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0年冬，哈尔滨，伍连德面对的不是普通疫病，而是一场来势凶猛、病因未明的肺鼠疫。患者接连死亡，城里人心惶惶，救治之外，如何阻断传播成了更急迫的难题。
伍连德组织调查，采取隔离、检疫、佩戴口罩等措施，并推动处理疫亡者遗体。那时抗生素尚未问世，防疫成效主要依靠传染病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措施。瘟疫过后，许多人记住了现代医学的效率，也把“西医”与“进步”紧紧连在一起。
这层印象并非凭空而来。近代中国遭遇战争、疾病与制度危机，社会急于寻找富国强兵的办法。西方医学背后有解剖学、病理学、实验和医院制度，能用新的方法解释疾病，也能通过隔离、消毒等措施应对传染。它看起来不只是一套疗法，更像通向现代国家的一扇门。
但中西医的碰撞，并非简单的“新”与“旧”。
西医早期进入中国，主要依托传教士和外国医生。诊疗之外，他们还承担传播宗教的任务，这让部分民众难以消除戒心。外科手术要切开身体，医院的规矩又与熟悉的家庭照料不同；在当时，家属希望陪伴病人，产妇也往往信任熟悉的产婆。陌生的诊室、手术器械和身体观念，自然容易引起抵触。
这种抵触有文化差异，也有现实背景。民众对外国势力缺乏信任，关于教会医院的传言又不断流传，医疗活动常被卷入地方冲突。传教士后来开办诊所、施药，也逐渐调整诊疗方式，争取官员和士绅支持，让家属陪护，向更多人展示疗效。西医的扎根，靠的不只是医学本身，也靠社会关系的改变。
有意思的是，中医受到的冲击，恰逢国家不断追问“落后从何而来”。甲午战争之后，学习西方和日本成为不少知识人的选择。医学制度被视作国家强弱的一部分，日本废除汉医、发展近代医学的做法，也被一些人当成改革样板。传统医药由此被放进一场更大的文化论战。
清末民初，医界的存废争论逐渐公开化。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没有把中医纳入新式医学教育体系，中医界为此请愿，希望设立中医学校、保留执业空间。这场争论背后的焦虑很直接：一旦教育、资格和医院制度都只承认一种医学，另一种传统便可能失去传承渠道。
五四时期，科学成为重要的思想旗帜。余云岫等人以现代医学理论批评中医基础，认为旧有医理缺乏科学依据；一些知识分子也把中医与旧文化相连，主张彻底革新。批评并非毫无缘由。民间确有医术参差、医巫混杂的现象，庸医借传统名目行事，损害了中医声誉。
然而，把这些弊病等同于整个中医体系，也是一种简单化。中医界并非只有维护旧说一条路。杜亚泉等人主张中西互鉴，杨则民、陆渊雷等医家也参与讨论，尝试整理中医理论、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争论的核心渐渐清晰：传统医学能否在新的知识制度中继续存在，又该怎样改进。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废止旧医案”，引发全国中医界抗议。政府未能立即将方案全面落实，但政策压力并未消失。抗战时期，战地救护和基层医疗需求使中西医合作有所增加；战争结束后，围绕中医教育与执业的冲突仍在延续。
这段历史说明，“进步等于西医，愚昧等于中医”并不是医学自身给出的结论，而是近代救亡思潮、制度选择和科学观念交织后的标签。现代医学在传染病防治、手术和实验研究方面的优势需要承认；中医内部的积弊也应正视。但判断一种医学，既不能只看古老与否，也不能把未经检验的说法统统当作真理。
1949年以后，国家逐步确立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0年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团结中西医，推动两类医务人员在卫生事业中发挥作用。中医由此不再只是存废争论中的对象，也进入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讨论与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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