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在深圳观澜的稻田与村落间，114座碉楼如沉默的哨兵矗立。这些平均高度近20米的建筑，最早可追溯至清代嘉庆年间（约250年前），最晚建于20世纪30年代。[1]他们有的是抵御土匪的防御工事，有的是海外漂泊半生的华侨衣锦还乡建造的新家宅。他们是深圳不同时期文化交融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观澜碉楼主要集中在观澜老街、牛湖村、鳖湖村及其周边地区，是深圳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碉楼群，至今这里尚有114座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碉楼。这些碉楼最低的也有三四层楼高，建筑风格多样，有的是纯客家风格，也有很多是清末民国中式风格与西洋风格结合，在一片围屋和排屋中独树一帜。
这些碉楼的建造主要有两种用途——防御和居住。
百年前，观澜一带很繁华，也因此成为土匪抢劫的目标，碉楼主要是村人为防御土匪侵扰而建；后来，碉楼的望哨、防御的功能渐弱，逐渐转变为生活居住用，有的还作商用，比如，成昌楼曾是诚昌票号的金库，其周边的邮局碉楼、南门街18号碉楼也曾是当铺、票号等民间金融服务机构的金库。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特别是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大批从观澜走出、远赴重洋的华侨选择回乡置业，碉楼作为家族荣耀和财力的象征，具有“装面”的功能，客家话里的意思是可以让碉楼的拥有者很有面子，因此，海外致富的华侨归乡后兴建碉楼成为潮流。1943年，日本侵占香港，大量观澜籍香港人回乡定居后，又修建了不少碉楼。此后，一批牙买加华侨回观澜定居，也都建起碉楼防贼寇。
摘星楼上有精美的云纹状女儿墙和西洋式的阁楼铳斗。深圳晚报记者 刘畅 摄
观澜碉楼的建筑和装饰风格呈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特色。传统壁绘、鲤鱼状的排水口、门框和屋檐上的狮子、麒麟或飞鸟的浮雕，与古希腊式的柱廊、古罗马式的拱券和柱式、伊斯兰的叶形拱以及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混溶一体，甚至还有新艺术运动和工业派的建筑手法。归国华侨带着积蓄和他们在海外拓展的审美眼界，回到老家建造“豪宅”，碉楼越建越高，在花纹图案等装饰上更是融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越建越精致豪华。碉楼的一砖一瓦都凝聚着华侨在异国他乡挥洒的血汗，是他们漂洋过海寻求更好生活的见证。这些星罗棋布散落在稻田和村落中的碉楼，是华侨们创造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
碉楼的外形多以四方结构为主，乍一看大同小异，其实细节大有文章。按照功能的不同，碉楼的特点有明显的区别。
防御外敌入侵碉楼最主要的功能，碉楼建筑风格完全为中式多层建筑，一般建在民房的四角，以三四层高为主，高于一般的民居，居高临下以便观察、防御。墙体比普通的民居厚实坚固，能防范匪盗凿墙或火攻，窗户比民居开口小，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的全封闭或半封闭的角堡，以便于对外攻击。
与防御的碉楼相比，居住和商用的碉楼为了生活方便，中下部多设置了窗户，仅在楼顶才有枪眼。
木头湖村131号碉楼外墙精美的西洋装饰 图源：深圳龙华融媒发布
碉楼的墙体暗藏传统智慧。据当地人介绍，工匠用红糖水混合黄泥、砂和生石灰层层夯筑，利用糖的粘合与石灰的固化作用，使墙体“硬如磐石”，百年不倒。这种“泥楼”（又称“黄泥楼”）的营造成本虽低，防御力却不逊砖石。
战争年代，碉楼成为血色历史的见证。1948年，成昌楼——这座深圳最高的碉楼——上演了悲壮一幕：在此活动的5名中国共产党革命志士因斗争计划泄露而被困楼顶。为阻敌军强攻，他们放火焚楼断梯，藏身顶楼水池坚持6日，最终牺牲于观澜河畔。如今，成昌楼外墙累累弹痕依然清晰可见，诉说着当年的惨烈历史。另一对位于观澜古墟立新巷的双子碉楼，抗战时期作为抗日指挥机构，在烽火中留存下民族抗争的印记。
钢筋森林间，这些曾抵挡刀枪火铳的碉楼，是百年移民史、商贸史、抗战史的立体档案——当枪眼被藤蔓缠绕，窗棂映出画板，碉楼终将以柔软的姿态，继续守护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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