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见日清关系

△ 旅顺大屠杀

中日两国从19世纪在外部压力之下开启了现代化之路，这一历史变化也带来了东亚诸国关系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成为今天两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学校历史课程内容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如何全面中肯地向学生介绍这段历史是摆在两国历史学者与历史教育者面前的课题。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在历史观中曾经历了启蒙运动中的普遍主义，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hu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与环境的产物、在本质上是没有高下等级之分的认知；又经历了伴随欧美列强崛起而带来的大国民族主义的变迁，这两种不同的史观都会在历史编纂中出现，而它们也影响着未来的历史。

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涉及到的日清关系演变过程中多个重要主题，就反映了其社会心理和历史观念的变化。以下我们就一些关键专题作出梳理与评析，希冀有利于学界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本项研究中收集分析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全国范围内采用过的10个有教科书编写发行权的出版社在不同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些出版社分别是：日本教育社、东京书籍社、大阪书籍社、清水书院社、帝国书院社、日本文教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日本书籍新社、中教出版社、扶桑社）。

一、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清关系的记述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清关系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几项重大史事，即《日清修好条规》、日清琉球之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这几项史事构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突破东亚地区原有国际秩序，努力建立以日本为东亚中心的新国际秩序的过程。多数日本教科书的叙述采取的是自我证明行为合理性的视角。

(一)关于《日清修好条规》

在《日清修好条规》是不是平等条约的问题上，日本各版本教科书基本都认为《日清修好条规》是在对等立场下签订的平等条约，可见这是日本社会较为一致的看法。

“这是日本与外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日本教育01年版)

“1871(明治4)年，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确定两国平等关系的条约。”(扶桑社01年版)

“政府在1871年签订了对等的日清修好条约。”(日本文教02年版)

“1871年日本与清缔结了对等的条约(日清修好条规)。”(东京书籍05年版)

“政府和清之间缔结了承认彼此对等地位的日清修好条规。”(大阪书籍05年版)

“1871年，与清缔结平等条约。”(清水书院05年版)

“1871年政府与清国缔结了对等的条约(日清修好条规)。”(日本书籍05年版)

“1871年，与清签订了对等的日清修好条约。”(帝国书院05年版)

这些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当时签订条约的历史背景没有介绍。其实，《日清修好条规》是清朝和日本围绕朝鲜问题产生纠葛后签订的，该条约的签订借鉴了西方近代创建的国际法。据此，日本摆脱旧有东亚秩序，与清朝建立了对等关系。这点在部分教科书的表述里可以明确感知：

“这是根据欧美列强所通用的国际法原理……”(扶桑社01年版)

“日本以近代国际法为基础，把欧美式的外交关系引入亚洲，这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传统式国际秩序相对立。”(东京书籍05年版)

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叙述，旨在强调中日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当时日本急于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近代西方的对外交往原则，建立一种全新的日清外交关系。

(二)关于日清琉球之争

日本直接吞并琉球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尝试，日本吞并琉球不仅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之前刚修订的《日清修好条规》，在中国人眼里，这正是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出尔反尔的表现。

日本教科书常有对清朝的歧视思想。其实，日本不仅对清朝存有歧视思想，而且对整个近代中国都时有歧视心态，教科书也提到了战时日本社会对中国和朝鲜的歧视思想，这种从心理上描述社会环境的方式是值得中方教科书借鉴的。

“这次冲突反映出尚未具有近代国民国家观念的满清，与业已具备国境概念之近代国民国家日本意识的差距，这是最早的代表性事件。”(扶桑社05年版)

一些教科书则将责任推给清朝，即强调琉球两属说，造成日清对立假象。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琉球从14世纪开始就是中国的属国。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征琉球送粮饷，琉球国王拒绝。之后再三劝琉王朝日，琉王不从。1606年，日本侵略琉球，掳琉王及大臣而去，两年后释归。之后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使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琉球依旧与明交往，奉中国正统，并接受中国封册。清朝时，两次赐印“琉球国王之印”。琉球夹在两大国之间，不得不在政治上委曲求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据此并不能得出琉球为清属国的同时也为日本的属国。日本多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却凸显琉球两属说，认为琉球虽是清的属国，但同时也是被日本所统治的，以此来掩盖由于日本侵占琉球引起日清对立的事实真相。

在处理琉球问题上，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了维护日本对琉球的领有权，不惜笔墨将侵占琉球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清朝中国。

“琉球一直以来接受萨摩藩的统治，但同时又是清的属国。政府于1872年，在琉球设置琉球藩。”(中教出版社86年版)

“琉球在江户时代被置于萨摩藩的支配之下，仍旧维持着与清的复杂的从属关系。”(学图出版社92年版)

“随后，将由萨摩藩支配的同时在形式上属于清的琉球在废藩置县的时候并入鹿儿岛县，1872年设置琉球藩。但是，清不承认(日本政府的做法)。”(日本文教97年版)

“琉球王国虽然在江户时代就在萨摩藩的支配之下，但同时也跟随着清。”(日本教育05年版)

“琉球王国在江户时代虽然在表面上向清臣服，实际处于萨摩藩的支配之下，为完全让琉球成为日本领土……”(清水书院01年版)

“江户时代的琉球在受萨摩藩支配的同时，另一方面被清任命为王。”(帝国书院05年版)

许多日本历史教科书忽略了琉球国王向清求助、琉球民众反抗日本的事实。历史上日本吞并琉球时，琉球王秘遣使者数次来华求援，“为泣血呼天立救国难事”。对日本无礼威胁琉球，“举国惊骇”。面对侵略者，国内一片哀惨之相，琉球对中国的求援是“泣血呼天，万勿刻缓”、“泪随笔下”、“肝胆几裂，痛不欲生”、“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至今仍催人泪下，亡国之痛，仿佛历历在目。然而日本历史教科书在记述中忽略了当地人民的感情。

(三)关于日清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在近代崛起后使用战争手段改变远东地区原有政治格局，谋求远东利益的行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19世纪末的日清战争原因的解说主要有5种情况：

第一种是日清对抗说，回避日本策划与挑起战争。

“日本凭借不平等条约迫使朝鲜开国后就逐渐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为此，与视朝鲜为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的清产生对立。”“日本为与清对抗马上也派遣军队。”(帝国书院92、05年版)

“朝鲜政府向清请求派遣援军，日本为对抗这一行动也出兵朝鲜。”(日本教育05年版)

“清为了不失去朝鲜这个最后的重要进贡国，将日本视作敌人。”(扶桑社05年版)

“日本利用朝鲜宫廷内部的对立关系，与依靠日本的势力联手，试图排除清朝势力，但是以失败告终，反倒加深了与中国的对立关系。……为了镇压农民军，朝鲜政府向清求助。这样一来，事先做好与清进行战争准备的日本立即出兵朝鲜。”(日本书籍05年版)

这种说法掩盖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及其对外扩张的政策。教科书对日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意图，叙述客观。但是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说成是清与日本争夺在朝鲜的霸权，将日本的主动求战，变成日本的自卫战争，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这里，用时代的原因为其侵略行为进行开脱的意图十分明显，淡化了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即把日清战争的原因归结为双方的对抗立场，从而达到人为的战争性质“中性化”，对中日双方各责五十大板，甚而有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清朝之嫌。

第二种是帮助朝鲜开化说，鱼目混珠。

“朝鲜和琉球一样原本是臣服中国的国家。明治政府一直要求朝鲜和日本一样从中国独立出来，进行欧美式的改革，与世界广泛交往。”“1884年，曾留学日本、主张实施急剧变革的人期待依靠日本的援助发动了政变，结果还是被清朝的军队镇压下去。这一事件使日本和清朝的关系变得恶劣。此后，清朝向朝鲜派去有威望的政治家，对朝鲜的内政进行了强烈的干涉。”(清水书院05年版)

寥寥数语，意味深长，文中表述有待修正。事实上，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后来，倭国又“遣使奉献”，说明公元1世纪中期，日本与中国汉朝有交往，但日本依然是个主权国家，就像朝鲜一样，虽对中国有朝贡义务，但主权是完整的。而教科书将明治政府变成正义的化身，明治政府俨然就是救朝鲜脱离中国势力控制的“救世主”，帮助朝鲜“独立”并“开化”，甚至还帮助朝鲜找到了出路，这未免过于暧昧。之前朝鲜已经和西方国家签订了条约，其中以中国为宗主国。日本不可能为了充当救世主才发动战争，无故向一个主权国家出兵，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版本的教科书把日清矛盾曲解为近代与传统的矛盾，这就隐藏了当时日本伺机侵占朝鲜的动机，破坏中国的形象，以起到美化侵略本质的作用。

第三种是日本争霸说：

“朝鲜政府为了镇压，向清请求援助。日本为了获得在朝鲜的领导权出兵。8月日清战争开始。”(日本文教05年版)

像日本文教版教科书这样明确指出战争是日本为“获得在朝鲜的领导权”而导致的，能够将日本出兵朝鲜看作是日本争霸亚洲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这样的教科书为数不多。从征韩论到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再利用朝鲜内部的动乱出兵朝鲜，拒不撤兵，袭击清军，整个过程完全可以发现日本侵朝、侵华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大阪书籍86年版；日本书籍93年版)。

第四种更是远离当时史实的日本自我防卫说。认为日本出兵朝鲜从而发生日清战争是日本自我防卫之行为者，有扶桑社、清水书院和学图出版社，它们主要从朝日的地理战略地位和东亚局势紧张两个方面进行渲染。

“朝鲜政府向清请求援助，日本出于保卫本国利益的目的也派遣军队，日清战争开始了。”(学图出版社86年版)

“就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安全保障，请看看东亚的地图，日本是稍微偏离欧亚大陆，漂浮于海上的岛国，面向日本的朝鲜半岛则像是一只从大陆伸出来的手腕。”“当时，朝鲜半岛若落入与日本敌对大国之手的话，就会变成攻击日本的绝佳基地，对没有腹地的岛国日本而言，要防卫是很困难的。”(扶桑社01年版)

以自然地理位置来说明大陆与日本的军事关系未免冠冕堂皇，当时日本企图顺着这只“手”攻进中国大陆的心脏地区才是确切的。

“这时，拥有朝鲜宗主权的是满清。不过还有更可怕的大国，即为了寻找不冻港，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东亚来的俄国。俄国于1891年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使得他的威胁更加迫近。日本政府认为在俄国势力到达朝鲜之前，亟须促使朝鲜与各国签订中立国条约，且为了保障朝鲜的中立，日本必须更加强军备。”“因此，为免失去最后一个有力的朝贡国朝鲜，满清开始以日本为假想敌(制定国防计划时，所设定的假想敌国)。”(扶桑社05年版)

“在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的时期，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这同一时期，俄国也着手兴建西伯利亚铁路，加强对东亚的关注。结果，对日本来说，朝鲜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清水书院05年版)

日本总是揣摩他国的心思为自己主动出击寻找理由。当时的清朝，根本无心“以另类的眼光看待东亚”，甚至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清政府还是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却不认真备战；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但国内市场狭窄，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统治集团急需从对外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再加上日本擅长揣摩他国的心理，明白欧洲列强的利益所在。比如俄国，虽像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准备尚未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这种“不干涉政策”实为默许或纵容，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日本急于求战的心态在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表露无疑：“我感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还不如以促成中日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电令(驻朝)大鸟公使：‘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的地位，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日本发动日清甲午战争正是这种急于求战的心态的必然结果。

教科书将日本的扩张侵略描绘成日本为东亚形势所逼，是迫不得已的正当防卫行为，这种叙述方法对辨别意识不强，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建设中的中学生而言，是一种偏颇。

第五种情况是避而不谈——回避战争的起因。

“为了镇压叛乱朝鲜政府寻求清的援军，日本也派遣了军队。混乱虽然平息了，但是两国仍不撤兵，那年8月，甲午战争开始了。”(东京书籍81年版)

“在朝鲜政府向清提出出兵请求的时候，做好战争准备的日本也以与清有条约为由，向朝鲜出兵。”(大阪书籍86年版)

“1894年，朝鲜爆发以东学党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派兵援助，日本也出兵朝鲜。在叛乱得到平复后，双方军队都不愿撤出朝鲜，日清战争遂爆发。”(中教出版社86年版)

“日清两国出兵之时，农民军为了避免外国的干涉，以政治改革为条件与政府休战。于是，朝鲜政府请求两国撤军，但两国没有听从。日本确定英国等保持中立的态度后，占领了朝鲜王宫。并在攻击清朝海军之后，正式宣战，开始日清战争。”(日本书籍93年版)

从这几个出版社的教科书字里行间的叙述中，难窥日清战争的发生原因，这也许是上述种种目的说也不能作为日本对朝出兵或挑起日清战争的正当理由。日本虽然凭甲申事变后与清朝所签的《中日天津条约》向朝鲜派兵镇压叛乱，但像日本书籍版教科书所说的，日军登陆朝鲜半岛时，农民军已与政府休战，应朝鲜政府之请的清军也已经在准备回国，而日军仍在不断增兵，并突袭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因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之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陆奥宗光《蹇蹇录》)。这些事实足够说明日本应当承担战争的责任，是不能回避的。

纵观各版本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原因的解说，可以看出整体趋势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教科书趋向于“避而不谈”，21世纪的教科书则采取“日清对抗说”或“日本自我防卫说”。由此可见在这一日清关系重大问题上，日本教科书回避历史真实的动机越来越明显，这可能会影响到中日双方在这一历史领域的理解和沟通。

而对于战争具体进程的叙述中，有5个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提到日清战争的战场范围(其中，清水书院01年、05年版删除了此内容)，但没有具体展开战争的过程，有意无意地回避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几次战役。

“1894年，日本向清的海军发动攻击，以此为契机，朝鲜成为主战场，爆发了日清战争。”(清水书院80年版)

“训练有素的日本军击溃了缺乏斗志的清军，控制了朝鲜、满洲的一部分、山东半岛，战争持续了8个月左右结束。”(日本书籍81年版)

“战争在朝鲜和南满洲进行，那年内，日本陆军占领辽东半岛，海军战胜了清朝舰队。”(东京书籍86年版)

“在朝鲜击败清军的日军压制住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日本文教97年版)

“战场除了在朝鲜外，还扩及到南满洲，日本不论海战或陆战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扶桑社01年版)

教科书对战争进程的描述不管是蜻蜓点水，抑或是刻意回避，甚至是集体失声，都不能掩盖战争的行为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日本突袭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不宣而战，然后战争从朝鲜境内的平壤，到黄海海战，再到辽东半岛之战，日军在旅顺对中国居民进行了屠杀，然后战场又转到山东半岛。海战、陆战交替进行的日清战争，绝不是简单像清水书院所讲的“战场主要在朝鲜境内”。遵循历史客观事实，是历史教育的准则，我们期望承载教育功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能遵循这个准则。

在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评价问题上，日本各版本教科书在强调日本胜利原因的同时，基本上整体回避了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包括日本自身的伤害。比如强调现代化的日本战胜了守旧落后的中国。

“日本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强化国内体制。然而，清的国内体制并不充分，也没有整备军事力量，8个月战斗的结果，日本获得了胜利。”(学图出版社86年版)

“这场战争在推动军事现代化的日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帝国书院92年版)

“1894年7月，日清战争爆发。落后于现代化发展的清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日本教育01年版)

“军事力量占优势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东京书籍05年版)

“究其胜利的原因，包括军队的训练、纪律、新武器的装备较为优越等等，但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已经被培养成懂得为国家献身的‘国民’之缘故。”(扶桑社05年版)

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对国内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清政府确实是腐朽与落后的，但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并未占优势，中国北洋舰队也是现代化军事装备，一些教科书强调日本的军事现代化，扶桑社还把它归结为“为国家献身”的国民意识，而这种建立在他国痛苦的错误的国民意识，不应提倡，更不能让世界观尚在形成中的中学生继承下来。

部分教科书也漠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

“1895年在下关签订讲和条约(下关条约)，结果是清与日本达成：1、承认朝鲜独立；2、出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帝国书院92年版)

“条约内容：清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支付赔款2亿两(3亿1000余万日元)，出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日本文教02年版)

“于1895年缔结了下关条约……(2)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转让给日本。”(东京书籍05年版)

“让”、“转让”的概念，否认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会使学生误以为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原本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双方是在和平、平等、融洽气氛下达成的协议，学生丝毫体会不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关于领土的分割，部分教科书如日本书籍版和中教出版社版教科书则依据史实说话。

“战胜了中国的事，给予日本国民自信的同时，日本开始轻蔑中国人，把朝鲜看作附属国的意识出现了。”(东京书籍86年版)

“根据下关条约，日本迫使清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赔偿2亿两银子，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中教出版社92年版)

“在下关条约中，清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给日本，并向日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并被迫与日本缔结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日本书籍93年版)

有几部教科书提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滋生出对亚洲邻国的优越感和歧视心态，说明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情绪的增长。

“……这样，日本构筑了侵略大陆的立脚点。从那时开始，日本人开始对中国人、朝鲜人持有一种优越感。”(日本书籍81年版)

“日清战争的胜利，在日本人中间，对中国以及朝鲜的优越感以及歧视心理越发强烈。”(日本教育92年版)

“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日本人开始拥有对中国人朝鲜人的优越感。”(帝国书院92年版)

“由于战争的胜利，在日本人中蔓延着歧视中国人的气氛。”(日本文教97年版)

但是教科书对这种贻害东亚和平的情绪没有进行批判，如果能够深入剖析这种心态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对学生学会联系历史、思考历史大有裨益。

也有部分版本教科书就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给了学生提示。

“结果是清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在获得辽东半岛、台湾等时，还获得赔款2亿两(约当时的日本国家预算的3.6倍)。这些赔款用于强化军事的同时，也成为日本工业化的基金。”(帝国书院05年版)

“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日本书籍05年版)

帝国书院版教科书提到巨额的战争赔款对日本军事的增强和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学生来说，教科书应该指明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的，是不可取的。《马关条约》就像大阪书籍版教科书所评价的那样，它是个不平等条约，是日方单方面拟定的条约，当时日本的伊藤博文要求中国的李鸿章只有“允”和“不允”两条选择，岂容中国考虑的余地？如果教科书没有这种是非判断，学生的世界观就会发生混乱，甚至错误。日本书籍01、05年版则扩大了日本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对世界的影响，而日清战争中那种以侵略手段获胜而产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恰恰是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略利益的心态，给世界带来的是严重的危害。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21世纪的版本相比较20世纪80、90年代的教科书而言，删减了关于不平等的日朝条约对朝鲜经济的破坏，却增加了朝鲜学习日本改革的内容，或创设一个“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的探究性问题，以显示日本对世界的影响。但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并没有对这种沙文主义情绪进行批判，而且尚有一丝自豪感。这常会引起亚洲各国对现代日本历史教育的忧虑。

二、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何如此叙述日清关系

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的近代史并不是单独成章描写，而是将其作为理解日本近代史的背景予以叙述，即可理解为，和日本近代发展无关的中国近代史是不会出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即使和日本近代发展相关的中国近代史出现在了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其地位也是从属于日本的近代发展，也就是说，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中国的近代史是为了衬托日本的近代史而存在的。

日本中学社会科的课程结构由历史领域、地理领域和公民领域构成，其“学习指导要领”中历史领域的最主要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加强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关心，使他们以世界历史为背景理解我国历史的大致进程和各个时代的特点，从而能用宽阔的视野思考我国的文化和传统的特色，并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之情，培养国民意识。”按此目标要求，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排须以日本的发展为主线，并只将和日本发展相关的世界历史作为理解日本历史的背景而加以呈现，这就意味着在日本教科书里他国历史存在所起的作用仅是为突出日本发展这一主题，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涉及中国部分的历史内容更是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如果结合对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中国古代历史部分分析，可以看出，当古代中国文明优于日本古代文明时，日本在承认向中国学习的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强调通过自我努力发展的过程，从而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但在近代部分，由于日本处于优越地位，便对相关的清朝历史带有歧视。其背景也源于近代历史上面对西方挑战中日双方所作出的不同反应。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北之后，国门日渐被打开，中国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过程。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国力，周边国家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朝贡贸易体系)，而中国很少积极主动地去吸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走上了被迫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道路。从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逐渐转为任人摆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间的落差不啻天壤。抱着对先前时期的无限怀念以及对新世界的缺少认知，中国在列强的不断欺凌下，在摸索中异常艰难地、缓慢地去适应这个落差。

反观近代日本，其近代化道路和中国的差异殊为明显。起初同样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日本，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和中国不同的反应，即中国是被拖入到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体系中，而日本在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更受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经历的刺激下，于1868年1月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积极推进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以此为开端，日本走上了积极主动融入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秩序。到19世纪下半叶，日本通过积极主动地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理念，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他所期望的东西，实践了“脱亚入欧”，成功地在亚洲国家中率先摆脱旧的欧洲殖民体系的束缚，成为列强中的一员，并向旧殖民体系下的远东国际关系格局提出了挑战。

同样面对西方的挑战，中日各自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其背后存有众多原因。比如说，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促进了民族团结，同时也有利于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成为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日本曾有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理念积极吸取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历，有积极主动从他民族中汲取养料的传统，而中国恰恰是缺少这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并且在西方入侵的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但是在日本教科书中，对于中日面对西方挑战作出不同反应的原因几乎没有涉及，在教科书中所见更多的是，清代中国历史的衰落形象、对日本本民族的精神的张扬，并在此基础上为当时日本曾经侵略周边国家的一些行为辩解。也许在历史分析中人们可以寻找各种视角，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寻找多种影响因素，但是，是非标准的坚守是需要传承给国民和后代的。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将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背景呈现，这样处理日清关系历史、本国历史和他国历史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讲，还是反映了一种“他者认识”史观。所谓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他者认识”，可以概述为日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眼中的日本，而在这里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即日本将中国作为日本自我延长线上的中国。这就是意味着日本是以日本自身的标准来评断中国，并用日本自认为优秀的一面来比照中国短缺的一面，这样比照出来的结果，充斥的只可能是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而很难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在演变。如此，两相比照之下，日本为文明国家就跃然纸上，而中国为落后国家也就不言自明。当然，比照客观史实而言，这种“他者认识”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部分失真之处。本着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中日双方有理由，同时也应有信心共同促进双方之间的理性认识，走出历史的变光镜，共同迎接崭新的时代。（节选自《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