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我们需要怎样的技术未来？

“像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可以保证质量嘛，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控制了。比如人烧焊的话，他可能会有某种情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工作。”

“每天上班，只要把料放好，机器就自己做了，就这样。”

这些来自工厂的声音，标志着一个属于机器的时代正在来临。自动化不仅改写了工厂的节奏，也正在重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明明只是协助生产的机器，却逐渐使人类退至辅助者的角色。人们开始相信——机器无所不能，甚至比人类更优越。

在这股看似不可阻挡的浪潮中，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深入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的产业一线。她以研究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揭开了技术神话的另一面：机器并非中立，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获得权威，并逐渐主导劳动过程。只有从各式各样的“机器迷思”中挣脱出来，才能唤起对一种更加公正、民主、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的想象。

《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著者：许怡

出品人：杨晓燕

责任编辑：张丹妮

助理编辑：侯雨莲

出版时间：2025.11

近年来，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劳动力的替代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一些技术以“提供便捷服务”为名，悄然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如餐馆扫码点餐、超市自助收银、银行自助业务办理。另一些技术则似乎横空出世，其对工作的冲击和对工作、消费方式的改变可谓是天翻地覆，例如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及近年来在各大城市街头冒出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axi)。

还有一些技术，如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虽远离大众视野，却在工厂里逐渐取代工人，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高效且夜以继日地生产着我们生活所需的各种消费品。这些现象无不揭示着一个事实：我们正加速迈入自动化与机器人时代，工作与生活方式也必将被其改写。

机器来了，工人何去何从

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留给人类从事的工作可能越来越少，人类社会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进入到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1930 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技术性失业”一词，与之并行的还有一个乐观主义预言——技术的进步将把人们带到经济的乐土，届时人们将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每周工作不会超过 15 个小时。然而，现实的发展却和凯恩斯的预测大相径庭。如今，工人们只感受到了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而没有进入到经济的乐土或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真正把工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哈佛大学社会学学者雷雅雯从“人生阶段”的角度来解释工人们对“机器换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工人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责任。例如，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不担心失业，因为他们本身就想尝试不同的工作和行业，也认为自己年轻，有条件去学习新的技能， 因此大多不存在技术性失业的焦虑；而三十多岁的工人则上有老下有小，比较关心工作的稳定性，因此对失业较为担忧；四五十岁临近退休的工人对“机器换人”的趋势大多显得无所谓，因为他们的子女多已成年，他们也已履行完人生最重要的责任了。

雷雅雯的观点的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我在田野中接触到的工人对“机器换人”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她的说法。

其实你从进厂的那一天你就知道，大家就是拿自己的劳动力换钱，对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这么个水平，你不想干了你可以走，他（指工厂管理者）并不会阻拦。因为你就是颗小小的螺丝钉……你只是个普工，地位根本不对等。

—小雨 富士康普工 23 岁

以后要是工厂不用人了（全自动），就没得做了，到时就回家种田。

—阿丽 新星足球厂普工 34 岁

以后不当司机了要么做个保安，要么去厂里打螺丝。现在还有啥（工作）好做的，都不好做。

—武汉出租车司机 D 40 岁

（问：您是否担心无人驾驶出租车影响你们的工作？）我没那种担心。我马上退休的人了，干不了两年了。

—武汉网约车司机 A 50 岁

我现在出来做工就是为了玩，拼球的话做够基本数量就好，不想太累……儿子 27 岁了，跑业务的，经常全国各地出差。他赚得挺多的，但是都没给过我，有了钱就买车，给女朋友花钱…… 就希望他赶紧结婚生孩子，到时我就回家帮他带孙子。现在没孙子带，回家都没事做，要么在家躺着，要么打麻将，对身体也不好。

—邓大姐 足球厂拼球工 50 岁

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血气方刚、有行动力，他们容易对现实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往往是因为工作条件而非机器；三四十岁的中年工人则囿于生计，行动决策往往优先考虑如何保障生计或捍卫既得利益； 临近退休年龄的工人大多对变化无动于衷，他们很可能是意识上的觉醒者——基于他们多年的打工经验，却是行动上的旁观者。

然而，“人生阶段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年龄段工人对待机器的粗略态度，却不足以解释他们采取行动与否。工人对待机器的态度和行动，不仅与其所处人生阶段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具体处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得到了意识上的启蒙，是否形成了关于机器的批判意识以及集体行动的意识。

“技术性失业”焦虑

作为一家日资汽车座椅生产企业，风驰厂在 2010 年的时候同样受到了汽车行业罢工潮的影响，并在其后建立起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每一年，企业工会都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工人的薪资水平持续上涨。得益于那些年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风驰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很好，加之每年工资上涨，工人们都愿意在厂里长久地工作下去。

自 2015 年起，工厂陆续进行“机器换人”，核心工种焊工开始出现冗余。原本焊工的工作因技能要求高，工作环境中会接触到粉尘等有害物质，因而享有额外的技能津贴和环境津贴，分别为每月 200 元和 150 元，这 350 元计入焊工的固定工资，相应的加班费、年终奖也以固定工资为基数计算。而在引入焊接机器人以后，大量的焊工被迫转为普工，管理层以焊工不需要从事焊接作业为由，一度下达通告表示要取消焊工原本享有的津贴。

这项降低待遇的举措引起了焊工们的抱怨和不满，甚至引发集体行动。有一条生产线约十名焊工以停工的方式表达不满。他们向管理层抱怨：

“我们是（以）焊工（的身份）进厂的……现在你们找理由不要我们焊，我们不焊又不是我们的错。”

然而，该生产线的停工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也没有得到其它生产线工人的支援。管理层很快便从其他生产线调来多能工顶岗，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参与停工的工人后来全部被解雇，资方按照其工作年限给予了足额的经济补偿。

其他焊工虽然不同意资方降低待遇的方案，但是有了前车之鉴，他们也不敢再贸然采取任何激进的抗议行动。由于企业实行集体谈判制度，重要政策没有工会同意是无法通过的。焊工们只能选择拒绝在这份公司决议上签字，并不断要求工会与管理层协商沟通。最后，企业工会经过一年的两边协调，劳资双方才达成妥协意见——不再从事焊接作业的焊工津贴降为每月 120 元，仍然从事焊接的焊工待遇不变。

工人们很难将这一结果解读为己方的“胜利”，因为焊工们降低了原本的待遇，而资方则继续通过所谓“人员合理化低减”的计划裁员。

职位高的管理人员，年资长的工人都被约谈协商离职，协商离职员工可至少获得“N+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自企业实施自动化后，员工数量从 2012 年以前的 1000 多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700 人左右， 减少了约三分之一。此外，新招聘的员工大多是临时工，包括派遣工和实习生。后两类工人的薪资仅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线上，并且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远远低于雇佣正式工的用人成本。

结束对风驰厂工人访谈的四年后，我在风驰厂所在区域乘坐网约车巧遇了该厂的前员工何师傅，进一步了解到了当年资方裁员的一些细节。何师傅曾经是风驰厂最早进厂的一批员工，他从一线员工晋升到了现场管理者，厂内工龄长达 11 年。由于年资长、级别工资高，何师傅理所当然地成了企业裁员的对象。

他回忆到，那两年厂里专门招聘了一位人力资源课长，负责裁减老员工。这位课长裁员的惯用伎俩是，先在日常工作中找出目标员工的差错并收集证据，随后再和对方约，谈协商离职。迫不得已之下，何师傅接受了协商离职的方案。

离开风驰厂后的何师傅没有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当地开网约车。当我问及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时，他说：“感觉不太一样，以前收入更稳定，但是工作时间都不能自己控制；现在收入没有以前稳定了，但是时间灵活一些。”

我再问他：“如果不是资方要求你离职，你会选择继续在厂里工作下去吗？”他回答：“应该会。”

拥抱技术进步

并非所有的工人都对技术进步具有抵触情绪，或意图反抗机器的宰制。一部分工人对技术进步抱有乐观的态度，他们属于那类拥抱技术变革的人。事实上，抵制技术革新还是拥抱技术革新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我与晓俊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2017 年 5 月。当时，我带着学生到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访，晓俊和其他工友受邀与学生们分享和交流。彼时，他仍处于工伤康复期，交谈时常常刻意用另一只手遮掩自己受伤的手指，略显局促和不自在。通过那次分享活动，我了解了晓俊的第一段工作经历和工伤遭遇。

19 岁时，晓俊从技校机电专业毕业，随后进入一家造船厂担任电工。造船厂的工作不仅辛苦，还伴随较高的安全风险。果然，不到两年，他便遭遇了工伤。那天，由于工厂赶进度、人手短缺，他被安排操作一台此前从未接触过的锚机，结果因操作不当，锚机上的钢板掉落，砸伤了他的左手食指。受伤后，主管让他到厂里的医务室处理， 厂医谎称只是皮外伤，简单消毒包扎了事。后来伤口持续出血不止，主管才带他去区级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伤势严重，需要磨骨后再行缝合，并且必须住院治疗。从未经历过这些的晓俊感到十分恐惧，担心自己会因此残疾。

不仅如此，受伤后，工厂主任还找他谈话，劝他不要申报工伤，“私了”的话工厂会给他两万元。晓俊心里明白，工伤上报会影响管理层的绩效考核，也会给工厂带来一定的影响。没过多久，厂里又安排了班长和同事去医院探望晓俊，大家也都劝他不要把矛盾闹大，后来，在向日葵社工的建议和帮助下，晓俊坚持让工厂上报工伤，最终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并获得了相应的工伤待遇。

伤康复期结束后，他便离开了造船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重工企业产生了心理阴影”。之后的半年，晓俊回了老家，尝试做了一些小生意，结果短短数月就亏了几万元，只好再次外出打工。

24 岁时，他应聘舒然厂工程部的技术岗位。该岗位的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所幸晓俊过去几年一直在提升学历，参加了成人高考并即将获得大专文凭。也许是急于招揽技术人才， 舒然厂通过了他的求职申请，尽管他在入职时距正式拿到学历证书还差五个月。

入职后，晓俊被派往工厂的机器人供应商处学习机器人的操作和调试，并取得了厂家颁发的机器人操作上岗证。工程部共有两名技术员，晓俊负责控制系统的维护，另一名技术员负责机器人调试，同时，他们还需要培训自动化生产部的机器人操作工，并在新设备引进时进行样品制作和调试。这份工作每月到手工资近 7000 元，比他在造船厂的月薪多了 1000—2000 元。晓俊还计划参加专升本的考试，继续进行学历提升。厂里还许诺将来派他到英国参加学习培训，甚至有机会前往海外分厂教授当地工人技术。当时的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与人交流时也不再刻意隐藏自己残缺的手指。

“我觉得目前人工智能（自动化）这一块是永远是往上走的， 不会降低，国家是要发展这一块，（学会）这个以后十年还是二十年，我都还能混口饭吃。”

——晓俊

2019 年 6 月，我对晓俊进行了第三次回访，过去一年里，厂里给他们部门增加了生产半自动化机台的任务，这使得他不得不经常性加班。工资虽然略有增加，但主要依赖超时工作的加班费。

按照晓俊的说法，加班多时，奖金反而会被削减，最终到手的收入变化不大。此外，由于工作太忙，厂里原先许诺的去英国学习的机会泡汤了，而此前提及的去海外分厂培训外国工人同样也只是张空头支票。

谈及对未来的规划和打算，晓俊表示，由于所在地区即将进行城市改造，舒然厂已确定搬迁至周边城市，而他并不打算随厂搬迁。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不得不换工作，但他还是相信，持续的技能提升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职业前景。

短期内，他计划要去报考可编程控制器（PLC）程序设计师证书。这个证需要自费参加培训才能报考，考了证他就有了跳槽去其他公司的资本。

晓俊表示：“我们厂里做的（工作）有专业知识，但是已经落后了，没涉及高的技术层次……我肯定想着要学习些更先进的知识，往更高的技术层次走，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器人、自动化这个行业现在市场非常火，需求量非常大，只要有资源、有订单，几个人就可以合伙开公司。”

晓俊的经历反映出，尽管技术进步可能为部分工人带来向上流动 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并非必然，工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如学历、年龄以及相关的专业背景。

同时，晓俊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个现实——技术赋能并非一劳永逸。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劳动者花费数年时间所学习和掌握的知识技能可能很快被更新，甚至被淘汰。即便是技术型工人，也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并且往往需要自行付出经济和时间上的成本，才能勉强跟上技术革新的步伐。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机器的成熟和完善，技术型工人与技术之间的竞逐也将变得更加艰难。

（本文节选自《机器换人》第七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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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怡

版式 / Alice

「作者介绍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清华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理学硕士、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社会学。近年来聚焦技术升级与劳动变迁，主持多项“机器换人”相关研究，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高影响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