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日本"活宝"级政客文人奇葩言论:信口开河背后，如何让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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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坛的“失言大臣”不仅不见收敛，而且越发放肆。

1、让人瞠目的言论

2001年7月，刚刚就任防卫厅政务次官的西村真悟，就对周刊杂志《花花公子》的记者大放了一气厥词。西村是自民党中著名的鹰派人物，早在1997年就乘船登上钓鱼岛，鼓吹以武力保卫日本的“领土”。

采访者问他:

现在您当了防卫厅政务次官，可以堂堂正正地策划登岛了吧?

西村回答:

必要时我会去的。不过，现在比起登钓鱼岛来，倒是去光顾六本木(东京繁华区，也是防卫厅所在地)的红灯区更难了。不过，那是日本的领土，通过外交解决不了的话，还有我们防卫厅呢。

对2001年3月2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向“可疑船只”开炮的事件，西村强硬地表示：

迄今都是下令海上警备行动，但下次要动真格的，把它击沉。
我的主张是，中国的调查船实质上属于对日本领土的恐怖行为。但现在是通过外交解决阶段，另外，对方也没有进入采取军事行动的阶段。

当采访者又问他作为政务次官，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时，西村干脆地回答:

不管当不当政务次官，作为政治家，毕生的工作就是创建国军。把它推向全世界，把“大东亚共荣圈”、“八紘一宇”推广到全球。我是民族主义者，我认为不是民族主义者就没有当政治家的资格。

西村信口开河，越说越离谱，竟然鼓吹日本要发展核武器他说:

一些政治家讲什么“不持有攻击性的武器”，那不具有攻击能力的武器是什么?岂不成了哧水枪了吗!核武器这东西，只要双方都持有，核战争才不会发生。相反，没有核武器的地区才是最危险的。所以说日本最危险。我认为日本最好也应持有核武器，这个问题国会也应该议论。
核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抑制力的东西，好比强奸，如果对强奸没有任何处罚，包括我自己在内，人人都会成为强奸犯。但是，正因为处罚具有抑制作用，才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如果周边国家将中程导弹对准日本的大城市，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现在日本国会已经到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道理实际上就是“男人搭救正在被强奸的女人”，换句话说，所谓征服，就是“排除被征服国家的男人，然后强奸他们的女人，让她们为自己生孩子”。反过来说，我们的国防就是“防止我们喜爱的大和(日本)淑女遭他国男人的强奸”。

西村的“强奸理论”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实在不敢相信这竟出自一位日本政治家的口中，除了暴露出他的狂妄和好战以外，也透视出他内心的龌龊。

2002年1月1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前防卫厅长官野吕田也在秋田县鹰巢町做了一番表演，他称:

由于日本进行了大东亚战争，才从根本上消灭了欧美列强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直到今天，只要你到东南亚走一走，仍然能听到许多人说，多亏了日本人才能获得独立。

野吕的胡说八道立即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同时也受到日本在野党和舆论的强烈批评。然而，在1月21日众议院表决民主党、共产党等4个在野党关于罢免野吕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的提案时，竟以184票赞成、275票反对的结果予以否决。

《朝日新闻》为此报道说:

日本政府最近决定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采取“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对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予以放行。这就是说，那些严重失实、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将堂而皇之地进入日本校园，毒害下一代。

从桥本龙太郎组阁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失言大臣”现象迭出不穷。诸如法务大臣中村正二、防卫大臣吕田芳成、建设大臣龟井静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以及先后在国会或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山崎拓、桅山静六、小泽一郎等人，每每都有“惊人之语”。

2、小堀桂一郎的谬论

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学教授，他曾着手编纂了一部《东京审判驳回、未提出辩护资料》，企图利用当年被法庭驳回的资料为推翻东京审判捞取一棵稻草。

以下，披露小掘氏几个荒唐透顶的谬论：

(一)《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十一条属于“误译”

对历史文件挑字眼，用“误译”来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是佐藤和男的“发明权”，小堀氏或许不敢僭越，所以先是重复一番佐藤氏考证的“侵略”与“侵攻”二词的区别所在。当然，他是站在佐藤的立场上肯定佐藤的“研究成果”。

随后，他对《旧金山和平条约》做起文章，指出其中的第十一条，即:

日本国受诺国际军事裁判所以及设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

他认为，其中的“审判”一词属于“误译”，应该译作“判决”。

他称：

这不仅仅是单词置换问题的误译，从条文的文脉来看，这里应该是“判决”，而不是“审判”。

他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之所以列出这一条款，是担心“日本恢复独立后，日本政府取消所有战争犯罪裁判所的判决，将拘禁的犯人一起释放”，所以，第十一条款“不是要求(日本)承认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所有军事审判团体，服从其判决理由”，只是为了让日本“肩负起让犯人服刑”的职责，“防止将战争犯罪的囚人一齐释放”，从而伤了联合国的“脸面”。

很显然，小堀氏之所以抛出“误译”说，实际上是为自我解释《旧金山和平条约》做铺垫。因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学者、国民都认为，日本政府通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表明其正式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这对于小堀等极力想推翻东京审判的人来说，无异是最大障碍，于是在“审判”和“判决”这两组单词上做文章，似乎用“判决”一词就可以否认日本接受《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一事实，进而否定日本政府通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为此，小堀甚是抱怨日本的政界、外务省、学术界以及外国问题研究者们的“怠慢”，未能及时地订正，以至使“东京审判史观就这样悄然地被肯定下来”，这便是小堀氏在“误译”上做文章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旧金山和平条约》中的第十一条是否应译成“判决”，前译的“审判”与“判决”有何区别，相信中外学术界自有公论，毋庸在此赘言了。

(二)“日本没有领土野心，欧美诸国才是侵略者”

小堀认为，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及亚洲诸国的战争不应称为“侵略战争”，而应称为“先制攻击战争”。

他说:

日本自认是他国领土的掠夺者，实在是不幸。事变进行过程中日本军确实军事占领了各地，但那是战斗的必然结果，没有掠取(外国)领土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日本没有掠取(外国)领土的意图。

小堀氏如果对从未涉足过地球的其他生物类讲这番话，或许有“人”信服，遗憾的是，这位连基本历史事实都不屑一顾的学者的“高论”，当然蒙骗不了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欺凌的亚洲诸国人民。

此外，小堀氏又列举了欧美诸国曾把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纳入殖民地的历史，然后抛出“亚洲解放论”，称:

这能说是日本侵略了东南亚吗?(日本军)作战的对手并非是那些地域的亚洲人，而是占据那些地域的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正是日本军把他们驱逐出去。也就是说，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侵略者。

小堀的“亚洲解放论”丝毫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拾人牙慧。

(三)《巴黎不战公约》包含有“自卫权”

东京审判所依据的国际法中，除了《国际军事审判所条例》外，《巴黎不战公约》也是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之一。为此，小堀想从这份公约中找出可以为日本侵略行径张目或合法化的“依据”。他首先为“大东亚战争”下一定义是“为了自存自卫而不得已的战争”，同时，不惜把昭和天皇的《开战诏书》搬了出来，大段引用，借昭和天皇的嘴说:

彼方毫无交让精神，拖延时局之解决，反之越发增大经济、军事之威胁，以逼我屈从，如此推移下去，帝国关于东亚安定的积年努力皆将化为泡影，值此帝国存亡危殆关头，帝国为自存自卫，除蹶然而起粉碎一切障碍别无其他。

小堀氏对昭和天皇这段《开战诏书》颇为欣赏，称:

这就是日本的主张，我认为这一主张至今仍没有改变。

接着，他开始从《巴黎不战公约》找“自存自卫”的“依据”，大段大段地引用了美、英、法等国政界人物当时的一些讲话，指出这些政界人物在解释《巴黎不战公约》时都申明内中包含有“自卫权”。

小堀又从反面论述道，如果日本加入《巴黎不战公约》:

日本在大陆的行动受到约束的话，这当是重大问题，对该条约的批准当持慎重态度。

言外之意，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条约上签字，就是看重了其中的“自卫权”。他又借用另一位否定派学者的话说：“该条约不仅没把战争视作违法，相反还确认了防卫战争的合法性。”

小堀之流对《巴黎不战公约》的解释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不论小堀抬出欧美那些政治家的“解释”也好，借用否定派的“独特见解”也好，《巴黎不战公约》中规定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要追究其战争责任，这该是公约中最根本的宗旨。

正因为如此，战后的东京审判才把《巴黎不战公约》作为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之一。

对此，小掘氏愤愤不平，指责国际法庭：

追究日本的大陆政策违反了《巴黎不战公约》，是他们严重的自相矛盾。

抱怨日本“落入圈套”，“被联合国套了进去”。莫不如说小堀氏片面取舍历史文献，为其所用的伎俩太幼稚可笑了。

3、失言的背后真相

为什么“失言大臣”们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宁可辞职、卸任也要“一搏”呢?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战后以来，在美国占领政策的导引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始终把持着日本的政治方向，他们多是战争的亲历者，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的一代，从吉田茂、岸信介到田中角荣(战时从军到过中国)、中曾根康弘(战时皇家海军军需官)，他们在战争期间接受的皇国史观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荡涤，甚至连他们的战争犯罪行为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如吉田茂和岸信介)。

他们所持的战争观仍然是皇国史观的货色不足为怪。另外，从政府、国会以及各地方自治体的构成看，尽管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对战争责任者予以“公职追放”(解除公职)，但不久就解除了“追放令”，战时的官僚(包括右翼团体要员)又重返政府各界。

财阀也被松了绑。这样，战争时期军部、政治家、官僚、财阀一体的机制，除了军部被裁汰以外，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都是战时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轻易转变。可以说，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没有经过深刻的反省或自我批判，并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来。

众所周知，美国在占领期间，为了把日本构筑成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通过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等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甚至保护天皇、维护天皇制、释放战犯、扶植右翼保守势力等，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长期搁置，没有得到认真或根本的解决。

从战后初期到中日恢复邦交前，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对美一面倒，在施政方针上实行经济主义政治，朝野上下为建设经济大国日本而努力。与此同时，战后亚洲始终处在冷战(甚至热战)的前沿，从中国大陆的三年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乃至苏联入侵阿富汗，战后亚洲30年来不安宁。亚洲各国没有能力和机会去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民间被害索赔等问题更摆不上日程，致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继续拖延下来，并演化成战后责任问题。

从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主张建立政治、军事大国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出台后，战后以来没有得到根除的皇国史观、国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货色开始抬头。反映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他们极力否定东京审判，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公然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甚至攻击战后教育是“自虐史观”，主张修改战后的教科书，对青少年进行有“民族自信心”和“日本的自豪”的教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一些政府要员再也按捺不住形成日久的战争认识，首先围绕着教科书问题，亮开了他们的嗓门，拉启了“失言大臣”们大放厥词的序幕。

从1982~1986年，日本掀起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激起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而此时，正是冷战即将结束，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的空前时期。随着亚洲各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加大，针对日本朝野各界否认战争责任的谰言，民间被害索赔问题相继提上了日程。

尤其是强制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等问题浮出水面，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和震惊，战后以来一直被隐匿的日本战争犯罪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引起部分政治家、政府要员以及右翼阵营的强烈不满和疯狂抵触。

于是，他们相继跳了出来，在文化、教育、知识等社会界右翼保守势力的策应下，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进行了一系列淋漓尽致的丑恶表演。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导致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并直接影响到日本同周边各国的关系和交流。综上可以说，所谓“失言大臣”的“失言”，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口无遮拦的瞎说一气，而是他们长期以来积淀的战争观的真实表露，不是“失言”，是“真言”。

“失言大臣”的出现又同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密切关联，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义的必然产物;新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是产生“失言大臣”的温床，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社会问题如山的现实环境下，“新生代”政治家们为了摆脱困境，执意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统一国民的意志，诸如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国歌国旗法制化”等，而“失言”只是他们目的追求的政治手段之一 。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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