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0日,荷兰政府悍然对安世半导体实施行政干预,后续又借助司法程序强行改动企业原有治理架构。这场由荷方主动挑起的争端已经持续一年多,时至2026年11月,控制权矛盾非但没有化解,中荷双方还分别在两国境内开启法律对抗。
11月5日,安世荷兰方面反向提出约20亿美元损失追偿;11月2日,海牙法院出台临时禁令,试图限制中国法院相关判决在欧盟产生效力。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早已超出普通企业股权纠纷的范畴。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企业合法出海投资,难道就只能被动接受他国随意修改规则,之后再耗费漫长时间去追索权益?站在中方立场,这一次,我们必须让荷兰真切体会到肆意侵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所要承担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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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从来不是正常市场竞争带来的经营亏损,而是投资方已经足额投入资金、技术、人力,搭建起完整运营体系之后,东道国随意泛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概念,动用公权力介入,直接剥夺投资者本应享有的股权与经营管理权。
这类恶性先例早已存在,乌克兰马达西奇事件就是典型。中方投资者完成马达西奇收购布局之后,乌克兰方面单方面阻挠交易,在2021年将企业收归国有。中方投资者随即发起国际仲裁,提出约45亿美元赔偿诉求。
但残酷的现实是:提出索赔不等于拿到胜诉裁决,即便拿到有利裁决,对方也可以拒绝履约。国际投资争端最难的环节,从来不是证明自身遭受损失,而是迫使违约方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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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核心:海外资产保护,不能单纯依靠商业合同,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仲裁条款之上。国际仲裁可以厘清责任、核算损失,却无法自动从他国管控之下追回资产。
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大臣援引尘封多年的1952年《货物可用性法》,对安世实施行政干预;同年10月7日,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出台临时司法措施,暂停张学政相关职务,将部分股份投票权移交独立管理人。
行政干预叠加司法手段,直接破坏了原本合法稳定的企业控制权结构。荷兰方面拿企业治理、经济安全作为借口,但其行为本质,是直接侵犯闻泰科技作为合法股东的正当权益。
双方博弈的核心,早已脱离常规经营管理分歧,升级为谁有权掌控企业、谁能够主导技术与生产资源分配的对抗。值得警惕的是,荷兰政府虽在2025年11月19日暂停了这份行政命令,但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的司法程序并未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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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当局最大的误判,是误以为安世半导体总部设在欧洲,全部生产命脉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半导体产业和普通贸易企业完全不同,一家企业能否稳定运转,不取决于注册地,而取决于晶圆供给、封装测试、客户认证等核心环节的归属。任何一环被卡住,都会冲击整体交付。
安世半导体本身就是跨国分工体系下的企业,在中国布局了分量极重的生产基地。根据安世官方披露信息,东莞工厂占地超8万平方米,是其全球规模最大的小信号封装基地,年产能突破500亿颗;马来西亚芙蓉工厂每年承担约200亿颗小信号、双极器件封装测试任务。
中国制造端,是安世全球生产体系里不可替代的支柱。博弈的关键点,不在于中方持有多少股份,而在于我们牢牢掌握关键生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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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有疑问,这类基础芯片是否真的具备如此强的影响力?汽车电子体系里,电源管理、电机控制、车灯、各类传感器,全都依赖这类半导体元件。
安世供应的产品,并非顶尖高端计算芯片,却是汽车产业用量庞大、覆盖面极广的基础元器件。这类产品技术门槛未必顶尖,但供应链替换周期极长,客户不可能短时间切换供应商、重启产线。
2025年10月16日,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对外发出警示,安世芯片供应中断,会直接冲击欧洲汽车生产。协会明确说明,车企和零部件厂商虽能找到同类备选芯片,但新供应商认证、产能爬坡需要数月时间,现有库存仅能支撑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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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ACEA再次提示,部分企业已经面临生产线停摆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在10月20日,也发出同样预警。这充分说明,现代工业体系的风险,往往不是被尖端技术封锁,而是被这类不起眼、短期难以替换的基础零部件牵制。
车企可以多方采购芯片,但采购渠道不等于完成产品认证。更换芯片供应商,需要重新做可靠性测试、温循验证、寿命核验,还要适配整车电子系统。对车企而言,停产一天带来的损失,远高于芯片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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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事件最核心的博弈点,就是产业链位置带来的制衡能力。荷兰可以依托本土司法程序改动总部治理结构,却无法支配中国境内的封装测试产能。
中方出台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欧洲汽车行业立刻感受到供给压力,不是因为安世垄断全球汽车芯片,而是它在基础元器件供应链里占据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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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荷兰接连出台的限制措施,中方的应对没有局限于出口管制,也不只是外交表态,而是形成行政、产业、司法、外交多渠道协同维权的完整布局。
2025年10月4日,商务部针对安世半导体中国相关主体实施出口管制,限制特定成品元器件及组件对外出口。随着供应链压力显现,2025年11月1日,商务部宣布对符合条件的相关出口予以豁免。
这一安排清晰传递出中方态度:我们不会一刀切切断供应链,而是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保障全球产业链稳定之间,把握合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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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8日,商务部再次明确表态,造成本轮半导体供应链混乱的根源与全部责任都在荷方,要求荷兰尽快拿出建设性方案,停止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内部经营。中方同时同意荷兰经济部门派员来华磋商。
信号十分明确:中方愿意对话协商,推动供应链恢复,但谈判不能变成荷兰只做口头表态、不解决实质问题的拖延手段。
司法层面的维权行动同步推进,2026年1月,闻泰科技启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提出最高约80亿美元损害赔偿诉求。需要说明,这是投资者的索赔主张,最终能否得到仲裁庭支持,取决于仲裁庭对投资保护义务、因果关系、损失金额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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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2日,闻泰科技相关诉讼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要求相关被告赔偿损失,索赔金额约80亿元人民币。同年8月28日,东莞中院依据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安世及安泰可名下价值约21.39亿元的等额财产,覆盖安世在华多家子公司股权。
闻泰科技9月1日披露进展时也说明,案件尚未开庭,后续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这套组合动作,和单纯发布声明有着本质区别。国际仲裁追究投资保护责任,国内诉讼守住境内资产与股东权益,财产保全避免涉案资产在诉讼阶段被随意处置。
几条路径各司其职、不可替代,叠加起来构筑起多层次的权益防护屏障。更关键的是,中方没有把全部希望押在一纸仲裁裁决之上。生产体系需要持续运转,客户无法无限期等待,技术和供应链,不能因为荷兰总部的控制权争端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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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中国企业出海的大格局里看,安世事件的影响早已超越单一企业,它会重塑全球各国对涉华投资政策成本的评估。中国企业出海,输出的不只是资金,还有技术、设备、就业岗位、配套供应链与长期产业合作。
倘若东道国可以随意剥夺中方投资者控制权,却不用承担任何代价,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内出海企业,还有当地的商业信用与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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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现在需要直面的,就是干预行为带来的成本正在逐步显现。荷兰拥有半导体产业优势,中国具备制造、原材料加工优势,双方原本可以依托市场化合作互利共赢,荷方主动开启政治化干预,迫使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企业共同承担风险。
中方坚持维权到底,不是主动制造冲突,而是给所有国家划清红线:在采取类似打压行动之前,先权衡清楚代价。后续值得持续关注的重点,是荷兰能否纠正错误、恢复中方投资者合法权益,安世境外控制权争端能否妥善解决,双方能否依托磋商恢复完整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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