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一位教授“直谏”邓小平，从此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今天1291万人即将登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高考”，可以说是人生一次重大转折点，迈过去可能就是康庄大道。百晓生谈历史在此祝广大学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在1966年至1969年的四年间，受到“文革”的影响，全国大学暂停招生。1970年到1976年这六年间，全国各所高校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16字方针招生。

而如此混乱且没有公平的招生方案，使得“群众推荐”成了走过场，“领导批准”才是独家法门。

还是因为“文革”的影响，当时全国大学在招生时流行“血统论”，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很难获得群众推荐。再加上那几年间全国各所高校取消文化考试，使得公平公正的高考成了一纸空谈。

学生之间文化差异程度很大，以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受到严重冲击。

1976年10月6日，随着“四人帮”被捕，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恢复公平公正的高考迫在眉睫。

查全性，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著名教授，便是“倡导恢复高考的第一人”。

查全性，何许人也？

1925年4月，查全性生于江苏南京；1932年，7岁的他和父母、弟弟从南京搬往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新建不久的仿欧式风格小别墅居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中心搬到武汉，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诸如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等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武汉生活工作。

那时的查全性就见过蒋介石、郭沫若、宋美龄、周恩来等近现代风云人物。

几年后，查全性考入武汉第十五中。1946年至1959年，学习成绩优异的查全性先后在大同大学、武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过。

1959年，查全性回国，他一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于1964年升为副教授，1978年升为教授，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

在“文革”中，诸如查全性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没少受到错误对待。

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随着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吴文俊、王大珩、查全性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希望找一个机会能与小平同志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1977年8月的一天，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吸引了全国30多名技术专家与高级知识分子。

那一年，52岁的查全性以武汉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

8月6日，座谈会已经开到第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前两天会议开得很沉闷，几十名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得不可开交。

比如大家在辩论湖南和湖北哪个在南边，哪个在北面？是小学重要还是中学重要？还是大学重要？（主要是工农兵学员吵）

到了会议举行的第三天，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开会后他率先发言：“我国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住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

甚至许多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既然如此，那全国高等大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是否成了一纸空谈？”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他建议从1977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能办的不要拖到明年再办。

查全性发言引起了参会学者和专家们的强烈共鸣。邓小平同志边听边点头，他随后就问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要是今年就改高考制度，行不行？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回答：“现在改还来得及。”

邓小平当即同意今年开始恢复高考。

其实在这场座谈会召开之前，教育部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连招生文件都发出去。

邓小平同志的想法是暂且对“文革”时期遗留的一些制度不要大刀阔斧改革，先用一年到两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或1979年正式恢复原有的高考制度。

当邓小平同志听了查全性这番慷慨激昂又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他才当机立断，只争朝夕，在1977年就立即恢复原有的高考制度。

1977年11月，这场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改变了27万名考生的命运，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终于落到实处。

查全性的“后怕”

谈及为何由自己向邓小平说几句真话，晚年查全性是这么回忆的：“我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不是因为我特别有主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也敢说，主要是觉得向邓小平同志说了后就会解决问题。”

相关资料记载，在参加这次座谈会之前，查全性和大部分大学老师，包括知名专家教授一样，对于当时大学招生现状不满。

不是因为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全国各所高校入学没有考试，学生文化程度没有办法控制。

再加上一些人走后门、托关系，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人能跟上老师授课的进度，有的人跟不上。

长久以往下去，待在大学里面只是混日子，根本学不到知识，毕业后还包分配工作，到了岗位上肯定就会更拖后腿，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国家与社会。

在这次邓小平召开的座谈会开始之前，查全性等人都觉得如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肯定不会全程参会，顶多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来一次，再讲几句场面话就很不错了。

出乎查全性的意料，在近四天的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邓小平有外事活动，临时缺席之外，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旁听，偶尔提出他的看法和一些问题。

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这个“重磅炸弹”之前，查全性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那时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是党中央重要领导人决定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正高高飘扬，他说这种话无疑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查全性只是一个小教授，说了这些话，兴许会起作用，但肯定会冒风险，甚至还会被扣上大帽子；不说这些话虽然能明哲保身，错过最终与小平同志单独提意见的机会就太可惜了。

因此，查全性根据当时会议的情况以及绝大多数参会专家心中的想法，由他牵头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恢复高考的想法与建议。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武汉大学继续工作，他向自己的家人和学校传达了他在会上发言的情况。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完之后还曾担心地说道：“父亲，如果时局还将动荡，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一个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

凡事一旦开了好头，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复苏和新生。不仅查全性的孩子们成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同样因为这一制度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身为院士查全性学术成果丰硕，但令他真正名扬天下的，却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交流，即为恢复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足以让查全性的名字镌刻于历史长河中，在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