划师像守护濒危物种一样去保护。

在“千城一面”愈演愈烈的前些年，“文化物种”的警世意味更加深长。他反对把地方文化简单包装成“垄断地租”式的文旅标签——他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空间生产与空间的消费”。他说：“我们这个专业不管食、不管穿、不管病，我们就管一件事——让人们在空间里得到各种各样的享受。”这份定义，朴素而不失锋利。

对北碚的偏爱，是他人文情怀最动人的一笔。他用“窈窕”二字形容这座缙云山下的小城。窈窕是诗经第一首文静的淑女形容词。他曾在为北碚写的文章中有诗句“三山青玉案，二水碧萝巾”——三座小山如青玉的书案，两条水系似碧萝的头巾。（《中国园林》1991.3）他与许剑峰博士共同主持规划的北碚新中心以步行街为主，是他向卢作孚先生这位现代乡村建设先驱致敬的方式。“卢作孚先生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今天建设人民城市，仍有重大的意义。”

从重庆到北碚，从火锅式的壮美大杂烩到窈窕内敛的小城性格，黄天其先生用一个规划师的目光，为山城书拟出了一篇深情的城市文化志纲。

06

破冰三课

为规划学科铺垫一块“跨学科”的基石

在规划教育史上，黄天其先生还有一项极具开创性的贡献——他在国内率先为城市规划硕博研究生开出了三门跨学科新课程：《城市社会学》《开发生态学》《城市文化学》。

1986年，他请来复旦大学四十年代毕业、时任重庆出版社编辑的杨建恒先生开讲城市社会学；1987年，学校没钱付讲课费，他自己顶上——因为1982年他就加入了四川省社会学会，写过论文，对社会学早有钻研。起初只有二十多个研究生，后来越来越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来旁听，最多时挤下近四十人。

1991年前后，随着中国生态问题日益紧迫，他又开出了《开发生态学》。名字里的“开发”二字曾引起过质疑：“开发不是破坏生态吗？还有什么开发生态学？”他从容回应：“开发不必然破坏生态，智慧的开发能够改善生态环境。”把“逆向而行”的生态思维融进了规划这门课，是他学科整合能力的鲜明写照。

1998年，他又开出《城市文化学》。他把哲学家的观点、文化遗产、文化创新、文化产业的逻辑融为一体——“人们正在消费文化，文化推动经济，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后来聚焦到本专业，他又衍生出“城市空间文化学”：“空间既是容器，也是本体；空间本身，就产生文化价值。”

社会学关照人、生态学关照地、文化学关照魂——三足鼎立，共同支撑起他所倡导的“生态与人文双翼”的规划理念。他说这三门课“既是并列，也是递进”——1987、1991、1998，恰是社会、生态、文化在中国依次登场的时代节点，也是一位规划学者对时代痛点的一次次敏锐回应。

面对今日以AI、大数据、双碳为标志的新时代，他并不悲观：“AI基于大数据，是计算科学的进步，帮我们更快处理信息、做出更科学的决策——它慢慢取代人的一些努力，但它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高明的人。”他期待下一代规划师能借新科技之力，把过去因缺乏工具而做错或不到位的决策一步步纠正完善，真正抵达“精明增长”的智慧阶段。

07

功夫在业外

诗、书、画与规划师的人生境界

“我是业余。”——每每谈到诗书画，黄天其先生总先摆一摆手。可正是这份“业余”，恰恰是他一生学问最动人的底色。

小时候喜欢画画，十来岁开始爱上诗歌。初中毕业时曾考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美术专科，系统练过素描水彩。他钟爱文天祥的《正气歌》，也读李白、杜甫，更服膺白居易——“因为他悲天悯人，写了很多民间苦难。”在清华进修时，他见到吴良镛先生、朱畅中先生的绘画基本功之高，深受触动。八十岁那年，他把多年画作与诗作整理成《崎路笔缘》一书，非正式出版，却是他献给自己人生的一份小小宣言。

他喜欢画人，因为“世界是美好的，人是美好的”。他与博士弟子余颖、李强分别撰文《空架子》《洞》《缝》，为建筑构图美学写下三篇小结——“建筑里，往往空虚比实体还重要；一道缝看起来很小，一个建筑留一道缝，美就在那里。”这是他从中国“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古典哲学中读出的东方空间美学，是虚实相生的诗性表达。

2019年，他撰文《生态和人文的双翼——重庆建筑的时代腾飞》，把一生的学术理念定格为“两翼”隐喻。他说，建筑与城市，如今需要技术、经济、生态、人文“四条腿”——前两条已相对成熟，而生态与人文，正是当代规划走向更高境界的两条新腿：生态解决系统平衡，人文承载精神丰满。二者并不矛盾，是同一个理想的两面。

他曾撰文《新时代建筑文化的鼓与钟》致敬评论家曾昭奋先生。而当我们请他为今日青年规划师留下几句话，他略作沉吟，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九旬岁月，念母校良师贤契，愧感平生庸碌；

七十春秋，看神州绿水青山，喜迎盛世欣荣。

字里行间，是对母校师友的深情，是对国家山河的欣慰，也是对后学的殷切期许。

08

山城暮色里的钟声

访谈的最后，黄天其先生对青年学子留下了三重嘱托：

第一，乐观地看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后面。”

第二，精神生活要丰富。“为这些目标去奋斗，你要有能力，有决心，还要有体魄——智、仁、勇，孔子早就提出来。”

第三，读研究生不是为了拿个学位。“要准备迎接困难。你一定要创造财富，你得到的要比你创造的少一点——多创点、少拿一点，每个人都这样，那就没事了。”

他望向远方，语气里依然满怀信心：“我们中国的规划师，我们中国的建设者，看祖国大地有太多美好的地方——我们要珍惜每一寸大地，从宏观到微观，都把它看成自己的珍宝。我们利用它，也让它给我们享受——用科学的法则，用艺术的法则，用人文与公平的理想去处理它。相当于一个画家在画画，只不过我们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大地上；而且我们所画的，是为人民、为万世的忧戚相关的事。”

他说，这个专业正处在某种瓶颈期——“每一个发达国家到一定时候，都要走到一个瓶颈。要通过瓶颈，就要改革自己。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瓶颈是必然要通过的，而且一定能够通过——只要有勇气去研究、去解决问题。”

九十又一的规划前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两翼齐飞”：生态是他为大地写下的科学诗篇，人文是他为城市留下的美学长卷。他率先开设的那三门课，那些通宵推演的图纸，那一幅幅山水丹青，都将成为中国规划学人继续前行的路标。

愿先生福寿康宁，愿手中的画笔与诗笔永远鲜活；愿下一代规划师张开身上“生态与人文”的双翼振翅高飞，自由就是认识了的必然。

黄天其先生题字

采访合影（左三：黄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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