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高院终审结果落地！黄有龙被判赔7.32亿，本人躲在法国拒绝出庭

2026年11月4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庭里坐满了人。

法官念出“黄有龙”的名字时，被告席上空着。他的律师替他说了一句话：人在法国，身体不好，不适合长途飞行。

法院没有等，也没有停，上诉被驳回，原判维持。

黄有龙须向华融系公司智择创投支付约7.317亿港元，其中约3.716亿港元继续按判决利率计息，每一天都在往上累加。

这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判决，但判决书上的数字，并不会因为当事人不在场就停下来。

案子并不复杂。

2017年4月，黄有龙全资控制的公司签署了一笔本金4.5亿港元的票据融资，他本人提供了个人担保，抵押物包括上市公司股权、非上市公司股权、可换股债券，还有一艘游艇。

融资到期后，发行主体没有履约，债权经过转让，最终落到华融系旗下的智择创投手里。

债权人处置了全部质押资产，收回的钱和本息之间仍然留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担保合同上签的是黄有龙的名字，追偿便落到了他个人头上。

黄有龙试过最后一搏，他的上诉理由听起来很“人情”：

当初对方口头答应过，个人担保只是走个形式。

香港高等法院的回应没有给任何余地，口头约定没有证据支撑，担保契据上的签字就是签字。

2026年11月4日，原讼法庭驳回上诉，维持简易判决，案号清清楚楚地写在判词里：HCA 2551/2024。7.317亿港元，白纸黑字，板上钉钉。

真正让这件事从一桩商业纠纷变成公共话题的，是判决之外的那些细节。

黄有龙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偶然。

他长期定居法国，在波尔多拥有酒庄，2021年3月曾在当地被捕，后来躲过了引渡，此后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在多起香港债务诉讼中，他反复以身体原因申请视频出庭，但法院审查医疗记录后并未准许。

一个曾经在资本市场上动辄调动数十亿资金的人，如今连一趟飞回香港的航班都不愿或者不能登上。

黄有龙不是一直这样的。

2008年他与赵薇结婚后，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港交所的权益披露里。

2014年底，夫妇二人斥资近31亿港元入股阿里影业，成为第二大股东，几个月后减持，净赚超过17亿港元。

2015年，两人以数十亿身家登上富豪榜，黄有龙被外界称作“隐形富豪”。

那些年，他签下的担保、撬动的融资，背后站着的是“赵薇丈夫”这四个字所带来的信用溢价。

信用在顺风时像杠杆，能把一个人的账面财富撑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可一旦资金链绷断，杠杆翻转过来，每一分借来的钱都会变成追着人跑的债。

2021年7月，赵薇与黄有龙的离婚手续在香港生效，赵薇在相关公司的持股随之清零。

从法律上看，这笔7.32亿港元的担保债务没有赵薇的签字，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构成了一道清晰的切割。

切割得了法律关系，切割不了公众记忆。

当年那场婚姻把黄有龙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如今债务缠身、远走法国，赵薇的名字仍然会出现在每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里，像一个无法彻底删除的注脚。

判决落地了，但钱能不能追回来，是另一个问题。

香港法院可以把黄有龙列入失信名单，可以冻结他在香港境内的资产，问题在于他几乎不回香港，这些手段的实际约束力取决于他是否愿意踏入那个地界。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安排已经生效，债权人可以向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这份香港判决，进而查封黄有龙在内地的房产、账户和股权，甚至可以对他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但这一切需要债权人主动启动程序，而且黄有龙名下已无存续企业，他在内地还剩多少可供执行的资产，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最关键的变量在法国。

香港判决要在法国产生执行力，需要走法国国内的司法审查程序，由法国法院个案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

海牙判决公约的适用同样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没有一条现成的通道可以自动打开。

换句话说，香港高院判了七亿多，债权人拿到的是一份生效判决书，而不是一张已经到账的支票。

黄有龙人在波尔多，酒庄还在，日子还在过，判决的效力要跨过英吉利海峡落到他身上，中间隔着的是不同法域之间漫长的司法协作。

这才是这件事最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地方。

一个在六天之内能在赌场输掉数千万澳元的人，一个曾经把数十亿资金调动于股掌之间的人，最终卡在了一份“走个形式”的担保签字上。

他躲开了法庭，躲不开每天都在增长的利息。他离开了香港，判决书上的名字不会因此消失。

跨境执行当然有难度，但难度本身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法律上的债，不会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而自动注销。

七亿多港元，对今天的黄有龙来说，也许已经是一个无法靠“下一个项目”来填平的数目。

那些年他赖以运转的东西，关系、信用、杠杆，在他选择登上飞往法国的航班、选择不出现在被告席上的那一刻，就已经给出了结局。

法庭里那个空着的位子，比任何判词都更直接地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