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的中医梦（环球热点）

本报记者 王慧琼

迪亚拉(右一)早年求学期间与同学留影。

迪亚拉(左一)在公益活动现场为患者看诊。

迪亚拉(右一)在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为学员讲解。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底图元素由AI辅助生成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市的卡巴拉大学城里，全球首个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坐落于此。热闹的实训基地里飘着药草的气味，诊疗床上，当地学员俯身施针，手法沉稳；推拿床边，排队的民众等着体验推拿、拔罐……平均每天有数十位马里人走进这里，把病痛托付给工坊学员和来自中国的银针、艾灸。站在学员身后的，是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博士学位获得者迪亚拉。

40多年前，迪亚拉也是这样一位学员；如今，他是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的负责人。不久前，迪亚拉与记者分享了他走过40多年的中医梦。

学医——

“中国针，为什么这么神奇？”

迪亚拉出身医药世家，父亲是马里当地医院的院长。小时候，父亲在诊室里忙，他就在一旁帮忙递器械、取药品。“父亲一边忙，一边给我讲解每样东西的用途；家里听得最多的，是医院里的疑难病例。”迪亚拉回忆道。

1984年，20岁的迪亚拉从马里飞抵中国北京，开启求学之路。按照马里政府的选派计划，这位同时获得马里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应进入北京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进修西医。

但不久后，在一场校园足球赛上，迪亚拉改变了自己的选择。

当时，一位同学扭伤了脚，疼得眼泪直打转。校医没有开药，只是取出一根细细的银针，在穴位上落针、捻转。片刻之后，同学站了起来，自己走回了宿舍。

“此前，我对中医的了解仅止于‘听说过’。那一次零距离的目击，让我深受震动。”迪亚拉说。

“中国针，为什么这么神奇？”迪亚拉做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弃“西”从“中”。反对声随即从四面八方涌来：马里政府、大使馆、身边亲友，几乎无人赞成。

“你堂堂一个西医，为什么要去学习完全陌生的中医？”同迪亚拉一起赴华、关系最好的同学坚决反对。“自从我决定要学中医，我们只要在一起，一定以吵架告终。”迪亚拉回忆说，“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中医不是一门值得托付终身的学问。”

唯有父亲没有阻拦。最终，经与马里政府、学校多方沟通，迪亚拉顺利转学中医，但条件是从北京调往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1986年，迪亚拉南下广州，真正的难关开始了。迪亚拉在广州遇到了三重障碍：中医古文，繁体字，还有老师们的粤语口音。

第一次考试，迪亚拉古文不及格。“我第一次尝到不及格的滋味，感觉天塌下来了。”迪亚拉说，“但是没有退路，只能硬啃。”

《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辞海》……迪亚拉把书店里能买的工具书全买齐了，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跟在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身后，寸步不离；为了练针法，他随身带着一块毛巾，走到哪儿扎到哪儿，后来又换成难度更高的肥皂和海绵。期末考试，他及格了。

“那段日子教给我的不只是语言，也让我逐渐意识到，学中医不能只过文字关，还要过思维关。”迪亚拉说，起初，他习惯性地用西医知识去理解中医，结果处处受阻。后来他结合自己从小接触的非洲传统医学经验，用类比的方式去理解中医理论，发现比强行套用西医理论更容易掌握中医精髓。

不久后，昔日质疑中医的同学，带来一名怀孕3个多月、持续打嗝两周止不住的孕妇，想考考迪亚拉。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挑战。迪亚拉没有多言，而是思索后落针。两针下去，症状有所缓解；他依着老师的指导，再在相关穴位施针，不到5分钟，孕妇的打嗝彻底停了。

“诊室都安静了，那位同学服了。”迪亚拉回忆，他严肃地告诫那位好友，“不要再轻视中医。”

在广州读完本科、硕士后，迪亚拉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针灸方向的博士学位。1997年，迪亚拉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外籍中医博士，并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那一年，他33岁。距离他把中医真正带回马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行医——

“给我一个机会，看得不好不收钱”

博士毕业的迪亚拉，第一站留在了成都，他打算在诊室里继续精进自己的医术。

“真正坐进诊室，我才发现取得学历是一回事，患者认不认你是另一回事。”迪亚拉说，最初单独坐诊，连续3天没有患者找他。

好不容易等来一位女患者，但诊室黑漆漆的，她探头进来，一看是一位外国医生，吓得扭头就跑。迪亚拉追了出去，把患者请了回来：“给我一个机会，看得不好不收钱。”患者半信半疑地坐下。第二天，她带来了母亲和姐姐复诊。

口碑就这样一点点传开，后来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迪亚拉和许多患者成了朋友。患者有时会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或发微信，询问治疗方法，迪亚拉总是耐心解答。

针灸推拿定价低，用药少，在成都坐诊期间，迪亚拉拿过的最高月奖金是172元。“有人劝我可以适当多开点药拿所谓的提成，但我所坚持的医德标准不允许我这样做。我真正在意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行医。”迪亚拉说。

那几年，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员，迪亚拉深入四川、云南、西藏等地，投身艾滋病、大骨节病、麻风病等疾病防治工作。

在云南，迪亚拉在看诊之外常给当地医生做培训。有一次，他发现在场的医生听不懂专业术语，询问后发现他们都是“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些‘赤脚医生’为当地公共卫生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培训。”迪亚拉说，那时他意识到，提升基层整体医疗水平，比做单一病种培训更迫切。

但“无国界医生”项目专款专用，资金不能随意调整。迪亚拉做了一个决定：自筹资金，培训乡村医生。

2001年起，他向企业家筹款，全面开展乡村医生培训。“我给每个乡村医生发‘五大件’，包括白大褂、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和一些常用药。”培训期间，包吃、包住、包路费，他由衷地佩服乡村医生，希望他们学会一身本领回去，造福一方。

这一干，就是20多年——在云南，迪亚拉累计培训的乡村医生超过3000名，筹资协助修建了17家诊所。当地民众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外号：“黑求恩”。

这套“授人以渔”的经验，很快就要在万里之外的家乡马里，派上大用场。

传医——

“我们要做新时代的‘神农’”

2018年9月，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宣布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迪亚拉和天津的院校团队一拍即合：把针灸、拔罐、推拿、艾灸等中医技术设计成适合教学的标准化课程，纳入职业教育体系，落地他的家乡马里。

合作意向敲定后，迪亚拉开始在中国与马里之间两头跑：在天津，他与中方院校教研团队一门课一门课地磨教案；在巴马科，他一趟趟走访当地高校和政府主管部门，协调实训场地、申报办学资质。

2019年年末，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马里巴马科科技大学、巴马科人文大学共同在巴马科人文大学建立起中医技术鲁班工坊，被当地人誉为“中国送给马里最好的礼物”。此后，迪亚拉一边开课带徒，一边继续在中国和马里相关部门之间协调联络。

2023年起，迪亚拉正式担任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主任。

邀约采访的这几天，他的行程单排得满满当当：先在天津参加鲁班工坊建设10周年座谈会，指导学生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又飞赴浙江宁波与来自非洲多国的鲁班工坊负责人交流教学方法，而后赶回天津为学员授课，之后飞回马里……奔波的间隙，他向记者讲起自己对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的设想。

“工坊要教给马里学生的，不只是几项技术，还要让中医技术真正在马里扎根。”迪亚拉说，幼年时他跟在爷爷身边听来的非洲草药医理，成了他理解中医的另一把钥匙。“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体、以整体观照疾病——两大洲的古老医学，有奇妙的相通之处”。

一次，一位情绪不佳、皮肤状态较差的女患者到鲁班工坊问诊。在马里传统医学里，合欢树皮是治疗皮肤病的良药；而中医记载的合欢皮主要功效有宁心安神、疏肝解郁。迪亚拉一时拿不准，便扎进古文献里考据，果然找到了记载——合欢皮可治皮肤病。于是他在开药时增加剂量，复诊时，女患者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类似的“混搭”还有不少：儿科诊室里，在中医儿童适用方剂的基础上，加入马里人熟悉的猴面包树粉；推拿床上，中国手法融进了马里传统的植物拍打疗法。迪亚拉介绍，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已收集中非共有药材验方100余种。“我们要做新时代的‘神农’，去发现新的东西、新的药，去结合现有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迪亚拉说。

截至目前，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已累计培训当地师生1600余人次，系统培养学员69名，其中多名优秀学员被选派赴天津深造；其余大多进入马里高校附属医院和传统医药研究院工作，一些人已经能独立接诊。

迪亚拉介绍，马里中医技术鲁班工坊的双学历培养方案即将启动，他计划以马里为起点，向西非更多国家推广传统医学培训。迪亚拉40余年的中医梦，还在不断生长：从一个人的梦，长成更多人的梦。

“如果当年沿着西医走下去，没有选择中医，您会是什么样？”采访毕，记者不禁发问。

迪亚拉笑了笑：“也许会有大房子、有更多的钱……但那样，我的生活只会待在一个‘角落’里。幸福，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追寻自己的梦想，并在其中为他人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