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坛藏尸案：28年后白骨重见天日，给死者一个名字，给生者一个交代

基本案情

2025年6月7日，四川泸州龙马潭区公交商城楼顶，工人正在做防水改造。敲开花坛瓷砖时，泥土里露出一具白骨，旁边还有红色大衣、羊毛衫和皮靴。法医判断，遗骸被掩埋已超过二十年。这个不起眼的花坛，藏着一桩从1997年拖到今天的命案。

死者是吴某萍，遇害时34岁。她在公交商城二楼做羊毛衫批发生意，是商城较早做起来的商户。1996年，同商城的女商户陈某芬向她借了4万元，约定次年春节前归还。4万元在1997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吴某萍还是把钱借了出去。

借款到期后，陈某芬无力偿还。她后来供述，自己不想还这笔钱，便向丈夫杨某根提出，把吴某萍杀掉赖账。杨某根同意。1997年2月1日中午，距离除夕还有五天，陈某芬以还钱为由，把吴某萍约到商城四楼自己的仓库。吴某萍低头清点钱款时，杨某根用双手扼住她的颈部，致其死亡。当晚，两人用麻袋把尸体抬到商城顶楼，挖开花坛里的泥土，将尸体埋了进去。

那一年，吴某萍的儿子黄平刚满10岁。母亲失踪后，他一直觉得母亲还活着。此后28年，他多次外出打听消息，成绩一落千丈，初中没读完就辍学，成年后做过不少工作，却始终没有停下寻找母亲。家里人不是没有怀疑过陈某芬夫妇，但他始终不愿往最坏的地方想。

作案后，陈某芬和杨某根潜逃回上海。此后，陈某芬开始更换身份：她反复迁移户口、改名，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化名“陈某宇”；她多次赴韩国整容，容貌发生变化；她还用假身份证件办理护照、港澳台通行证，多次偷越国（边）境前往香港、澳门、韩国、美国等地。2004年5月、2011年3月、2025年1月，她先后办理虚假户籍和身份证件；2008年至2025年，她多次使用这些证件乘机、乘车、住宿、购房。28年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

白骨被发现后，警方根据遗骸掩埋时间、衣物特征，把案发时间锁定在1995年至2000年之间。走访中，一条1997年的失踪报警记录进入视野：报案人说，姐姐吴某萍在服装城做羊毛衫批发，1997年2月1日之后突然消失。吴某萍身高约1米6，与死者相符；她失踪前穿过一件红色大衣，和现场提取到的红色外衣高度相似。2025年6月12日，黄平和父亲从浙江赶到泸州，配合警方做DNA比对。比对结果确认，花坛中的死者正是吴某萍。

身份的确认只是第一步。吴某萍当年的店员周某记得，1997年2月1日中午，吴某萍是被商城四楼一个姓陈的女老板叫走的，大家都叫她“陈四姐”。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查到陈某芬，却发现她的户籍早已迁出上海，人像也从户籍系统里消失。但在陈家的家族群里，警方发现了一个叫“陈某宇”的女子：上海户籍，五十多岁，常年在韩国、美国、东南亚等地。她反复迁移户口、改名，相貌又与陈某芬有明显差别。警方最终在上海市青浦区的民政部门和档案馆找到“陈某宇”年轻时的照片，经关系人辨认，确认她就是整容、改名后的陈某芬。

2025年秋，在上海警方协助下，泸州警方将陈某芬、杨某根抓获。到案后，两人交代了杀害吴某萍并埋尸花坛的经过。2026年7月10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某根对指控事实供认不讳并道歉；陈某芬虽然承认杀人，却当庭翻供，把主要责任推给杨某根。

2026年11月10日，泸州中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陈某芬犯故意杀人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7万元；杨某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部分，法院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给黄平造成的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应予赔偿，因被告人家属已足额赔付12万元，对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不再支持。一审判决尚未生效，陈某芬的死刑判决还需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宣判后，黄平在法庭外失声痛哭。他说，自己找了母亲28年，这一刻，“心里的石头一下子就落下来了”。从10岁到近40岁，他的人生被这起案件劈成两半。楼顶花坛里的那具白骨，终于等来了名字，也等来了一份迟到的判决。

案情分析

这起案件表面上是一桩债务引发的杀人案，真正考验法律的地方却有三处：一桩28年前的命案还能不能追诉；两个共同杀人的人，为什么一个判死刑、一个判死缓；杀人之后伪造身份、偷越国境，为什么要和故意杀人罪一起数罪并罚。

首先，本案绕不开追诉时效。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按照案发时施行的1979年《刑法》第七十六条，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期限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如果认为必须追诉，要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本案1997年2月1日案发，按20年计算，2017年2月1日届满。陈某芬2025年才落网，表面上已经超过追诉期限。

但追诉时效不是一张“逃得久就免罪”的通行证。法律至少留了三道门。第一道门是第七十七条：案件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吴某萍失踪后，家属次日报警；如果公安机关当年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陈某芬改名换姓、整容潜逃，就是典型的逃避侦查。第二道门是第七十八条：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新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从时间线看，这道门最清楚：陈某芬在2004年、2011年又实施伪造身份证件等新罪，两次都在20年追诉期内，前罪的追诉期限因此重新起算；从2011年再算20年，2025年落网仍在期限内。第三道门是第七十六条后半句：即使超过二十年，只要认为必须追诉，还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三道门不必同时打开，只要其中一道成立，追诉就有法律依据。现行《刑法》第八十七条至第八十九条延续了这套规则。时间久，不是杀人的免责理由。

其次，陈某芬和杨某根是共同犯罪，法院为什么没有区分主犯、从犯，却判出死刑和死缓两种结果？共同犯罪不等于所有被告人责任完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本案中，陈某芬提起犯意、以还钱为名诱骗被害人到场，杨某根实施扼颈致死的实行行为，两人分工不同，但都对死亡结果起了关键作用，所以法院没有简单地划分主犯、从犯，而是认定陈某芬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作用大于杨某根。

不区分主从犯，不等于量刑必须一样。《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陈某芬是犯意的发起者，也是把被害人骗到现场的人；作案后，她隐姓埋名、整容、伪造身份、偷越国境，28年里持续对抗司法，归案后还没有如实供认主要罪行。这些都说明她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更深。杨某根直接动手，罪责同样很重，但他到案后坦白、认罪悔罪，法院因此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差的不是“有没有杀人”，而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悔罪表现和再犯危险性的综合判断。这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运用。

再次，陈某芬在杀人之后伪造身份证件、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偷越国（边）境，为什么不是被故意杀人罪“吸收”，而要数罪并罚？因为这几个行为侵犯的是不同的法益。故意杀人罪保护的是生命权；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保护的是身份证件管理秩序；偷越国（边）境罪保护的是国（边）境管理秩序。它们不是同一个犯罪行为的两个侧面，而是先后实施的、性质不同的独立犯罪。按照《刑法》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应当数罪并罚；数罪中有一罪判处死刑的，决定执行死刑。陈某芬的结局，是故意杀人罪与后续几个罪名一起算总账的结果。

最后，民事赔偿部分也值得说明。黄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属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被告人家属已经足额赔付12万元，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不再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是惩罚性赔偿，它解决的是被害人一方因犯罪遭受的现实经济损失，不能代替刑罚，也不能用赔偿换取免死。本案有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的情节，但法院认为不足以从轻，原因就在于她的罪行极其严重，且始终没有真诚悔罪。

总而言之，花坛藏尸案给出的答案很明确：债务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潜逃不能成为免罪的理由，时间也不能自动抹平罪恶。追诉时效制度给悔过者留出回归社会的空间，不是给精心布局、长期隐匿、继续违法犯罪的人准备的保护伞。28年后白骨重见天日，法律能做的，是用一份经得起检验的判决，给死者一个名字，给生者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