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三百年历史之问 ？| 何兰生

一

说起清代的文字冤案，数康熙五十年（1711年）爆发的“南山案”最为震撼。只是因为戴名世一部几十年前的旧作《南山集》，引用了方孝标《滇黔纪闻》的材料，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方临时政权的年号，就株连300多人，除戴名世、方孝标两族外，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贩卖的，以及与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都被捕入狱，其中有大名士方苞、王源等。刑部拟定的方案是以“大逆”论处：戴名世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一并治罪。

但按《大清律》，此案够不上“大逆”的罪名。也许是赶上六十大寿，两年后，康熙下诏：戴名世处斩，已故的方孝标发棺“戮尸”，戴、方族人流放宁古塔。因得康熙信任的李光地救援，方苞免死并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雍正在潜邸时读过《滇黔纪闻》和《南山集》二书，他认为：“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 所以，雍正元年（1723年）特诏：“凡此案牵连隶旗籍者，尽得释归。”

一件震慑士林的文字冤狱持续了两年，余波激荡10年，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直覆盖了有清一朝，创下了罗织构陷的可怕先例。看了各种版本的分析，但我始终有几个疑问不解。我想，300年来，肯定也有很多人在心里默问：为什么？

二

为什么要惩罚一个臣服者？

戴名世《南山集》是他年轻时的旧作，文中引用的笔记，也只是就事论事，提及南明年号，也是历史纪事的需要和通例，无法回避。如果客观记录那段政权，不提年号，或者为了“正确”，而在年号前加注“伪”，也不是不可以，但历史就是历史，存在的就是存在，何况，戴名世著史还处于史料搜集阶段，也就是说，《南山集》涉史内容，还只是草稿。

其时，反清势力式微，康熙在位也五十年了，六十大寿将近。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时候，营造一个歌舞升平的氛围不好吗？塑造一个雄主的仁爱万民形象不好吗？为什么要重手扑杀一个文人？肃杀之气本不合于万寿之庆。这个文人虽然个性狂傲，年轻时文字也有些狂放，也说了一些不“正确”的疯话，但他用实际行动臣服了本朝，积极参加科考并取得亮眼成绩，就是臣服的实际行动。而且他确实是才子，会试第一名，殿试也点了第二名的榜眼，跨过年也要庆六十大寿了。按说对惜才的康熙来说，人不亲文亲，文不亲寿亲，为什么要把一个跟自己一样迎接六十大寿的人，杀在他六十大寿之年？是何忍焉！

只能说，此时的康熙，天下已定，挑战已退，在位已久，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权力确确实实到了任性挥洒的阶段。这种任性，在他是一切都可以围着自己的心情转，生杀予夺存于自己的一念之间。在其下者，是千方百计揣摩其意，宁可表忠太过，甚至故意把表忠表到荒谬可笑、荒谬可耻的极端程度，也不能让其觉得下面的忠心表得不足，甚至表得敷衍，表得不是出于真心、不是发自内心。以前，当反对者还在，甚至挑战者众多，为了集中力量应对挑战，对很多问题他是尽量包容，即使有什么，也能够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如今不同了，制约除了茫茫天道和祖宗，现世完全没有，何必还那么收敛？哪怕非必要，也要要。

作为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必有强制与剥夺。但再为恶，也要有度，不能为非必要之恶，这非必要之恶就是多余之恶。杀害臣服的戴名世，就是一种多余之恶。

也许，正因为臣服，才让这多余之恶肆行。正是无数的臣服，堆积了任性和肆行的土壤。

《戴南山集》

三

清官为什么要举报文人？

御史赵申乔举报戴名世，有说是他行御史纠弹之责，有说他挟私报复，虽然他申明与戴“素无嫌怨”。

赵申乔曾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清官”，他曾以“但愿居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明志，更以“一门四进士”自得，特别是大儿子赵熊诏点了状元后。赵熊诏虽然才力不显，会试考二十七名，但殿试压了会试第一名的戴名世一头，一时震动士林。他的二儿子赵凤诏更是创下名言：“居官受贿如闺女失节”，因此被康熙肯定：“尔言虽鄙陋，然如此存心甚佳”。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虽然不排除赵申乔因为坊间传言戴名世不服赵熊诏而举报，以戴名世的久负才名，名士气加文人气，嬉笑怒骂也未可知。但以赵申乔的官场阅历和嗅觉，不可能不清楚举报的巨大后果。涉及忠诚从来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大事，赵这一步一旦迈出，其后局面如何演变，就不是他一个御史所能控制的了。有说他只是想敲打一下不服气的戴名世，但以“悖逆”举报一个人，怎么可能“敲打”一下就过得去？何况他奏疏里那些词狠着呢，还提供了一些硬证据。如“妄窃文名，恃才放荡”“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完全是从人格、士格极端负面的虚词入手加以贬斥，最后在“狂悖”“法纪”的实词上痛下重手。看完后让人感觉，他举报的这个人，不仅是个犯上作乱的坏人，还是一个道德低下的小人。这绝不是“敲打”说所能说得通的。

结果怎么样？康熙把举报发刑部审，刑部则加码。赵申乔的“敲打”事实上变成“杀戮”。赵也从此为士林不齿。后来，赵的二儿子赵凤诏被康熙斥为“天下第一贪官”，在戴名世死后第五年的康熙五十七年，赵凤诏在菜市口被斩，其“受贿失节”说也成了巨大的讽刺和千古笑料。在戴名世死后第七年的康熙五十九年，赵申乔死去，长子赵熊诏丁忧未及一月在家猝死。“一门四进士”的荣耀几年之间垮塌。“南山案”也成为赵氏一族巨大的历史负担，据说，其后代赵烈文，曾劝曾文正图天下，虽才名颇显，但一辈子耻言“南山案”。

两败俱伤，多败俱伤。这就是典型的互害模式。历史上，每当风吹草动，总是有一些嗅觉灵敏的小人，自己本来没原则，无底线，却高举原则，实际上却把其阴暗发挥到极致。他们以为可以借力打压对手，自以为是棋手，把这个外力当棋子，却不知，自己才是棋子，甚至只是弃子。既然是你可以凭借的力量，怎么可能被你所利用？自己被利用，还以为在利用别人，可笑可悲而不自知，是真可笑可悲也。一旦利用完，被扔了就是必然的结局。赵申乔就是这样。

互害模式就是利用人性的阴暗和自负。以为可以通过自己廉价的忠诚打压对手，遂行一己之私。你以为被你利用的力量不知道你的私心吗？他会包容你的私心吗？错！你的阴暗、私心、自负，都是可以拿来用的，一旦雷霆大作，始作俑者的“锅”始终是你的。正如“南山案”，害戴名世的是赵申乔，害赵申乔的是冥冥中的报应，没有某人啥事。

四

“南山案”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南山案”的直接后果是戴、方两家遭难，整个案子十年后被平反，但其负面影响波弥漫了整个朝代。不仅影响了历史学、文学的批判性，削减了文字的锋芒，而且改变了一个朝代的色彩。时至如今，我们还觉得清朝是一个没有彩色的朝代，始终为阴暗与暴虐所笼罩，其后来的丧权辱国也与这个朝代的阴暗相关联。虽然这不一定符合事实，但社会文化心理不是科学，它是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但感觉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事实的不断累积。清代兴起的文字大案有170起左右，贯穿了整个朝代，顺治7次，康熙20多次，雍正20多次，乾隆130多次。犯事者既有官员，也有各阶层文人和平民。历史学者称，“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

由此，我们明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种指点天下的气度在清代后来再也没有了；也明白，考据学为什么在清代盛行了；《四库全书》为什么被删改了？为什么“避席畏闻”？为什么“只为稻粱谋”？整个社会都在恐惧，整个社会都在互害，今日加害者，明日受害者，最后朝廷也恐惧了、受害了，并在恐惧中灭亡。隆裕太后颤兢兢地问袁世凯：“以后是你跪我，还是我跪你？”

“南山有鸟北山罗”，戴名世这只无辜的“南山”鸟，最终还是陷进了凶险的“北山罗”。长太息兮！“南山案”留下的历史之问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