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硕士毕业，在贵州花溪大学城，卖糯米饭

嗅态

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

作者 | 石灿

吴英兰身姿娇小，骨子里却透着一种雷厉风行的气度。那副眼镜压不住她眼里的神采，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说话更是快刀斩乱麻般的利索。整个人宛如一团浓缩的火苗，脊梁永远挺得笔直，那股子蓬勃的精气神，生生撑起让人仰视的气场。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25年9月，她刚摆摊不久，因为一辆三轮车、一碗糯米饭摊和几条短视频，人生像一把扇子一样被徐徐舒展开。

她的常驻摆摊地点贵州师范大学附近。那些书本里学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本来只待在论文和课堂里。出摊以后，她开始把这些知识一点点搬到摊位前，用它们去看价格、客流，也看顾客的表情和情绪。摆摊让她真正握住了一些具体的东西，三轮车、糯米、酸菜、火候和人群，都是可以被她亲手安排的秩序。

大部分顾客都是在网上刷到她的视频后专门找来的。有学生下课顺路来，有老师特意绕远，有人排队时说“现在终于吃上了”。起初，她对短视频的理解停留在“记录一下”的阶段，不谈运营方法，也不自封IP，只是坚持更新，在评论区慢慢观察受众的来路和心情。她很少给自己贴标签，更不愿过早下结论，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安静地搭一个风来了也能站得住的小台子，等一等，再看一看。

△吴英兰糯米饭摊前，充满人间烟火气

第二次见面是三个月之后的12月25日，她刚结束2025年的最后一摊，准备短暂休整。这一次，她不再只是向我讲自己的故事，而是不断向外发问。她问起各大平台办创作者大会是怎么回事，问平台怎么扶持内容，好奇我的商业模式。谈话的节奏明显变了，她听得快，追问得也快，几乎每一个信息点都会顺着往下追一句：“这是什么呢？”

三个月时间里，线下和线上都不断有陌生人出现在她身边。做电商的人来探路，抛出“可以合作看看”的话，却说不清楚要合作什么；掮客想给她介绍资源，把她往“网红带货”的路径上推，却很难说清楚她的内容和生意到底独特在哪里；粉丝想做她的合伙人，她反而先抛出一个条件“你也要做自己的个人账号”，这一句就筛掉了不少人。她开始学习如何分辨信息、辨别动机，哪些是可以认真谈的，哪些只是“看中流量”的试探。

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群，让她的反应速度被迫提上来。她一边卖饭、一边回消息、一边思考商业模式，思维转得快，应对方法也在增加，但这些看上去纷繁的变化并没有把她推离原点。她越来越清楚，真正需要自己扛住的，是智识上的独立判断、情感上的自我安顿，以及在缺乏同伴经验时依然往前走的勇气。创业者特有的那种孤独感，开始在她身上变得具体，她于是更频繁地向内构建秩序，给自己设边界、立原则。

目前，她的受众主要集中在贵州省内，尤其是花溪大学城周边的几所高校。半年前，她还是其中一所学校里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了不少学生口中的“学姐榜样”。在贵州，这样的路径并不常见。当地的互联网产业并不发达，成熟的内容产业链和成熟的创作者社区都还稀薄，她的出现，更像是在这片相对贫瘠的土壤上意外长出来的一株新苗。

媒介是人的延伸，人是环境的产物。她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份稀缺性。这恰恰是这篇故事想要追踪的起点。

01

摆摊的“最后一天”

12月23日，是吴英兰在2025年最后的摆摊日。这天，对她说，是从前一晚的摊位边开始的。

12月22日晚上八点多，贵州花溪大学城一条街道上，糯米饭售罄，人散得差不多了，她刚从卫生间出来，回摊位收东西。走在路上，她想着明天要收摊，临时起意，把手机拿出来，对着镜头说一段通知，把“明天最后一天摆摊”讲清楚。

刚录几句，便碰到两个女孩子，她们正过来问还有没有糯米饭卖，她索性把手机对准自己和她们，把原本要说给镜头听的话，当场说给人听：“不用问了，没有了，明天最后一天，要来的话早点来，可能要排队。”说着说着，又有一个大哥走过来问，她又顺势把这段对话录进去。

没有准备文案，没有铺垫，她在摊位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剪这条视频，当场发到账号“英兰的舒展生活”上，也顺手发了朋友圈，然后才真正开始收摊。

回到家已经很晚，她把第二天要用的糯米用水泡好，就往床上一躺。没过多久，手机响了，是丈夫的视频电话。他语气冲，说她这条视频容易让人误会，说大家会觉得她现在生意好了，人变了心思，说这种说法会影响别人对她的看法。

她听着，没有争论，只是嗯一声接一声地应着。

她明白他的顾虑，也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发这条内容。在她的心里，这条视频只是她长期记录生活的一个点，是她在摊位边的一次当场决策，是她把生活进程交代给关注自己的那群人的方式。

挂掉电话，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却一直在转第二天要准备的东西。

半夜，她迷迷糊糊醒过来，屋里很安静。她起身去客厅，看见丈夫蜷在沙发上睡着，电视机还亮着。她没有喊他回房，只是把“小太阳”挪近一点，给他取暖。她在客厅站了几秒，又转身回卧室，重新躺下。眼睛闭着，脑子里的事却一件一件往外蹦：明天要多准备多少饭，昨天那条视频会不会真的带来更多人，评论区会不会有人问她是不是不干了，会不会有人说她不稳定。她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直到六七点才迷糊了会儿，九点多又醒来。

23日早上，她比往常晚起。身体沉，眼睛涩，她心里清楚，今天不能按平常那套量来备货了，多半会比往天忙。丈夫这天起得早，站在厨房门口问她要帮什么忙。她把一桶一桶油腻腻的餐具端出来，让他帮忙刷，又让他把比平时盛得更多的糯米蒸笼放在蒸锅上。对他来说，这些步骤都有点陌生；对她来说，这些是每天重复的流程。

蒸糯米饭那一段，对两个人都是新的场面。他把泡好的糯米舀到蒸笼里，疑惑米为什么要泡着；米放到蒸笼后，他又问为什么要往锅里加水。她只好一项一项讲。她发现他连蒸饭的水箱都没打开，蒸笼里也是干的，一边着急，一边忍不住笑，又忍不住生气。他有点不好意思，只能一遍一遍照她说的去做。她嘴上嫌弃，心里却柔软，那是难得的支撑，是她日常里不常拥有的陪伴。忙完这一场，他出门上班。

房间里剩下她一人，继续把五花肉拌好，把酸菜、腌鱼、腌肉打包装盒。按她原本的打算，中间要留一段时间剪视频，把前几天的素材整理一下，剪辑成一条视频发布出去。但那天完全挤不出这个空，她心里清楚，只能先记着，晚点再说。

△吴英兰糯米饭摊位上的烤肉、腌鱼、腌肉和糯米饭拌在一起吃，味道极好

下午两点左右，她把东西全部搬上一辆小轿车。那辆车自2018年起跟着她走过乡村、翻过山路，也陪她从教书到摆摊，从贵州乡下到贵州省城，见证她把一份普通生活硬生生变成创业。由于太忙，车身上还有没洗掉的尘土，前几天灯也出过问题，她一直没空去修。她对这些旧物是有情感的，小摊车、小轿车，是她世界里最忠诚的同伴。

小摊车停在贵州师范大学云创贵安谷的地下车库，她从住处开车过去，约十分钟，把小摊车从库里推出来，检查一遍，又把需要的东西从车后备箱搬到摊车上。

三点过，人开始出现在摊位旁。她把摊车停好，炉子架好，掀开糯米蒸笼，肉放在烤架上。刚开始，来买的人是一两个地问，不一会儿，就有人开始排队。她低头打包装饭的时间里，队伍慢慢拉长。她按要求加肉、加腌鱼、加腌肉、加酸菜，把盒盖扣紧，递出去，收钱，再继续下一份。

那天一共卖出一百多份，营收首次突破四位数，她的手几乎一直没有空下来。平时只有她一个人在摊上打理，那天多了两双手，一个是群里的老粉丝，一个是群里的学妹。粉丝一直在烤肉，学妹在打理其他事儿。她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她们，“我自己一个人是搞不定的。”

七点多，天已经暗下来，糯米和菜都见底了，她干脆对队伍后面的人说，卖完了。最后几份出完，她关火，把炉子、餐盒、调料一件一件收回摊车里。她回到地下车库，把摊车停回原位，再把要带回家的东西搬上轿车。

回到家已经八点多，她把车停好，把装满油污餐具和工具的箱子全部搬进厨房。客厅的沙发就在旁边，她连看都没看一眼。脱掉外套，袖子一挽，就站到厨房的水槽前。碗、盆、桶、蒸笼，按顺序清洗，刷干净，码到一边沥干水。她把餐桌擦干，把地拖一遍，把厨房恢复到一个她心里能接受的状态。她其实可以把这些留到明天早上再弄，但她不允许自己这么拖。

忙完一圈，已经快十一点。她洗了个澡，上床躺下，拿起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对方说还在外面吃饭，她只说了一句“那你早点回来”，就挂掉。“他回来的时候我都已经睡觉了。”吴英兰说。

02

不是独立漂浮的人

他常被人误会成那个“什么都没帮上忙”的人。镜头里的吴英兰，总是在摊前忙进忙出、在视频里讲自己的故事，而他更多只是被提到，却少有人真正看见他这一边的生活。

他原本在电视台做节目，后来跟着一批人出来单干，成立了传媒公司。公司有员工、有房租、有项目周期、有甲方预算，还有一堆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每天要思考的是账期、成本、客户情绪、团队士气。项目一做就是十几二十万的体量，可甲方的犹豫、回款的拖延，辗转一圈之后，都会落到他头上。他不是一个可以说停就停的人，外人看到的是“管理层”这三个字，其实他每天也在为“保住收入”和“撑住团队”烦心。

很多时候，别人会羡慕吴英兰，说她丈夫是做影视的，是“专业人士”，拍摄剪辑都懂，好像是她创业里的天然助力。但她卖糯米饭、拍视频、剪片子，他几乎没有直接参与过。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他实在已经被自己的工作填满。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不由己。许多个晚上，她回家收拾餐具洗碗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盯着时间线改片子；半夜她睡着的时候，他刚从客户那里回来；清晨她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他还在补觉。两个人的生活常常错位，却又在这种错位里保持一种隐形的协作。

他看着她越来越坚定地走进自己的节奏，心里既骄傲也担心。12月22日晚上，她发了那条“明天最后一天卖糯米饭”的视频，他立刻打电话过去，说这会让人误会，说她看起来像是草率做决定的人。他口气重了些，她没有反驳。他在意的，是外界怎么看她，是别人会不会借机否定她，是这条路走下去会不会更难。他知道吴英兰不是一个随便放弃的人，可他也清楚观感会带来压力。

第二天，他早起，第一次进厨房帮她准备糯米饭。他问东问西。她急得说他连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不知道。可她还是一件件教，他也一遍遍照着做。那一刻，他真的走进了她的世界，她也看到了他努力靠近的一面。

他其实很少表达“辛苦”。他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管理层该承担的。他要守着公司，也要守着家；他要稳定收入，也要给她自由探索的空间。他不一定总能理解她的每一个决定，但他愿意在关键的时候伸手。她不一定习惯把他拉进自己的节奏，但她心里清楚，这个家能一直稳住，他撑着的那一头很重要。他们的分工和方式不同，却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把家往前推。

他们从同一片土地走出来。山在那儿，河在那儿，从江县的风吹过占里侗寨，家家户户炊烟一起升起。吴英兰和她丈夫，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两家背景相似，父母都是老实踏实的人，信的永远是“好好做人”“认真过日子”。从小到大，他们听到的最多的，是要肯干，要吃苦，要守住家。侗寨里没有太多宏大的话，大家靠着土地、靠着手艺、靠着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规矩，日子一点一点往前推。

糯米，在那里的生活里是绕不开的东西。侗族人过节、嫁娶、接待客人，桌上少不了糯米饭。糯米要提前泡好，手要反复清洗米粒，蒸的时候火候要稳，掀开盖子时一股香气飘出来，这是很多家庭的日常情景。孩子们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对糯米没有浪漫的想象，只觉得那就是饭，是节庆，是邻里往来的礼数，是一种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味道。

△吴英兰在从江占里侗寨的田间，身后就是整个木香古朴的寨子

他们后来一起离开老家，来到了贵阳。不是一腔热血，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现实需要谋生。他先决定出来发展，她就把原本稳定的工作辞掉，跟着一起来。两个人结婚后，她继续读研，孩子出生，慢慢长大，也慢慢成了连接两地的纽带。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更多时间在老家，由奶奶主带，尚未退休的爷爷一周回家一次照应，平时每天固定视频报平安。她和丈夫在贵阳工作，为这个家再铺一层稳定。年轻人外出，老人帮着看家带娃，三代人合在一起，勉力成就一种共同体的稳定。

这种跨地域的家庭结构，在贵州，甚至整个中国都不算稀奇，反而是新时代农村家庭的真实样态，也是侗寨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一种延伸。

2025年硕士毕业后，她的路在工作、学习、照顾家庭之外，又多了一条“自我探索”的线，从做内容，到思考自己的位置，再到重新接近糯米这条线索。她跟糯米饭摊主学习、体验、观察，最终自己开始卖糯米饭。很多人以为这是商业选择，其实也是一种回望。她是在拿一种熟悉的食物，重新理解自己来自哪里。

他们的家庭文化里有一种一致性。两家人是一样的背景，没有明显的阶层跨越，没有文化隔阂。公婆对她友善，既支持她去上班，也支持她选择更自由的路径。她也一直心怀感激，知道这些理解并非理所当然。她的原生家庭也给她打下了一种内在要求：不能懈怠，不能享受太久，始终要配得上所得。这些观念叠加起来，就形成了她今天那种“明明很累，还不允许自己停下来太久”的状态。

她和丈夫之间，也有这种“地方文化”的影子。他们很少大声表白，也很少把情绪讲到台面上。更多的是做事。她卖糯米饭、拍内容，他去上班、扛公司，在柴米油盐和责任之中，找出一种稳定的搭档关系。

吴英兰从不是独立漂浮的人。她与家、与丈夫、与孩子、与糯米饭、与从江侗寨的文化，始终在一条看得见的脉络里，慢慢往前走。

03

“我是真的喜欢”

操场上站满了人。

2025年6月18日，贵州民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穿学位服的学生排成一列又一列，等待走上主席台，接受拨穗之礼。吴英兰在台下架起一个三脚架，把手机固定好，对准自己，希望拍下珍贵的一幕。

但是，她站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被第一排的人挡住了，她的拨穗之礼没有被拍下，“蛮遗憾的”。

△吴英兰在毕业典礼上

吴英兰1994年出生于贵州从江，侗族人，本科在贵州师范大学读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在从江县的一所幼儿园工作。2020年疫情暴发，她仍在体制内，工资一分不少，但社交媒体上大量关于失业、断收入的消息，让她开始怀疑自己原本认定的“稳定路径”。

强烈的对比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反思，人这一辈子只有短短几十年，难道一直待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格子里，把整个人生交给同一份工作吗？那段时间，她前所未有地迷上刷微博，看见了许多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看见了各种社会问题，对世界的原有认知被一点点推翻。

同一时期，她读到人类学家项飚的民族志作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写的是在北京打拼的浙江农民工如何在城市里做生意、找落脚点、重建生活秩序。这本书不是简单的故事集合，而是在告诉读者，很多人离开老家并不是单纯追求更高收入，而是想在不确定当中争取一种由自己掌握的安全感，想在制度和机会的缝隙里为自己再开一条路。

书中关于流动人口如何在城市边缘搭建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市场空间的讨论，让她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思考世界与自己的关系，意识到个人选择和户籍、土地、制度性机会之间的联系。她开始主动去感知书本里的知识，把这些论述和自己的处境对照起来。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智识启蒙。

同一年，她第一次报名考研，目标是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我是真的喜欢”。第一次考试，英语差了几分；2021年，她再次备考，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背单词、做题，晚上下班再学，最终考上了，成为她们寨子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2021年入学后不久，吴英兰在研一生了孩子。她把原本的全职工作辞掉，靠存款、助学贷款和家里支援撑起三年的学业和生活。

和身边的同学比起来，她的年龄稍长一些，还有过一段工作经历，所以学习的主动性更强。很多同学是应届生，一直待在校园里，没接触过社会，学习上难免有些被动。但她不一样，她是那种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手上做什么都一致的人。在图书馆看书就是看书，不会假装睡觉打掩护，也懒得开“摸鱼”的玩笑，遇到熟人问起，她会直接说“我在复习，在努力”。

身边人都说她挺“卷”的，她自己也承认。但她清楚“卷”是个无底洞，没完没了，要是一直跟着别人的节奏卷，只会迷失自己，找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吴英兰的毕业论文选题和框架定得并不顺利。入学时，导师就给她定了一个题目，她准备了很久，开题后才发现题目太大，根本写不下去，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重新定题。

2024年，她在网上偶然刷到一本书，书名叫《童年人类学》，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戴维·兰西。原版于2008年出版，中文版引进是在2023年，她赶紧在淘宝上下单。书有600多页，她花了整整一个月读完，每天写论文之前都会先翻几页，把和自己田野材料有关的段落做标记，再从里面提炼出关键概念，慢慢搭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这本书写的是不同文化中儿童如何在劳动和日常生活里被卷入，如何在帮忙和摸索中成为“社会中的人”。这些观点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小在从江侗寨里的成长经验，其实可以和书里的讨论对接起来。那些原本看起来虚无的西方理论，通过这本书变得贴地，她能用自己的话理解和转述，也能用来梳理论文里“儿童”“地方经验”和家庭结构的关系。

她一向不是那种钻进一本书里反复考据的人，多数时候只是翻一翻，知道个大概就放下了，但这本书她读得很慢，也很认真。她一边读，一边琢磨作者是怎么找到观察角度的，为什么能从儿童身上看见这么多社会结构的东西。后来，她在写论文时大量引用书中的概念。

毕业季来临时，身边的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考公务员，她也跟风报了两个岗位——一个公务员岗，还有一个事业编岗位。报岗的时候，她一方面是被毕业季的就业焦虑裹挟着，看着大家都在找稳定工作，自己也忍不住慌；另一方面，也确实对那个岗位有过期待，真心想得到。那段时间，她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刷题，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复习。

可复习越深入，她心里越纠结。她知道考公竞争有多激烈，尤其是在小地方，没有关系和背景，就算考上了，往后的日子也大概率是一眼望到头。而且她还听说，有些单位面试时更倾向于招男生，这让她心里更没底。

“我不断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把自己训练成应付考试的‘机器’，挤破头闯进体制，然后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工作，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她想起自己读研是为了做喜欢的事，不是为了再跳进另一个“内卷”的漩涡里。

这种内心的拉扯让她备受煎熬，最后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决定放弃考公。她把所有复习资料打包封好，数学资料直接退了货，退不了的教材就送给了小区里的一位叔叔。做完这些，她心里反倒踏实了。

放弃考公后，她想找一件自己真正喜欢、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事情来做。

她从小就和糯米饭打交道，小时候读书，同学们总喊他们是“糯米仔”，对糯米饭的制作和口味，“我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我觉得自己能接触到最优质的供应链，所以第一个念头就是摆摊卖糯米饭。我觉得摆摊不仅能作为一个实践载体，还能让我把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思考融入进去，挺有意义的。”

04

第一天摆摊，状况百出

不过，在真正摆摊之前，吴英兰特意去体验了摆摊人的生活。

她先去了贵州民族大学花溪老校区北门附近，跟着卖糯米饭、煎饼果子、炸洋芋、馒头包子的摊主们打交道。每天按照他们出摊的时间去帮忙打下手，和他们交朋友，一点也不绕弯子，直接告诉他们：“我想摆摊，想来体验一下，我跟你一起卖，好不好？”

他们爽快地接受了吴英兰，没人找理由拒绝。

小孩子们一放学，是他们最忙的二十分钟，她就帮着打包，摊主也挺乐意。

卖馒头包子的叔叔还跟她说，卖这些小吃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足够生活费，他还靠这个在花溪大学城买了门面，租出去一个月能收六千块钱租金。

“这让我觉得摆摊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这些摊主，心里挺感激他们的。”吴英兰说。

马不停蹄，吴英兰回到从江，在从江高铁站附近跟卖糯米饭的摊主学习。那里的竞争比贵阳老小区激烈多了，到处都是卖糯米饭的，摊主们都要大声吆喝招揽顾客。她被一家生意最好的摊主吸引，便过去跟她请教，还加了微信，站在一旁仔细观察他怎么招呼客人、怎么打包、怎么定价。

回到从江的日子里，吴英兰准备摆摊装备，先从摊车开始下手。她在网上买了一辆三轮车，花了3700块，4月初，让商家把车直接寄回从江老家。父亲会木工，车一到，家里人就在院子里帮她加固车架、钉木板、搭工作台，花了六天，硬装做完，车斗从一个空架子变成了能放锅、能切菜的操作面。

紧接着，她花460元把车托运到贵阳，又断断续续继续改。软装完全没有现成模板，全凭她自己的感觉。她把从苗族服饰里获得的牡丹画在车身，希望给这门生意带点喜气；又画上大雁图腾，连着侗族迁徙的记忆。糯米饭在她笔下变成“糯鱼”，既是谐音，也是她给自己摊位取的一个记号。那段时间，她白天被理论和材料困在电脑前，累了就下楼，对着车身一笔一笔上色。

“小摊车涂鸦是一种通过色彩和线条的直接表达，可以让人暂时的从理论世界里抽离出来，回归到一种近乎本能的触手可得的创造之中。久而久之，小摊车成了我那段生命历程的物质见证，一个承载了疲惫、焦虑，也记录了释放与喜悦的田野文本。它独一无二，更是我对我那逝去的奶奶的追念。她（奶奶）是我见过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老人，她将永远的活在我的心里。”吴英兰说。

前前后后两个多月，遮雨伞、侧挡板一点点装上去，电源位置预留好，檐下可以挂灯、挂布，摊车的轮廓越来越清楚。

吴英兰第一天摆摊是在2025年7月2日，状况百出，本来定了早上4点的闹钟，结果前一晚太兴奋，5点才起床，准备东西的时候忘这忘那，来来回回往家里跑了四五趟，等她推着摊车赶到摆摊地点时，已经8点多了，早高峰早就过了。

第一天，微信营收只有8块钱，还有几块钱现金，一大桶糯米饭几乎没卖出去多少。起初，她按照从江县的卖法，按一两、二两来称重售卖，每次都要跟顾客解释半天，特别费劲。第二天，她果断改了规则，直接定价5块钱一份，不用称重，简单明了，连小黑板的内容都没来得及写，就直接跟顾客喊“5块钱一份”，生意才慢慢有起色，到第三天营收就涨到了200多块钱。

△吴英兰开着装饰过的三轮车上路摆摊

摆摊之外，她的时间几乎全部投入短视频。每天5点起床，6点出摊，8点半到9点收摊，回家后一整槽餐具要洗干净，锅具晾好，再打开手机开始剪辑。刚开始，一个三分钟的视频，她要花一整天；熟练以后，最快也要三个小时。她用一台手机完成剪辑，屏幕小、操作不顺手，她本可以用丈夫的剪片电脑，但那台电脑长期用于他自己的传媒项目，她不愿“抢机器”。她也尝试用自己用来写论文的笔记本剪过一次，但性能不足，只好作罢。

“一整天下来，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虽然累，但过得特别充实，而且现在睡觉睡得比以前好很多。”吴英兰笑着说。

读研写论文那几年，她的日子完全被打乱了节奏。每天逼自己写够1000字，关上电脑也停不下思考，框架怎么改、文献还差什么，走到哪儿都在脑子里推演论文。题材又涉及家乡，越想写好，压力越大，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面对导师的要求，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的状态像一把原本收得很紧的折扇，慢慢被展开。

有客问她为什么要摆摊，她不会立刻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先反问一句：“你想听哪一条理由？”

“理由有很多。”她想了想，“但最简单的一条就是，现在我能睡好觉了，不用再为论文框架、文献资料焦虑。这种踏实的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同学间，没人相信吴英兰会带着硕士毕业的社会身份去摆摊，按照常规职业路线，这并不是一份传统意义上体面的工作。

“既然没有人相信我真的会去摆摊，那我就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让别人相信。”于是，吴英兰决定，从毕业典礼这天起，用短视频系统地记录自己的选择。

05

“差点放弃了”

“我差点放弃了。”吴英兰说。

“放弃做这个账号？”我问。

“对。其实，做这个账号，等于要走创业之路。”她答。

9月份我们见面之后，吴英兰回到从江，正赶上秋收。整天带孩子，还要去田里割稻谷、做家务、拍视频、卖香禾糯，生活一下子缩回到具体的日常里。孩子需要陪伴，家务需要打理，老人需要照顾，而创业意味着她必须把大量时间押在“外面”的世界。

她反复问自己，到底是留在贵阳生活，还是回到从江生活？到底是找一份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地做一个好妈妈、好儿媳、好妻子，还是继续扛着这一份极不稳定却充满创造力和不确定性的事业？

她很清楚，在同样的问题面前，男性往往被期待优先承担挣钱和事业的责任；作为母亲，她同时被一套完全不同的叙事框住。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始终陪着孩子，还要把家庭维持在一种温柔而有序的状态。她说，那是一种揪扯心肺的拉扯，无论怎么选，都像是在亏欠人，要么亏欠孩子，要么亏欠自己。

她的念头一度已经走到了“放弃”的边缘。手上的一摊事情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账号已经运作起来，影响力也起来了，真要收手，又觉得太可惜。她把这些想法摊开跟丈夫讲，丈夫没有劝她务实一点，反而对她说，不要留遗憾。

11月，她再次回到贵阳。她重新摆摊，重新创作视频，节奏回到自己熟悉的轨道。

生意突然好起来了。第七届贵州省乡村旅游创客大赛决赛上，她的项目拿了奖，得到官方层面的认可与曝光，线上售卖香禾糯，线下售卖糯米饭，订单稳定出现，商业模式得到验证，每日营业额达到800元，甚至更多，“截至12月底，已经在微信卖了4000多斤香禾糯了，转化挺好的。”

△吴英兰和她的团队伙伴在第七届贵州省乡村旅游创客大赛决赛上，获得“十佳创新创意奖”

这让她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做的事情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成立。摆摊、内容、销售、社群被串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些现实世界的回报，把她从“差点放弃”的那条线拉了回来，让她重新笃定地站在摊车后面，“只要内容做好，产品做好，整个运行的底层框架搭好，这件事就可以持续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这种困境，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主题。她不只是在卖糯米饭，她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女性，如果既想拥有事业，又不想放弃家庭，她究竟在和什么力量对抗？

仔细看吴英兰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已经长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三角商业模型。

最表层的一角，是她在网上不断更新的视频和文字，让别人先记住“这个人是谁”“她在做什么”，这是入口。第二角，是城里那张要收要摆的小摊，真正接住线下客流，也把“看过她的人”变成“走过来买一份糯米饭的人”。第三角，在很多人视线之外，是从江县那条稳定的糯米、腌鱼、腌肉供应链，原材料从老家一路走到城里，把味道、身份和故事牢牢拴在一起。

线上内容让她被看见，线下摊位让人愿意靠近，家乡那一头保证这件事有真实的产品和根基。这三点互相咬合，既构成她目前的生意结构，也构成她理解自己的方式。

当我们从远一点的距离看她，会发现，她身上的确折射出当下许多现实议题：摆摊，内容生产，城乡流动，女性成长，知识与经营并行。

这些主题原本分散，如今被意外地汇聚到她身上。她并没有刻意扮演任何角色，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样本。她没有试图解释时代，只是尽量把自己的生活过稳，把每一个决定想清楚。

吴英兰站在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一边要维护账号的更新节奏，一边要扛起出摊日切菜、蒸饭、出餐的体力活，还要随时回到从江，确认那条供应链运转正常。对外看，她像是在同时做三件事；对她自己来说，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统，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06

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求知状态

12月21日，冬至前一天。吴英兰从花溪出发，开车去贵阳市区的一家科技公司拜访。途径走盐沙大道，道路很长，路面坑洼，两旁是一排排梧桐树，已经落叶，只剩树干。

她有感而发，盐沙大道与创业路很相似，有起点，没有现成的终点，只能往前走。

梧桐树经历春夏秋冬，一年一年站在路边，她的摊、她的合作和她的人脉，也在一个时段一个时段更换形态。她从一个只守着糯米摊的人，变成一个会预约见面、会跑公司的人，她的社交圈被打开了，她的视野被打开了。

自创业以来，吴英兰的手机几乎没有真正安静下来过。微信提示一条接一条跳出来，有的是本地商人委婉表述“想合作看看”，有的是机构直接发来项目想法，还有人坦白说希望她带带货、露露脸。

她有时候在摊位后面，一边盛糯米饭，一边抽空看一眼屏幕；有时候刚回到家，还没坐稳电话就响。她能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她当作“有影响力的人”来对待，她的账号在贵阳本地的存在感，已经被推到前台。

不过，当外界不断递来橄榄枝时，她也渐渐意识到，很多人与其说是理解她在做什么，不如说看中了她“正在增长的流量”。

有的人开口就谈曝光和转化，有的人只盯着粉丝曲线，很少问起糯米饭怎么做、供应链如何维持。她把这些交谈一条条放在心里，慢慢辨别“别人眼中的她”和“真实生活里的她”之间的差距。她清楚，自己并不愿意只被定位成“被运作的网红”，因为她每天仍要面对原材料、天气、客流和经营压力，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也正因为这些现实，她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理解中的边界。她觉得，所谓“网红”，本质依赖内容和流量存活，而“创业”则是另一套逻辑，要自己打通经营结构，承担责任，理解劳动。她在摊位和内容之间切换，逐渐形成一个判断，不能只盯着平台数据，还得脚踏实地把事情做下去。每当有人告诉她“继续做内容就行，钱自然会来”，她心里都会再退一步，审视这句话背后到底站着怎样的世界观。

△吴英兰在与有意向合作的商业伙伴进行洽谈

支撑她稳住节奏的，是硕士学位那几年民族学的学习经历。她刚开始接触专业书时，觉得抽象；后来，她慢慢学会把理论拆开，转化成自己能理解、能使用的语言。她被其中对“人”与“多样性”的尊重所吸引，也逐渐形成一种观察姿态——先理解，再表达。现在摆摊时，她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听他们一句两句地聊生活，已经习惯从这些碎片里，看到更大的社会图景，却又不急于总结。

糯米饭摊，成了她把知识落地的场所。她本就熟悉这种食物，也了解家乡背后的文化，因此，当她站在摊位后面时，并不觉得突兀。

理论里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在这里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

有人犹豫于价格，有人因为味道回头，有人说起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她把这些细节一点点记在心里。她从不刻意展示“研究者姿态”，只是多留一份耐心，多看一眼，时间久了，这些观察自然积累成一条条内在线索。

她始终把“人”摆在首位。摆摊时，她习惯把顾客当作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用户”；面对粉丝和陌生人的询问，她尽量认真回应，不急着给建议，也避免轻易评判。

这种持续反思，让她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求知状态。她不再满足于“知道一点”，而是尽量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背后还有什么？这种渴望没有把她推得更骄傲，反而让她越来越谦逊，更愿意承认“我还不知道”。她意识到，红火之后，真正需要承担的，是理解世界与自我之间的责任。

12月24日，是吴英兰在2025年摆摊的最后一天，是极冷的一天，也是人数最多、营业额最高的一天。虽然有顾客劝她不要休摊、继续摆摊，但对她来说，仍需要慢慢走出“学生”的角色外壳，用这个寒假作为过渡，逐渐转变为更加社会化的创业者。

“不同的职业会造就不同方式，就会造就不同的时序认知，那是嵌入我们身体的认知差异。”吴英兰在12月25日晚发视频说，“我是一个在学校里面待了二十多年的人，一下子没有寒暑假，我感觉有点适应不过来。”

她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要回到从江，准备过年期间的一些事务，把之前只在脑子里想过的事情往前推一推，比如尝试做电商，把老家的东西更系统地搬到线上去，看看能不能让“从江”不只出现在她的视频里，而是真正变成更多人下单时会点开的那一栏。

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只是从贵阳的小摊口，转到从江的山水间去继续展开。来年开学季，她或许又会出现在花溪大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