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25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持讨论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国旗很快确定，国歌和纪年也有了方向，偏偏国徽迟迟没有定案。
这件事并不只是图案好不好看的问题。国徽要代表一个国家，既要有政治立场，也要经得起建筑、印刷、铸造和长期使用的考验。图案太繁，难以辨认；寓意太旧，又容易与新政权的气质脱节。
早在1949年7月，政协筹备委员会便通过报纸刊登启事，面向社会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投稿很快汇集而来，国旗设计尤其踊跃。国徽却不同，参与者少，专业门槛高，收到的二百多件稿件中，能够满足要求的并不多。
民间征集没有得到理想结果，设计任务随即转向专业团队。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力量，前者由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参与，后者由张仃主持。两组方案风格迥异，恰好呈现出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传统如何进入新国家的象征体系。
梁思成、林徽因团队的构思，抓住了中国古代礼制中的玉璧。玉璧居于中心，外部配以齿轮、麦穗和红色绶带，中央安排一颗大五角星，周围配列四颗小五角星。
这种布局很有秩序感。玉璧代表古老文明，齿轮与麦穗指向工农联盟，红色绶带寓意各阶层和各方面力量的团结。它没有简单照搬西方徽章模式，而是试图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里寻找国家标志的形式。
从审美角度看，这个方案相当讲究。金色、玉色和红色相互映衬，庄重中有华贵，繁复之中又保持了对称。林徽因在建筑和工艺方面的修养，也让方案显出鲜明的装饰性。单独欣赏，它确实漂亮，甚至带有一种古典器物的完整感。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争，正在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国徽不能只让人联想到古代礼器，还必须让人一眼看见这个新国家诞生的现实背景。玉璧、绶带和古典构图虽然典雅，却没有足够突出革命历史与人民政权的特征。
有工作人员曾提出疑问：“看起来很美，可百姓能不能一眼认出它代表什么？”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正式记录，却准确点出了方案面临的实际困难。
张仃团队把天安门放在核心位置，思路便发生了变化。天安门不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近代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地。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人民群众的政治集会，以及开国大典，都与这座城楼紧密相连。
他的方案同样使用齿轮、麦穗、五角星和红色绶带，但天安门成为最醒目的主体。这样一来，国徽不再主要依靠抽象的古典符号表达，而是把国家诞生的具体场景直接放入图案之中。
这套设计的力量很明显：形象直观，政治寓意鲜明，远看也容易辨认。它表达的是一个已经成立的新政权，而不是一件陈列在古代礼制中的精美器物。遗憾的是，张仃方案对中华文明传统的表现相对薄弱，文化延续感还不够充足。
讨论时，两套方案都没有被轻易否定。周恩来认为，梁思成、林徽因方案中的文化意味和形式美感值得保留，张仃方案所体现的现实感也不能舍弃。于是，设计没有停留在简单取舍上，而是进入了重新整合的阶段。
梁思成等人继续参与修改，在天安门构图基础上吸收原方案的结构经验，使图案更加严整。经过调整，国徽以天安门、齿轮、麦穗和五角星为主要内容，色彩趋于统一，细碎而难以识别的部分被删减。
林徽因的方案虽然没有成为最终图样，却并非毫无意义。它提醒设计者，国家标志不能割断历史文化；张仃的方案则说明，国家标志也不能只停留在古典审美之中。两种思路经过磨合，才形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国徽。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及说明。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至此，这枚把古老文明、人民政权与新国家形象结合在一起的国徽，正式进入共和国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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