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伶仃洋对岸的他山之石丨天高皇帝远

《续资治通鉴长编》陈述提议设立香山县的时候，提到的提议人仅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徐九思”；《永乐大典》引用《新图经》的记载陈述再次提议设立香山县的时候，提到的提议人仅为“东莞县（令）姚孝资”。徐九思和姚孝资都是地方官，建县这样的提议，实施主体是地方官，这应该是更加合理的。

《永乐大典·广州府》

香山之父

但从明朝开始，县志记载提议设立香山县的时候，都会多记载两个本地人：梁杞和陈天觉。由于永乐和成化的《香山县志》均未能流传至今，因而嘉靖《香山县志》就是现存最古老的《香山县志》。

嘉靖《香山县志·风土志·建置》记载：“宋元丰五年，广东运判徐九思用邑人进士梁杞言，请建为县，不果行，止设寨官一员，仍属东莞；宋绍兴二十二年，邑人陈天觉建言改升为县，以便输纳，东莞县令姚孝资以其言得请于朝，遂割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濒海地归之，因镇名为香山县，属广州。”

嘉靖《香山县志·风土志·建置》

梁杞和陈天觉在县志里面都有传，嘉靖《香山县志·黎献志·人物》的“梁杞”传里面，特别写到“是时海曲望族称陈梁二家”。换而言之，以梁杞和陈天觉为代表的一类望族乡豪，当时在地方事务上具有很大的参与和决策权。

宋朝的时候，香山只是个边陲海岛小县，即便到了明初，官方史志对于香山的记载也不多，而且评价还是“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其俗最（鄙）”。这样一个海岛县，自然是不会受到朝廷重视，从上而下，即便是设镇建县，批与不批，也不过是当权者（未必非常高级，估计不会上升到皇帝）一句话的事情。然而地方事务的决策一定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只不过史料阙如无法详细得知。

《永乐大典·广州府》

明朝以后的县志让人们能够窥见的是，从下而上，地方的望族乡豪直接建言决策，这其中地方官的角色只像是中间代理人。《县令梁公德政碑》里面那句“前后长吏低头行文书而已，视邑为传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其实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社会背景，不过，天高皇帝远并不代表没有秩序，只不过在宋朝，香山这里的地方秩序是由望族乡豪在不违背王朝体制的框架下决定的。

在香山，天高皇帝远的社会背景，估计是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前期。明朝参与修县志的地方文人（未必是黄佐），把梁杞和陈天觉加入到建县的事纪中，除了表达一种本地的自豪感，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修志之时的社会背景。

中山市曹边村梁杞公祠

嘉靖《香山县志·黎献志》里面，梁杞的传出现在“人物”，较为详细，而陈天觉的传出现在“文苑”，较为简略，可知，梁杞在明朝人心目中的地位要远高于陈天觉。据记载，梁杞中过进士，当过地方官，不过这些事迹却无法在别的史籍中得到印证。

嘉靖《香山县志·梁杞传》

不过，陈天觉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有过非常大的提升。从乾隆《香山县志·人物·名臣》开始，陈天觉多了“赐进士”、“任朝政大夫”、“邑人赖之”、“祀乡贤”这些形容。虽然道光《香山县志·列传上·宋》的陈天觉传后有一段注释文字对“赐进士”和“任朝政大夫”表示出怀疑，不过并不妨碍对陈天觉“开县之贤”的认定——用今天的宣传语，那就是“香山之父”。

称土建铁城

在陈天觉的家乡中山东区库充（志书里面也写作“釜涌”、“釜冲”或者“库涌”）村，有陈天觉墓和陈天觉公祠。时至今日，陈天觉“称土建铁城”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

早期的版本，如嘉靖《香山县志·风土志·建置》的记载：“初陈天觉奏允欲就其乡釜冲建置，众以非形势争之不可，乃阴布铁砂于今城址，曰建城必须贵地，地贵者土重，乃取二处土秤之，竟以铁砂土重，遂建焉，因号云。”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头，陈天觉实际上是输给了后来城内的县民，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明朝的时候陈天觉的形象并不高大。

嘉靖《香山县志·建置·城池》

后来的版本出自库充村，陈天觉公祠里面挂着一幅“道光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族孙子清敬书”的字，系陈天觉传记，写道：“（绍兴）二十五年，公捐资筑城已审定今县城址，时有郑家欲以雍陌争，公曰，请以土之重轻为定，乃阴置铁砂于今县城土中，秤之果重于雍陌者，群议始息，至今称铁城盖以此也。”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头，陈天觉的形象变得高大，有担当、有计谋、有权威——不愧为“香山之父”。

库充村陈天觉公祠

陈天觉传

因此，这个版本的故事除了收录进了本村的《陈氏族谱》，还收录进了道光《香山县志·事略》和光绪《香山县志·事纪》，这两部县志都还只是在以老版故事为主的基础上从《陈氏族谱》中摘抄新版故事作为附录，到了光绪《香山县乡土志·历史·附城池建置》则完全舍弃老版故事只录新版故事。

纯粹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老版故事的可信性会更高。新版故事中，雍陌郑氏是“无辜躺枪”的。

道光《香山县志》记载的“称土建铁城”

雍陌郑氏为西山郑氏的分支，据《郑太崖祖房谱》记载，西山郑氏第五世国英的二子鼎实分支出雍陌房，国英尚且生于嘉定七年（1214年），晚于香山建县半个世纪，更不用说雍陌房开基。何况“雍陌”得名于生活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子纲，雍陌为郑子纲的字号。

道光《香山县志·列传上·明》摘抄《雍陌郑氏家谱》：“新会陈白沙有怀郑雍陌诗，邑人咸称郑雍陌，遂以号其乡，永乐间与修邑志，捐资修筑天王桥，邑宰邓迁表其门。”看起来，陈天觉“称土建铁城”把雍陌比下去这个版本的故事，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道光《香山县志·郑子纲传》

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库充陈氏除了那个祖先陈天觉，此后家族是相对黯淡的；相比较而言，雍陌郑氏在明朝是受到知县（邓迁为嘉靖二十三年到任的知县）“表其门”的，到了清朝，雍陌村更是由于处于香山县城到澳门之间的要道，雍陌郑氏发展成为著名的买办家族，连林则徐巡阅澳门都曾经到过雍陌村并在郑氏祠堂里面吃饭住宿。

因此，明清两朝，雍陌郑氏都是香山的望族。库充陈氏是在什么样的恩怨下把雍陌郑氏写进祖先陈天觉的故事中，现在已经很难说了，但树这样的一个靶子，也确实对库充陈氏有抬高的作用。不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何况是“天高皇帝远”背景下的历史。

其实，陈天觉的形象不断提升的同时，“天高皇帝远”的年代望族乡豪主持地方事务的历史面貌反而更加清晰了。

库充后山山腰处的陈天觉夫妇墓

库充陈氏为陈天觉作传，写到陈天觉“捐资筑城”和“复请建学”，虽然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香山县直到乾道五年（1169），已经建县后十七年，才有第一任县令上任，即便之前可能仍旧由东莞县令兼任，也多数是“低头行文书而已，视邑为传舍”，那么以陈天觉为代表的望族乡豪，是必定要主持大大小小的地方事务。

这样的一种统治模式，多多少少有点类似于实行土司统治的羁縻州县，但是经济上来说，香山县对朝廷是要缴纳赋税的，又不同于羁縻州县对朝廷只实行贡纳，应该说是在国家统治相对薄弱的边陲欠发达地区较为原始松散的一种统治模式——宋元时期，即便是广东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地方都还实行着这样一种统治模式。

何真与元末岭南

到了元末，朝廷对地方的统治更为薄弱，望族乡豪则成为地方割据势力。香山当时最大的一支势力是郑荣叟。

嘉靖《香山县志·风土志·建置》记载：“至元十九年贼黎得等，至正辛卯贼李祖三等，相继劫掠县治，民不安业。本县宣差朶罗歹量力不支，率乡民郑荣叟、杨昆等移县于古寨山上，据险屯守，民赖保障。未越岁，朶罗歹卒，被龙潭贼卢三等累年攻劫不克，荣叟等奋勇率众相守…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入广，檄至，郑荣叟等相率归，民复其业。”

嘉靖《香山县志·建置》

由此可以看出元末各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所谓“贼”实际上也是割据势力，而代表朝廷的地方官，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丧失了对地方的统治力。

郑荣叟的事迹，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何真的事迹——《庐江郡何氏家记》对此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得以看出元末广东由乡豪割据支配的区域社会。

东莞员头山何真公祠里面的何真史略

何真（1321—1388），字邦佐，号罗山，东莞员冈人，明初被封东莞伯，卒谥“忠靖”。

何真初期只是东莞（当时的东莞包括后来的新安）众多乡豪割据势力中的一支，甚至不是非常强大的一支。

《庐江郡何氏家记》有这样的记载：“乙未至正十五年，李确据靖康场，文仲举据归德场，吴彦明据东莞场，郑润卿据西乡黄田，杨润德据水心镇，梁国瑞据官田，刘显卿据竹山下、萍湖，萧汉明据盐田，黎敏德据九江水、崩江，黄时举据江边，封微之据枫涌、寮步，梁志大据板石、老洋坪、柏地、黄漕，袁克宽据温塘，陈仲玉据吴园，陈子用据新塘，王惠卿据厚街，张祥卿据篁村，张伯宁男张黎昌据万家租、小享，曹任拙据湛菜；父（指何真）在坭冈，仲举、润卿常请代领其兵战无不克。”

《庐江郡何氏家记》记载的元末东莞一带的乡豪势力

即便是在当时的东莞，都有众多的乡豪割据势力，何真在其中确实并不强大，甚至还听命于更加强大的文仲举和郑润卿。

何真初时所割据的“坭冈”具体在哪里，现存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从《庐江郡何氏家记》的描述间接可知距离何真家乡员头山有一定距离，但应该是通过一条道路可便利来往。后世有人猜测深圳泥岗就是何真的“坭冈”，从记载来看，可能性非常小。

后来跟何真家族紧密关联的笋冈，最初其实并不是何真的地盘，而是由乡豪欧广父子割据。郑润卿谋杀了欧广父子之后，才由当时还归顺郑润卿的何真据守。东莞盐场众多，但这些盐场在元末都是被李确、文仲举、吴彦明这些乡豪所掌控。

笋岗元勋旧址

何真的第二任夫人是黄田场的官女廖氏，何真迎娶她，同时占据笋冈，看起来是得到了对黄田场的控制，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因此，吴彦明派人离间郑润卿和何真的关系，对郑润卿说的就是：“昨日何来宜拘此，委任别事，迁其家属入镇，则黄田场诸路如肘运指，不然终非公下，亟设故召来，不来命将擒之，若不早图，羽翼已成，遗患匪细。”

在何真的势力还未壮大之前，有一支东莞乡豪势力非常强大，跟何真有过长时间的对抗，就是王成，不同的史籍中也有写作王诚、王可成、王可诚的。由于何真的正面形象，作为何真的敌人，王成在众多史籍当中的记载多为起兵作乱的角色。例如天顺《东莞县志·历世事迹》写道：“至元末，邑豪王可成、陈鸣玉、黎希之等各据境□（土），□（自）号围主，无道横行。”

东莞石排中坑王氏大宗祠

王成疑为此一支王氏族人

明清《东莞县志》并没有给王成立传，直到民国《东莞县志·人物略一·元》，编纂者陈伯陶才在王成的父亲王梦元的传后，引用两份墓志铭为王成写了简短的几句传记，并且在其后的释文中给出“成王败寇”的慨叹。何真也确实有勇有谋，他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有结盟共举的，有武力征服的，一步一步成为最终的强者胜者。

何真能从乡豪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东莞。《庐江郡何氏家记》记载：“元辛丑至正二十一年，藩府帅黄常求镇惠郡兵权，至惠遂专之，罗织彭守下狱鸩杀之；父得报，命叔守镇，遂往争常。”

东莞员头山何真公祠

何真这次出征，不仅获胜，还得到“惠州路总管”的册封。而惠州的乡豪，也相继归顺何真：“时博罗县万户马且（从后文来看应为‘丑’）汗、平陵李满林、蓝口陈瑞渊、墩头何向福、胡洞镇胡毅可、十社陈英俊、莲塘冈李仁翁，皆来会父。”

何真的两个强敌

更进一步，何真要掌控的是省城广州，他所面对的是邵宗愚和卢实善——这两位势力之强甚至出现在《明实录》的记载。

卢述善（多数书籍记作‘卢实善’，只有《庐江郡何氏家记》记作‘卢述善’）为龙潭（原属南海县，顺德建县后划入顺德）的乡豪，跟何真直接对抗并不多，但是靖康场李确在对抗何真时曾经求援卢实善调战船来攻。卢实善就是嘉靖《香山县志·风土志·建置》提到的“龙潭贼卢三”。而同为黄佐编撰的嘉靖《广州志·事纪下》和嘉靖《广东通志·事纪四·元》则记作“卢二”。

《庐江郡何氏家记》记载的何真李确合澜海水战

卢实善纵横江海，在水上势力极大，广东的地方志一般会用“贼”来形容。但《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却是这样记载的：“（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师至广州之龙潭，元将卢左丞遣镇抚卢诚纳款，得其海舟五百余艘、军士二千九百六十五人、马三百匹、粮五千余石，命指挥胡通守之。”

“卢左丞”就是卢实善，卢实善其实并非是真正的“元将”，“左丞”是他的自封，但他最终归顺了明，在《明实录》这种官方的文献中，也就没有出现“贼”的形容。卢实善归顺时献给廖永忠的海舟、军士、马、粮的数量，大致可以反映出元末一个势力比较强大的乡豪势力的规模有多大。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记载的卢实善归附明朝

同样是规模庞大的乡豪势力，邵宗愚是在各种史籍记载中都盖棺论定的“贼”。在势力范围发展出东莞之后，何真就跟邵宗愚有直接的对抗，并且是互有输赢的，何真的第四子何贵（祖）也被擒。邵宗愚的大本营在南海三山，但他曾经长时间占据广州城。

在各种记载中，邵宗愚的形象确实非常暴虐。例如《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述：“时述善同宗愚陷广，因争财位亦欲友攻；而宗愚恣纵搜城间美女为婢妾，群下骄姿，民皆切齿。” 再如嘉靖《广州志·事纪下》所述：“宗愚据城纵火，杀掠居民，丧亡甚众。”邵宗愚的做法，最终导致的是失去盟友众叛亲离。

南海三山奕贤村邵氏大宗祠

与此相反，何真则有非常多的盟友，如《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述：“时德庆州元帅李质、岐石元帅梁以默、盐步元帅高彬、西南元帅李贤、山南元帅关熙、黄连同知关敏、清远元帅秦德用、四会元帅方志、紫坭元帅张志卿、市底元帅黄子德、白坭元帅邓举，皆便宜授职，共愤逆贼，合谋讨之，以秃坚不花为盟主…切何邦佐东来群雄皆附…时德庆、岐石、紫坭、四会、市底、盐步、陈村、清远等帅集藩府，铺肆如故。”

这里记载的“元帅”，实际上多数都是自封的，他们真正的身份，都是乡豪割据势力。例如“德庆州元帅”李质，《琴轩集·卷二十六·墓志铭·故资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志铭》称其“起搆义兵，捍乡里，及德庆路陷，士民惶惶无所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缮甲兵，握险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赖之以宁”；再如名气颇大的“黄连同知”关敏，《广州人物传·忠义·赠兵马指挥关公敏》称其“亦举义，独奉约束，不同于乱，屯聚保境，县赖以安”。

《庐江郡何氏家记》记载的诸位元帅

由此可见，元末的时候，整个广东都由乡豪割据势力支配。而代表元朝朝廷的地方官员，在这样的乡豪割据势力支配的时代社会中，表现得羸弱不堪。

例如《庐江郡何氏家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卢述善、邵宗愚攻广州，便宜侍御史八撒剌不花、元帅曾家奴、佥事黑的儿及各属不谙兵事，城围，日喘喘无措，秃坚不花拥众鼓吹不敢出战；时选勇士黄子敬等为城西南二厢长，讵敬等以白皮帽为号，约贼开门，入执便宜下狱；秃坚不花与小万户辟朝天门遁，依清远守将秦德用。”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所记载的廖永忠平定邵宗愚的过程

即便是众叛亲离，邵宗愚的势力之大，倒坚持到了最后，直到廖永忠南征才消灭了他。《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记载了廖永忠剿灭邵宗愚的过程，中间邵宗愚还试图诈降拖延，最终连老巢三山寨也被攻破。

因为邵宗愚引起的民愤极大，“及面缚入城，民往观之，争唾其面，遂与其徒皆弃市”，“斩于广州市”。邵宗愚应该是所有有史料记载的元末广东乡豪中风评最差的，当然，也没有好下场。

“天高皇帝远”的结束

何真则是识时务的豪杰，他率领广东群豪归顺明朝，虽然《庐江郡何氏家记》在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反而是何真心中并没有那么顺从。

天顺《东莞县志·历世事迹》记载了这些跟何真相关的事：“至正己亥，邑人何真弃官归邑，请于藩府，奉义兵，并有之，累升广东都元帅；时土孽邵宗愚陷广州，真克复郡城，迁广东分省参政，升左丞；闻□（皇）明太祖受命践祚，全城归附，邑人蒙沾圣化，悉革胡俗，渐复衣冠礼义之旧；洪武四年辛亥，追籍自立者为戎，名职目军，发河南彰德等卫入伍…朝廷以真部落在乡邑，恐生变，洪武十□□（六年）□□□□，命真回邑收集充军，名收集军。”

天顺《东莞旧志》记载的何真归附明朝事宜

这里面何真率众归附，发配自立者充军，收集旧部充军，在《庐江郡何氏家记》中都有相应的记载。但是，这里重要的信息是，原本在地方上主持事务支配社会的乡豪，在明初的时候，大多数都充军编入军籍（并非全部，盐场的势力会收编入灶籍），进入卫所的体系，真正由国家管理。

至此，广东在天高皇帝远的背景下，由乡豪支配的区域社会，逐渐划上句号。

不过，元末的乡豪家族大多数却没有因此而覆灭，此后反而顺应从天高皇帝远向天低皇帝近的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政治路径（科举入仕）、经济手段（开发沙田或者对外贸易）或者文化方式（礼仪教化），成功保留在地方上的地位，并且转型成为士绅家族。

何真的对手们，即便是风评最差（这些风评恐怕也是站在对立面进行过加工的）的邵宗愚，在他被杀之后，三山邵氏家族仅仅过了三代，在成化年间就出了进士邵智。至于石冈王氏（王成的家族）、乌沙李氏（李确的家族）、宝安文氏（文仲举的家族）、南头吴氏（吴彦明的家族）等等，也都走上了类似的发展道路。

南头吴氏在文武科举均有建树

右文乡科；左武乡科

反倒是何真的家族，在何真去世之后，因为受蓝玉案牵连，一度接近灭族，整个明清时期，相对而言有点黯淡——天太低，皇帝太近，未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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