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红手指》：家里隐藏的真相必须由他们自己揭穿

我一向觉得东野圭吾写社会题材比推理更精彩，如未成年犯罪题材的《彷徨之刃》、婚外情题材的《黎明之街》、描写人性之恶的《恶意》、描写犯罪家属困境的《信》……（点击蓝字可跳转，其他旧文没放在网易号）

总体来说，东野圭吾写“恶”比“善”精彩，大概“人性本恶，善非天性”，太阳和人心都不能直视呀。

《红手指》于2006年出版，是刑警“加贺系列”的第七部。

东野圭吾说：“我姐姐读完《红手指》，流着泪给我打来了电话。”为何流泪？我想因为这部小说触动了很多社会现实：养老与家庭矛盾、教育与溺爱孩子、校园霸凌、未成年犯罪……

老龄化与家庭矛盾

小说主人公前原昭夫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面对结婚生子、婆媳关系、父母老去的种种问题，就像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故事。

昭夫和八重子经人介绍认识，交往一年后结婚。

两人的爱情并非刻骨铭心，只是双方都没有更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分手的理由，女方又即将超出适婚年龄，才不得不结婚。

他们租屋结婚，三年后生了儿子直巳，八重子对儿子极其溺爱。

昭夫的父母喜欢孙子，昭夫几乎每月都回一次家。一次，昭夫的母亲政惠建议八重子断奶，不合八重子的原则，八重子抱着直巳立刻离开，从此不再踏足昭夫的父母家。昭夫怕做“夹心饼”，因此疏远了父母。

▲ 《红手指》电影海报（2011年）。

七年过去，昭夫的父亲突发脑梗塞，手术后捡回一命，但几个月后发现有老人痴呆症，而且急速恶化，记忆衰退，行为荒唐，养老院拒绝接收，只能由政惠在家照顾。

昭夫有个妹妹叫春美，她已经嫁人，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开日杂店。她几乎每天忙完都会来看看母亲，想尽办法帮助母亲。

八重子对家公的事不闻不问，昭夫只好默不作声。

想帮忙却无能为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春美和政惠也不来向他哭诉了，或许是彻底失望了。昭夫也就不管她们。良心上的谴责让他埋头工作，暗示自己还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他不再去探望父母了。

半年后，父亲去世，昭夫心里生出久违的解脱感。

父亲去世三年左右，政惠在年末大扫除摔倒，膝盖骨折，手术后出门要靠拐杖。考虑到母亲独居危险，昭夫决定搬回去和母亲一起住，八重子反对。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昭夫说母亲只是腿脚不方便，生活全部能自理，八重子要做的只是为母亲做做饭，其他都不用管。

反复讨论多次，八重子终于同意了。与其说她是被丈夫说服，不如说是心里盘算着要借此弄到独门独户的房子。经济长期不景气，昭夫的工资也没涨过，一直梦想的房子基本没有希望。

于是，昭夫一家三口搬进父母家，住进去之前还做了一些装修，八重子也很满足住进大房子了。

刚开始大家表面和睦，很快昭夫就发现母亲没同桌吃饭：八重子和政惠的口味完全不同，她们分开做饭了。

婆媳争斗让昭夫心情沉重，他光顾酒吧越来越多，认识了新欢，每晚回家都会争吵，昭夫始终不承认外面有人，八重子也没找到证据。

再过不久，八重子告诉昭夫，政惠痴呆了，记忆力低下，经常丢三落四。八重子想把政惠送去养老院，春美坚决反对。

春美提出她来照顾母亲，每晚固定时间来，每次都自己带饭菜，因为政惠不吃八重子做的饭。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溺爱不是“爱”

昭夫不管家，家中大小事务都是八重子处理，他从未做过饭，也没打扫过房子。

直巳小学时很听父母话，不知何时开始不服从管教，如果严厉批评就大吵大闹。昭夫更加减少和儿子接触，教育儿子主要由八重子来做，他就不过问了。

直巳在小学被霸凌，上了初中在学校被孤立，小学欺负他的人到处说他以前的事，他就更加宅了，在家总是躲在二楼的房里玩游戏。

八重子溺爱儿子，和直巳说话像哄小孩一样，尽量顺着他，不敢惹怒他，这不是“爱”，是“害”。

直巳上初三了，大概两个月前，八重子发现直巳有喜欢幼女的倾向，她又是不敢多问。

一天傍晚她回家，发现院子里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是直巳掐死的。她赶紧打电话叫昭夫回家，还让他找借口不让春美这晚过来。

直巳平时宅在家玩游戏，父母不敢管，一管他就疯狂砸家里的东西。面对父亲的质问和勃然大怒，他毫不在乎：“真烦人！和我没关系！”

昭夫说要报警，直巳跳起来说“我才不去那种地方呢！”还随手拿起遥控器扔向昭夫。

“我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做的事，父母有责任，我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被母亲抱着，直巳仍然叫喊着，瞪着父亲，脸上没有一点反省和后悔。无论何时，他从不觉得自己不对，永远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昭夫推测直巳当时的心境：他一碰到麻烦事就躲进屋子逃避，绝不考虑之后的事。他认为反正把女孩的尸体扔在院子里了，父母总会解决的。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昭夫想报警，八重子以死相逼，“你要是把孩子交给警察，我还不如现在就这么死了”。

直巳置身事外，昭夫和八重子商量后决定抛尸，为儿子掩盖罪行。

昭夫半夜把小女孩的尸体移到附近银杏公园的公厕里，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小女孩失踪，她的父母早就报了警，警察迅速展开调查。

昭夫认为警察不好对付，他又提出去自首。

“与其说蹩脚的谎言被逮捕，不如干干净净地去自首，才能尽快回归社会。未成年人不会被透露名字。只要搬到远方，就没有人知道过去的事。”

八重子恶狠狠地否认。

“不透露名字就没有传言了？搬家也没用，杀小孩的标签会伴随直巳一生的。谁能接受这样的人？你会平等地看待这些人吗？我是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被捕的话，直巳的一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人生也到此为止了。”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把父母当成什么了？”

刑警加贺很快怀疑前原家了，昭夫想出一个邪恶念头：隐瞒儿子罪行，把母亲当替罪羊。

前原昭夫主动报案，坦白是他抛尸的，具体细节全都对得上。

他说凶手是患有痴呆的母亲，因为小女孩拿他母亲的玩偶玩耍，所以母亲“把她收拾了”。为了加强谎言的可信性，昭夫将直巳房间的动漫玩偶（和被害的小女孩收集的超级公主属于同一系列）搬到母亲房间。

加贺认为前原没说真话。

“家里有隐瞒的真相，但不应该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强迫他们说出来，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昭夫决心走到底，毕竟“亲生儿子举报老年痴呆的母亲杀了人，不由得别人不信。”

如果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杀了人，应该能博得几分同情，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悲剧，前原一家也会被当成受害者，对直巳将来的影响也会降到最小。

昭夫甚至想，如果母亲清醒，她一定愿意牺牲自己来救孙子的。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加贺故意和春美配合演戏，要逮捕政惠，送政惠去拘留所。

快出门时，昭夫才注意到母亲的指尖是红的，就像以前痴呆的父亲一样拿口红涂的。

春美拿拐杖给政惠，拐杖的铃铛上有个小木片，是昭夫在中学给母亲做的礼物。

过了几十年，政惠还珍藏着这个东西，不仅珍藏着，还绑在自己最常用的物品上，一定是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前的事。对她来说，这个名签很珍贵，因为是儿子送的第一件礼物。

昭夫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终于说出真相，加贺毫不吃惊。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昭夫问加贺是怎么发现的，加贺说因为红手指。尸体上没有红手指留下的痕迹，和政惠是凶手的说法矛盾。政惠通过“红手指”传达信息，让加贺发现漏洞。

原来，政惠没有痴呆，春美也知道。

在家里，八重子态度冷淡，昭夫疏远年迈的母亲，直巳更加觉得祖母是个脏东西。

政惠对这种状况绝望了。她最后选择的道路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不让其他家庭成员进来，唯一的例外是春美。恐怕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政惠才是最幸福的。

昭夫又问加贺怎么知道母亲没有痴呆，加贺说，看到红手指的时候，他看着政惠的眼睛，政惠用眼神和他交流。

“你母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像在说些什么。那不是没有意识的人的眼睛。前原先生，你认真地看过你母亲的眼睛吗？”

昭夫利用“痴呆母亲”为儿子顶罪是无耻，而直巳对罪行的冷漠无知更令人发指。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直巳在路上碰到小女孩，小女孩看到他背包上超级公主的钥匙链，问他在哪买的，他就约小女孩来家里看他的玩偶。小女孩住在附近，才七岁。

他给女孩看了玩偶，女孩却说要回家，他就掐她，“没掌握好分寸”，就在饭厅掐死了女孩。女孩小便失禁，他怕弄脏地板，就弄到院子里去，然后回房间打游戏。

警察问他为什么要掐死小女孩，他说“不知道”，之后就不发一言，直到被带出审问室，他才开口说了一句：“都是父母不好。”

▲ 《红手指》电影剧照（2011年）。

“都是父母不好”——这句话大概是整个故事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未成年犯罪的原因很多，但从不反省，永远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似乎是“标配”。

“这是多么愚蠢而浅薄的犯罪，隐藏的真相却震撼人心！”

昭夫为保儿子，把杀人罪名强加给“痴呆母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要八重子把直巳叫来“统一口供”：“要是以为什么都靠父母撑腰就大错特错了，他把父母当成什么了？”

可是，昭夫这样做，他又“把父母当成什么了？”把年迈母亲视为家庭负累，就可以成为儿子作恶后的牺牲品？

当政惠听到昭夫和八重子商量如何找她做替罪羊，她是怎样的愤怒、悲伤和羞耻呢？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孙子，这个家是否让她更绝望呢？

东野圭吾总能敏锐发现社会问题，然后把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融入到小说里。

《红手指》这个关于家庭、亲情、人性的作品，让人深思并发出灵魂追问：

照顾老人的责任和负担（尤其是生病老人），有多少孝心和耐心去支撑？

夫妻随着时间流逝和生活压力，有多少能保持理解和宽容，共同努力维系感情和经营家庭？

父母教育孩子，有多少能理智区分“真正的爱护”和“无节制的溺爱”，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

“三代同堂”的家庭应该怎样存在？

人性的软弱和丑陋用什么来救赎？

家应该是最让人安心、舒心的港湾，如果家让人支离破碎，人又能退到哪里呢？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