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回顾，当年的“围攻余秋雨”，近乎“全员恶人”

现在回头看，文化界大批余秋雨，应是从1992年开始的，起初也只是说他“文风”或“学风”有问题，是比较正常的行业批评。余秋雨最大错误在防卫过当、反应过猛，公开说这些批评文章是“无以名状的邪恶与阴毒，才读几句就像吃了苍蝇，最好的办法是赶快推开”，直接激怒了同行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了。倘若一开始，余大师能够谦逊一点，亦或干脆不作任何回应，后续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事了。这很像当下的网红或明星，名噪一时，流量宠儿，只因态度过于高傲，言语过于刺人，导致引发众怒，矛盾愈来愈深，最终无法解套了。

所以，大概从1996年开始，对于余秋雨的批评，已经逐渐变了味，主导不再是正经严肃的文学或学术评论，而就是千方百计“找茬”，论工拙于毫芒，评短长于一字，集体放大镜找他的问题。从“文风”与“学术硬伤”挑刺，逐渐转向品行追究与道德审判，乃至到处挖他“发迹前史”，所谓“人格之争”实际就是一种变相的人身攻击。而余秋雨的应对，又出现重大失误，不但未曾吸取教训，反倒态度更加强硬，完全是傲然睥睨且死扛到底的架势。现在想，那个时候的余秋雨，如此精明一个人，之所以会如此颟顸，应该是误判了形势。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文化界头号“流量明星”，所到之处都是闪光灯，新书一出版照样“洛阳纸贵”，很自然以为舆论在握，“群众”或“公论”会更愿意听他的，而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小报记者。

可问题在于，一个小文人或一介“小报记者”，当然不成气候、不足畏惧，可如果他们全部合起来，形成利益联动呢？到了这个时候，话语权的掌握显然不在具体某个“流量明星”，而在操持这些平台的“文化人”群体，何况那还是个纸媒为王的时代，“群众”都还没有多少发言权，“公议”也可翻云覆雨。一句话就是，余秋雨在不经意间，早就把文化界人士近乎得罪精光了。如此不出意外，他很快就从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堕为遭“群嘲”最惨的“余大师”。到了这个阶段，余秋雨实际已百口莫辩。他剩下唯一的招数，自以为可以说服“群众”（实际是“文化圈”人）的，就是拿“盗版”说事，同样搞起“人身攻击”，指责那些批评者不是出于嫉恨，就是盗印商的黑手，还自比遭人暗算的苏东坡，那种悻悻然怒又戚戚然忧的状态，由于过度夸张，一下子变得更有话题性了。想余大师到底是搞戏剧的，古典文史读得不够多，他似乎不知道黄庭坚早就有言，“俗子喜讥评东坡”（《山谷题跋》），对于鸡毛蒜皮的闲言碎语，东坡可是无所谓，向来付之一笑的。

如今30年后再回首，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宁杀错，不放过”的绝对化打法，以及自恋程度无限加剧的拙劣表现，不仅“群众”不会相信与同情，反感更深了，连中立者都给推到了“敌营”，余大师从此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了。此后的他，差不多沦为孤家寡人一个，连一个为他说话的人几乎都没了，比如起初大力推毂他的伯乐余光中白先勇们，后来也悄然转变态度，委婉承认看错了人。余秋雨一再吹扬海上大佬王元化，可人家从未公开为他说话，其子王承义后来还公开藐视， “我们家对余秋雨很排斥”（《吴拯修访谈录》）。到了2003年前后，文史学界也大批出动，深挖各种材料，指控他有“污点”，愣将这“反余”戏码推向顶点。连他过去的那些同事，都纷纷出来“指证”他那“难言之隐”的少年营生，老余遍体鳞伤。“旧同事们”都纷纷站队了，“群众”自然更不会相信余秋雨的一面之辞，即便他说的可能才是真实版本，自辩是更有道理的。到了这个份上，讲理已没什么用处了，情绪才是主导一切的重心。“余秋雨”这个名字，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洁”的符号，拂郁公论以至于今。

当然，这些也可说老余此前“做人”到底不够周到，是“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引发的后患问题。他自己扶摇直上了，却懒得关照下那些老伙计们，导致他们也成了“帮凶”。老余后面一再痛斥“小人”嫉妒起来最难缠，其实就是暗指那些故人。这自然也是策略失误，本来要及时补救很容易的，都同在上海，打个电话亦或聚聚餐，说些好话，联络下感情，顺带送点温暖，似乎立马都能缓颊的事，他偏偏还是要冷漠到底。想他此前还当过多年大学祭酒，真不知道咋想的，连这等小儿科的“安抚”工作都做不好。似乎也只能推测说，彼时的他真的膨胀了，心态飘了，太渴望高大上且完美无瑕的“一代宗师”人设了，都不屑于与那些“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落魄兄弟再打任何交道了，名字一块出现都觉得臭。余秋雨的糊涂，让彼时对岸的吃瓜群众龚鹏程都迷惑不解，说“他越打，敌人越起劲，这真是何苦来哉？”（《鹏程随笔》2004.12.19）。这是好热闹如龚老也没想明白，喜欢“高光时刻”的人，是有表演欲的，几乎不由自主。

比如“徐老三”与胡锡涛诸位“故人”，一开始还是为余辩护的，可余居然觉得他们多此一举，哪壶不提提哪壶，仿佛与之并提是莫大耻辱，还要反唇相讥。到底同事一场的情谊，你既然这么凉薄，至此也就破碎了，无需再去维持了，可以很坦然来个“义不容默”，沉寂多年后借机再曝光。而倘若共事者都要集体倒戈，这种名誉上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因为“群众”天然相信“身边人最有发言权”的朴素经验主义，一个人要是让所有同事都孤立，那是怎么辩解都是越描越黑的。他过去的衿契铁哥们，“我的朋友沙叶新”，“反水”沦为“钦定四大恶人之首”后感叹说，“（余）这个人呐，真是不可救药”，言下之意就是觉得余大师过于“爱惜羽毛”，太端着，太好名，为人又鼠肚鸡肠，蒜皮睚眦，从而导致应对方式过于愚蠢，本来不过“毕竟一书生”五字“免责声明”就能轻飘飘蹚过的事，是汤一介朱维铮冯天瑜刘梦溪都干过依然无妨岿然大师的事，是彼时所有知识分子颠倒梦想而不可得的事，结果欲盖弥彰弄巧成拙翻船了。这个病，要用中医诊脉，或许就是“以清虚之府,纤芥不容,难护易伤故也”。

近30年后的今天，待一切尘埃落定，再重新扒这些八卦资料，我自己对于余秋雨，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同情的。一个，所谓的盗版商“黑手”，我相信确实有，毕竟那时“余秋雨”就是块肥肉，书商都在觊觎，都梦想着吃上一口，都在用尽手段；二个，我也觉得好些批评者看似正义凛然，其实就是意在“蹭流量”，要靠骂余秋雨博出位、迅速出名，最起码还能挣到一些优厚稿费，所以那些年不仅报刊上骂余秋雨成为潮流，出书“指导”余秋雨居然也成为热门选题，好些无名之辈真的借此蹿红，亦或大挣其财。比如金文明指控余秋雨“学术不端”，抄袭章培恒《洪昇年谱》，由于事情太过荒谬，搞得事主章培恒都“垂死病中惊坐起”，赶忙在医院中写澄清文章。诸如此类，意图都是很明显的。所以，如今回头查阅，这场持续近20年“围攻”事端，始终没留下什么有意义的讨论，文献资料价值约等于零，乃至连一篇可观的文章都付诸阙如，散场后惟馀一滩狗血一地鸡毛，满目疮痍。绝大多数批余文章，要么小题大作，要么上纲上线，愈到后期愈是如此，生怕落后一步抢不到了，文人集体的劣性也是展露无疑的。章培恒说好些“反余者”是“借文史差错之名攻击、诬陷余秋雨”，可说是公道话。“八大门派围攻余秋雨”事件，往大了扯，也可以说是一起关涉“前阅读”的公共心理症候。

当然，我这么说，也并非全站余秋雨。苍蝇不叮无缝蛋，余自身的问题也是够大的。归纳起来大抵有三：一个就是如前所述的，他回应策略一误再误，这是判断能力不足问题；其二，他似乎真太飘飘然了，少年得志，中年暴富，老来又什么都想揽之入怀，可与此同时人缘极遭，导致“失道寡助”，确实可说是有那么一点“人品”问题；其三就是他态度过于蛮横，自我认知过于自负自恋，有错不认，明知故犯，执迷不悟，自然得不到支持者，这其实就是性格缺陷问题。但总体而言，确实都属于小问题，无非身为文化名人，风度不足气量不够，以及水准有欠，现实感丧失，溯及颠末，挹其得失，不过如此。比如他的那部“封笔”自传《借我一生》，有一章专门留给反对者，还特意形容其中某一位的特点，是“衣着潦草,穿得很差”，暗示人家是因穷困才纠缠上他这个名人大款的，他本人是自以为得计，可效果显然极差，多数读者看到此处，只会愈加反感，因为攻击手法太LOW了，也不大会代入他那一方。可以说，余大师与其反对者，越到后来就越同化，面目逐渐一致了。后来某学者看不下去，出来呼吁“网络文明”，禁止脏话骂人式的表达，针对的就是正反两方，相当于中立裁判各打他们五十大板。

坦白说，我过去也是很讨厌余秋雨的一个吃瓜群众。可二三十年后，随着阅历增加，还有时间也沉淀下来了，有了更多的旁观理性，反倒是比较同情余，转而更讨厌那些“正义人士”的，毕竟余再怎么说都并非主动挑衅者，而是被迫防御。他的毛病，至多也就是骨头偏软媚，有那么一点“谩讶钤山文体变，渠家底里是青词”的意思，可当下文场学林又有几个铁脊梁硬汉子呢？所以，不客气地说，这场旷日持久的“围攻”闹剧，说是近乎“全员恶人”也是不为过的。想起前些年在本地医院候诊椅上突然“溘然长逝”的古远清老先生，这位曾让余秋雨气到破口大骂诅咒他“早日进精神病院养病”的“打余专业户”，十多年前曾来附近交流，谈及当年“余秋雨事件”，他明显是很洋洋自得的，自诩生平干过“最厉害”之事就是让余秋雨暴跳如雷，而余后续状告反倒让他名满天下云云。从其言谈中，我是很直观体会到，这些人“反余”，着实很难说是激于义愤，心中尽着打小九九了，不是有私人恩怨，就是意图剐蹭点名利，“余秋雨”不过是他们任意操纵的流量密码。

老余马兰夫妻近照

坦白说，那一晚，古先生在昏暗讲台上那实诚又诡异的笑，曾刹那间让我怀疑所有文学批评的意义。现如今重弹这段八卦，我还想起两则名人论断：一个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一个著名比喻，他说中国社会就像个没有裁判的巨型足球场，球员可以按照各自内心中的规则踢球；而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显然更狠，他曾说中国人压根拒绝说服他人与被人说服，会觉得言语没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的态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势：中国的效力观》，北大社2009年版，页48）。我觉得，这两段似乎特能说明“围攻余秋雨”此事的整体性质：骂的人看似“路见不平一声吼”，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乱骂一通；而被骂的那一方，总自诩“温良恭俭让”，可从来不会想到接受批评，不管你骂得如何有道理。

2026.5.3夜，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