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骑墙辩护”：利益最大化可行吗？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的背景下，一个现实困境摆在律师面前：当事人既想享受认罪认罚带来的量刑优惠，又不想放弃无罪辩护的机会。这种“两头都想要”的策略，法律上被称为“骑墙辩护”。

它可行吗？如果能成功，利益确实可以最大化；但如果操作不当，也可能两头落空。

一、什么是“骑墙辩护”？

所谓“骑墙辩护”，是指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辩护律师坚持做无罪辩护或对关键事实提出异议。这种策略的初衷是：利用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获取从宽量刑，同时通过律师的独立辩护权，保留对案件定性、关键证据、法律适用的质疑空间，为上诉或再审留下伏笔。

法律上，这种做法存在争议。从理论上讲，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律师的辩护意见可以不一致，因为律师拥有独立的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对此持反感态度，认为被告人和律师“唱双簧”，是在投机取巧，浪费司法资源。

二、为什么要“骑墙”？

选择“骑墙辩护”，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案件本身存在争议。

案件事实或许清楚，但在法律定性上存在模糊地带。例如，是此罪还是彼罪？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涉案金额的计算方式是否合理？被告人认罪，但律师认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辩驳空间，希望为后续救济留下口子。

第二，担心“认罪”变成“认账”。

有些当事人抱着“先认了再说，刑满出来再申诉”的想法。如果在认罪认罚的同时，律师也保持沉默，那么这份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后续的申诉中，就会成为“铁证”。律师做无罪辩护，就是为了打破这个闭环，为以后的申诉埋下伏笔。

第三，兼顾家属的情绪与期望。

有些家属无法接受认罪认罚，认为“认了就是输了”。在这种压力下，律师选择“骑墙”，既安抚家属情绪，又不至于让当事人失去从宽的机会。

三、“骑墙”的风险：

第一，可能激怒法官。

在很多法官看来，认罪认罚的核心价值在于“节约司法资源”。如果被告人认罪了，律师还在长篇大论地做无罪辩护，法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你们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

一旦法官产生这种反感情绪，即使最终仍然认定了认罪认罚，在量刑时也可能不会给予最大幅度的从宽。

第二，可能让检察官撤回从宽量刑建议。

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律师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检察官可能会认为被告人“并非真心认罪”，从而当庭撤回从宽量刑建议，要求按普通程序审理。

第三，策略本身的逻辑冲突。

认罪认罚的基础是“认罪”，无罪辩护的基础是“不认罪”。这两种立场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给裁判者留下“当事人认罪态度不端正”的印象。

四、如何正确操作“骑墙辩护”？

尽管存在风险，但在特定案件中，“骑墙辩护”仍有操作空间。关键在于方式方法。

第一，庭前沟通至关重要。

在开庭前，律师应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充分沟通。明确告知：律师做无罪辩护，主要针对法律适用问题，而非事实认定；当事人本人认罪认罚的态度是真诚的，律师的辩护不影响其认罪态度。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法官和检察官有心理预期，避免在庭上产生“被突袭”的感觉。

第二，辩护要“精准”不要“全面攻击”。

“骑墙辩护”不是全盘否定。律师可以把重点放在“法律适用”的争议上，而不是去攻击事实和证据。例如，重点论证“此罪应认定为彼罪”“涉案金额计算方式有误”，而不是论证“被告人什么都没做”。

这既能体现律师的专业价值，又不至于与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产生直接冲突。

第三，被告人本人要态度到位。

被告人本人必须在法庭上明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只有被告人本人的态度足够诚恳，律师才能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法理探讨。

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也含糊其辞、态度暧昧，那这个“骑墙”就彻底失败了。

五、不“骑墙”，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如果觉得“骑墙”风险太大，也可以考虑以下替代方案：

方案一：先认罪认罚，但保留上诉权。

认罪认罚后仍然可以上诉。如果上诉理由是“量刑过重”而非事实认定错误，检察院一般不会抗诉。这是一种更为稳妥的策略。

方案二：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留口子”。

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可以附加说明：“被告人承认实施了指控的行为，但对行为的法律定性持有不同意见。”这种附加说明，不影响认罪认罚的适用，但为律师在法庭上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留下了空间。

方案三：庭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如果担心当庭辩护激化矛盾，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向法院提交一份详细的书面辩护意见。这种方式既能充分表达辩护观点，又避免了当庭“对抗”的紧张气氛。

六、结语：利益最大化需要智慧

“骑墙辩护”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在认罪认罚的框架内最大化当事人的利益；用得不好，可能两头落空。

是否选择“骑墙”，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案件争议点在哪里？法官和检察官的风格如何？当事人本人的态度是否坚定？

更重要的是，律师要对自己的辩护策略有清晰的认知：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是为了给上诉留伏笔？还是为了安抚家属情绪？还是真的认为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根本性问题？

目的不同，策略不同。只有理清这些问题，才能在认罪认罚的大趋势下，为当事人争取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